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的改稻为桑，为何没成圈地运动

　　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被广大观众看作是一部历史“正剧”。电视剧的时代背景是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当时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所谓：“嘉靖，嘉靖，家家干净。”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奸臣严嵩父子想出了一个“改稻为桑”的点子，也就是将农民的土地买过来，改种桑树，养蚕，把丝绸出口到海外，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用以抵充国库的空虚。《大明王朝1566》里的嘉靖皇帝不但接受了严嵩的建议，还定为“国策”。

　　可以说，“改稻为桑”这个话题贯穿《大明王朝1566》全剧，从第1集内阁会议时严嵩提出“改稻为桑”的建议，到第34集严嵩父子倒台，“改稻为桑”计划失败，主要剧情都是围绕“改稻为桑”进行铺设。实际上，到第47集全剧结束为止，后半段的剧情依然有“改稻为桑”的后续影响。

历史上真有“改稻为桑”么？

　　早在立国之初，朱元璋就曾下令，凡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必须有半亩栽种桑、麻、木棉，十亩以上者加倍。如拒不执行，还有惩罚措施：“不种桑者出绢一匹。”这是因为，桑树本身虽不是纤维原料，桑叶却是桑蚕的主要食物，蚕桑丝织业是中国家庭最主要的副业，故桑树种植历来为中国封建统治者重视，农、桑的兴废一直被当作政治是否清明的标志。

　　不过，纵然有着强有力的“政府意志”，当时只重视对桑树的栽培，忽视了育蚕、缫丝、织绢等技术的推广，再加上另一种适应力更强、加工操作更方便的经济作物（棉花）与之竞争，明代中后期，多数地方的蚕桑业终究未能发展起来，洪武时期所栽种的桑树也变得寥寥无几。

　　凤阳是朱元璋老家，为了推广种桑，明初辟有大桑园，可到了明代后期，大桑园已成一片废墟。凤阳县“民不种桑”，成为知县袁文新最感痛心之事，以为这是当地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之一。帝乡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嘉靖年间，即全国来看，种桑区已经大大萎缩。偏偏事情总有例外，在《大明王朝1566》剧情所涉及的江南地区，更准确地说是太湖南岸，因地势低湿，不适合种棉，民间自发的“改稻为桑”趋势一直存在。这一带的蚕桑业显得非常兴盛，比如吴江县（属苏州府）当时就有“蚕桑盛于两浙”之称。境内盛泽镇蚕桑业尤为繁盛，镇上居民“俱以蚕桑为业”。据说，当地民间的少女，还不到“及笄”的年纪（十五岁），就已经要学习采桑养蚕了。

　　但与杭嘉湖平原（特别是湖州）相比，吴江又显得是“小巫见大巫”了。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南巡（1697）时就感慨，“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并随之断言，“蚕桑之盛，惟此一区。”康熙帝甚好巡游，多次南巡，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唯独盛赞“浙西”，杭嘉湖地区蚕桑业的高度发达，自不待言。彼时的“湖丝”天下闻名，不仅量大，且质量高。丝从何来？无非植桑养蚕。明、清时期，归安与乌程两县同为湖州府首县，经济最为发达，湖州的植桑也以归安、乌程两县为最。

　　根据明人记载，当地植桑密集，“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树艺无有遗迹”尤其是到了“蚕忙”季节，家家户户闭门不出，全家把心力用在养蚕上。此时，甚至官府的日常业务也一概停止，统统要为养蚕让路。 

为什么江南积极种桑？

　　为什么在江南一隅会出现“改稻为桑”的情形呢？用经济术语讲，这是因为种植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有着“比较优势”。

　　明代，经济重心南移，朝廷仰食漕粮，税赋依赖江南。明代学者丘濬就说，“韩愈谓‘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其中，苏州府、松江府的“重赋”现象最为突出，以今日相当于上海市与苏州市的区区两府之地，田亩面积仅占全国2.31%，承担的税粮却超过全国的12%。其实，地处太湖南岸的湖州府，同样“民力不支”，按照时人的计算，湖州当时“户不满二十余万，口不满五十余万”，却要“每夏除丝绵外，出银一十一万余，秋冬除粮夫外，出银二十万余”。负荷之重，显而易见。

