毛虽然斗倒了高岗 但对他私生活丑史极为惊羡向往

本文摘要：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亿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我觉得叶子龙这人不易相处。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低，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叶子龙也是少年时参加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到陕北。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替毛工作。四九年到北京城前，他从未去过城市，没用过电，没看过霓虹灯。进了北京城以后，对着这个“花花世界”，他很快就被“同化”了。我想他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过去只是没有机会腐化而已。

一九五一年我还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一天叶来找我，要我给他五瓶油剂青霉素。他说他湖南老家的一位农民亲戚，得了梅毒，需要这种药。当时这种药中国不能生产，完全从美国进口，数量有限，门诊部只有两瓶。我没有给他，他拂然而去。他走后，门诊部的护士长同我讲：“你怎么不给他？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红人，中南海一霸。别人想给他，还碰不上这机会。你怎么得罪他？”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心想，我与叶河水不犯井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什么了不得哪。这可真应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想到后来我被调到一组，又应验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九五零年初期，叶子龙的待遇同大家一样也是供给制，没有钱。但许多人都愿意巴结毛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当时大力提倡节约的精神，叶却举凡食、衣、住、行都尽量追求洋化。北京高干俱乐部成立后，叶和那些负责人混得很熟，常常可以免费享用最好的餐宴。

高干俱乐部和北京饭店是叶最爱出没的两个场所。这两处的警卫从来不检查叶的通行证。任谁一眼望去都看得出叶是个高干人物。当时北京城的市民都穿着褪色缝补的棉衣，叶一身合身剪裁的毛料毛服十分突出显眼。叶也负责毛做衣服的事，裁缝总会提供叶一些难得的衣料。

叶并主管毛的礼品储藏室。毛通常将礼品慷慨分赠一组的人。但汪东兴告诉我叶的手脚并不干净，他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都是拿来的，叶还是北京城内第一个拥有日本制电晶体收音机的人。他后来对外国电器名牌十分熟悉，但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其输出国的位置。

叶的另一个“渠道”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设的“团和农场”，这里生产各种食品。解放后，各地都设有劳改农场，是关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劳动改造农场。生活条件极差。早期的政治犯都是国民党军队或低层地方官员。高级官员不是逃走，就是象我父亲一样，为共产党吸收。我父亲是共党欢迎的“投诚者”之一。共军打到南京时，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说服我父亲留下来。后来我父亲经由周的帮助，搬回北京，生活优渥，还有自己的房子。

我进一组后和叶相处得不好。他觉得我是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是汪推荐到一组工作的，于是傅连璋和叶联合想将我排挤出一组，主要由叶向毛说我政治上不可靠，我有架子，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合不来，看不起这些人等等。直到毛要江青告诉叶，这些都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卫士们也看不惯医生。卫士值班室和医务人员相邻。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立即可见。医生中，徐涛又特别沉默寡言。当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又冠上不正当行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唯恐祸从口出。

医疗人员一向较为沉默。相较之下，卫士们却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讲个不停。尤其每当叶子龙、李银桥来到值班室以后，这里成了茶馆，交流小道消息，散发牢骚怪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值班室里常谈的话题是性。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斯大林称其为“满洲王”。在一九五四年因被控“反党联盟”而自杀。汪东兴告诉我，高和饶漱石集合了一些人反对刘少奇，因此被批整。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着性大发阙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

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江青是卫士们另外一个爱谈论的话题。每当江青不在场时，卫士们总把江青奚落得体无完肤。卫士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他最爱模仿江青。那年轻卫士很聪明，长得眉清目秀。江青的衣服都放在值班室，由警卫清洗和熨烫——江青的丝质内衣也由卫士负责熨烫。他有时戴上江的大草帽，披上江的大衣，撇开八字脚学江的样子扭来扭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次他正在表演的时候，毛出来看到，也笑了笑，倒也没有别的表示。

我自从一九四九年回国以后，没有遇到这种环境。我在卫士们之间总是沉默寡言，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被这帮人感觉到了。叶子龙便三番五次跑去向毛告状。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有一次李银桥在值班室发表议论，说江青怕人家给她提意见，跑到杭州“躲风”去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毛在广州同我谈时说：“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我说：“医生对一般人有架子是可能的，但对你不会。”他说：“那才不见得哪。你有没有架子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李银桥告了我一状。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间隙。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我自尊心极强，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衡量当下处境，毛身体很好，不须要一位专职的保健医生。再待在这，我永远无法成为杰出的医生。我仍强烈渴望成为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

因此我下决心离开一组。

我将我的这种看法向汪东兴讲了。汪似乎非常意外，摇摇头说：“大夫，你怎么打退堂鼓啊。你来了一年多了，为主席工作有成绩，你解决了他老人家白血球高的问题。调整了安眠药。主席休息得好多了。你应该从大处着想，服从党的需要。你再想一想，医生多得很，做医生做到主席的医生可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了。你要是这么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突然离开了，人家不了解你离开的原因，你也不敢说出这些原因，哪个机关敢要你去工作呢？”

汪的这一席话，确实打动了我。我也见过，凡是从这里调出去的人，即使是“家世清白，工农出身，苦大仇深，一心为党”的人，也到处不受欢迎，其中包括一位毛的前任保健医生。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才离开一组的。不然谁会离开中南海这个特权集团呢？我离开后，我本身的家庭历史更会启人窦。这可真是骑虎难下，只能像毛说的：“硬起头皮顶住。”

但我踌躇再三。虽然明白前途未卜，仍觉得应该离开，而且越快越好。于是，我向江青说：“我考虑过我自己的情况，我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和个人政治条件都不适合做主席的医生。最好让阶级出身好的，本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来代替我。”

江问我：“这些情况你同主席讲过没有？”我说：“我自己和家庭的详细情况，我第一天见主席时，就向他说过了。调换工作的要求还没有讲。”江沉吟一刻说：“这件事你不要同主席讲了，我们考虑一下。”

第二天江青叫我去，一见面她要我坐下。她立刻说：“你提的事，我们考虑过了。你自己和你家庭过去的一些政治问题，都是社会现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这些不能由你来承担责任。何况汪东兴副部长、罗瑞卿部长和杨尚昆主任都了解，做了审查，有了正式结论。周总理也知道。你还是安心工作吧，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这些问题了。”

汪知道这次谈话的结果以后，十分高兴。他说：“到底摸清楚主席的底了。他对你可是不错啊。我说我看人是差不了。你好好干，没错。”

因此我又工作下来，虽然心情并不舒畅。

我感觉到，自此以后，江青对我变得客气起来了。每次去看她，她一定叫护士或卫士给我泡一杯茶，也开始谈论医以外的话题了。她的闲谈的方式和方法，很可能是向毛学来的。谈到一个题目，她总是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探索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她所想知道的对方的情况。同时又给对方造成一种不拘形式的和无所顾忌的心情。无可讳言，在这方面她学毛学得相当成功，只是没有毛那么老练。

江青的许多高见只不过是一字不差的重复毛的话。我常常反驳她，但总是适可而止。文化大革命以后，江青将我以前对诗词或小说的看法批为鸳鸯蝴蝶派，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们还在广州。一天上午，江青的护士来叫我，笑嘻嘻地对我说：“江青同志叫你去。有好事啊。”

我走进三号楼大厅，江青正在大厅内看照片。我同她打招呼。江放下照片，笑起来。她说：“大夫，听说你一天到晚出汗啊。”

我很窘。去年从北京随毛出来，正是秋末冬初，我只带了冬天穿的衣服。没有想到在广州住这么久。天气暖，我还着纯毛咔叽衣裤。上衣脱掉，只穿衬衣。室内又没有冷气。因此每天从早到晚出汗不止。我讷讷地说：“没有想到主席在这里住这么久，我没有带夏季衣服。”

江随手指指身边几段衣料说：“你穿得太厚，这几段料子你挑一段，拿出去做。”我嗫嚅地说：“我穿着衬衣可以将就过去。”护士在旁暗暗地扯我的背后衬衫，我明白这意思。我又说：“谢谢你的好意。”江说：“你用不着客气，去做了吧。”她又叫来小岛招待所负责生活服务的老张，让他陪我去做。

我觉得这事出乎意料。平时听叶子龙和李银桥讲，江青十分小气。现在突然对我这么大方，而且又没有考虑到别的工作人员会怎么想，这必然会使我成为众矢之的。

我去找汪东兴，他说：“这几段料子是在广州举行的日本展览会上拿来的。给你一段，你不接受，她会认为你看不起她。你接受了，别人是会嫉妒，你就孤立了，我去替你推辞吧。”

他到江青那里去了一会，回来找到我，对我说：“你收下吧，江青同志很高兴，她说看同志热汗直流，为什么没有同志间的互相关心的感情呢？这可不是收买李大夫啊。”汪随后说：“以后有人说闲话，我来替你说明。”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们议论起来说：“江青一向是一毛不拔，送给大夫一套料子，可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叶子龙和李银桥便口口相传，说江青对我“好”，这不寻常。我一知道毛也听到这话，当天晚上，就去看毛，告诉他这段料子的事。毛说：“江青送给你衣料，事前我知道。”

毛知道江青不敢乱搞。江青知道这会成为毛不要她的最佳借口。她偶尔会讨好毛身边的人，顶多也只是和男人说说笑而已。

毛最后说：“你是‘君子求其放心’吧。”这事便落了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