　　一个被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他能怎么办呢？既然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其需要，很自然的，转向经营那些使他们“尽量获得这种最值钱的市场产品”——湖州一带，就是桑蚕业。嘉靖年间，归安县人茅坤的记载，当时地一亩用于栽桑的话，高产可采叶2000斤，卖价为白银五六两；中产可收1000斤，可卖二三两；最低产，也有一二两。相比之下，如果是种稻，高产者亩产量是2石以上，中产米1石5斗，下者仅数斗。当时江南平价米为大约每石五钱银子，则2石米仅值银一两，与2000斤桑叶的卖价竟相差5倍至6倍之多，与1000斤桑叶的卖价也相差了2倍至3倍，只能将将与桑叶最低产量比一比。更加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当时，桑地是不用交税的！据《湖蚕述》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朝廷以农桑为衣食之本，教民栽种，例不起科！”

　　既然收益比种地多，百姓趋利避害是很自然的，“桑争稻田”实在是必然的结果。有学者估计，明代初年太湖流域苏、松、常、嘉、湖5府水稻面积约占整个耕地总面积的85%，麦类作物的种植面积约25%（存在稻麦兼种的现象），由于经济作物（主要就是桑蚕与棉花）的排挤，到明代后期，水稻种植比重下降到66%，麦类作物种植比重也下降到20%左右。如此一来，其他地区因为无力生产，导致蚕丝业迅速衰落，太湖流域南部的桑蚕业则“桑争稻田”愈加繁盛，尤其是湖州百姓，将其作为主业，“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两者互为因果，此消彼长，差距便越拉越大了。

　　一方面，历史上的杭嘉湖地区是全国著名的粮产区，有粮仓之誉。唐代中期之后，嘉兴一地的粮食丰歉，就直接影响到江淮的粮食供应。到了宋代，更有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江南的肥美稻田既多被用来种桑养蚕，又如何保障黎民的生计呢？究其原因，是有赖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了畅达的水陆和运输工具之后，明代中期，农业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市场分工体系。一方面，太湖流域生产的丝织品除供本地消费外，主要面向外地。比如江西建昌府丝织业原料就主要购自湖州。

　　另一方面，江南“地阻人稠”。光是苏、松、常、嘉、湖，五府在起运漕粮（及损耗）之后，每年短缺粮食竟达10亿斤。因此也就形成了“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的局面，江南粮食不足则需长江中游四川、湖广等地输入。也是在明代，“苏湖熟，天下足”，悄然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湖广就已成为全国粮产区。湖广顺长江水路，可将体积大、分量重，不易储存的粮食迅速便捷地贩太湖流域的缺粮区，补充了这一区域“改稻为桑”，发展蚕桑业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而造成居民口粮的不足。当时，朝廷对此局面也是乐观其成，不再用行政强制措施征收江南两浙定额的漕粮，允许用外地购入的粮食充赋。

　　日后“一条鞭法”实施后，百姓可用货币（白银）充赋，更加可以自主选择农作物的种植，不必固著于种植稻谷了。

这么好的事情，有BUG么？

　　“改稻为桑”符合经济规律，又有很好的实践，为什么没发展成一个“善政”？咱们回头再看《大明王朝1566》中，无论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官方推动的大规模“改稻为桑”活动，但从逻辑上说，既然“劝导农桑”是历代封建王朝都有的政策，种桑养蚕的收入又比种植粮食作物高，加上大明朝廷又决定不增加“改稻为桑”者的税收，这一政策为何会在电视剧里还会引起如此争议呢？

　　这里面的奥秘如电视剧里的谭纶在裕王府中所言：“从种桑养蚕到织成绸缎，中间省去所有环节，利润可想而知”，因此也相继引发了毁堤淹田、强征强买等一系列恶性事件。比如剧中的杭州知府马宁远居然带着官兵踩踏农田，毁苗种桑，稻农在旁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因为一旦反抗，便是造反，必定抓捕入狱。

　　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大明王朝1566》的设定里，“改稻为桑”会夺去农民种稻的土地，后者因此只好租种土地，沦为佃农。这就触及了明朝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土地兼并”。在封建时代的农业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民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国家对农民征收赋役主要是以田产的有无为依据，有田产的人便有了正式而固定的户籍，于是便有承担赋役的义务。因此，农民小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是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很多王朝在开国之初，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千方百计保护小农经济的原因所在。

　　反过来，“不患寡，患不均”。愈演愈烈的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则会使得小农经济遭受破坏。皇亲官僚、豪强地主们通过滥用优免特权等手段，不但拥有大量土地，还将应缴赋役转嫁到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民的头上。赋税徭役和地租剥削最终只能令农民成为流民，距离揭竿而起也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从历史上看，经过明初农民战争的打击与朱元璋的铁腕压制（大规模迁徙豪族和富户）之后，明初的土地集中现象并不明显。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全国千余个县中（不包括两广、云南等边远地区），平均每个县有田在100亩以上的地主不过10户左右。然而，距离明朝开国不过半个世纪光景，皇家便带头设立皇庄，“与民争利”。

　　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建立仁寿宫庄、清宁宫庄、未央宫庄；明武宗在继位的第一个月内，又新建了皇庄七处，后又增至三十多处。皇帝带头，自然上行下效，贵族官僚、豪强地主也争相兼并田土。宣德六年（1431），山西大同共查出被“豪右占据”的屯田两千余顷。正统年间（1436-1449）驸马都尉赵辉占取民田三千余亩。景泰朝（1450-1457）汪泉占有庄田一万六千三百余顷……结果，明朝初年，全国征税的土地有800多万顷，到了弘治年间（1488-1505）已缩减为420万顷，减少近半，这说明政府控制下的征税土地越来越少。

　　明朝初年，全国户口总数为1600多万户，明成祖在位时（1402-1424）增加到2000万户，到了弘治年间却只剩下了900多万户，减少近半。

　　这些数字意味着当时土地兼并、隐瞒的状况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农民流离失所的范围和程度也很深。所以，《大明王朝1566》第45集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张居正和裕王说道：“藩王不纳税，官绅也不纳税，朝廷的赋税全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百姓不堪重负，就只能将田地卖给藩王官绅，如此兼并下去，总有一天，国库会一空如洗，百姓也会一贫如洗，再不改制，就便要改朝换代了”。后来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1572-1582），立即在全国范围里“清丈”土地，清查出不少豪强隐匿的土地，使得政府掌握的土地恢复到700万顷以上，对抑制兼并，均平赋役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何不是“圈地运动”？

　　出于抑制“土地兼并”这一设定，《大明王朝1566》中的“改稻为桑”最终沦为“反面典型”。但既然在历史上实际上不存在大规模推行“改稻为桑”这一政策，后世或许不妨大开脑洞，假设这一政策真的如电视剧所说，在整个江南大规模推行的话，有什么后果呢？是否会出现富商豪强买田、织桑，积累原始资本，农民失去了土地也会慢慢转变成为产业工人的局面？这与同一时期英国著名的“圈地运动”是不是又会有几分相似呢？

　　在“大航海时代”，随着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产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受利益驱使，地主贵族终止农民的使用权，大规模地圈占农民使用土地。其中，根据后来的调查报告，区区一个莱斯特郡在两年内就圈了10万英亩土地，约占该郡土地的百分之二。大批农民为此被迫出卖土地使用权，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

　　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1516）一书中认为这是牧业对农业的侵占，并愤怒地谴责这是“羊吃人”——尽管从后来的历史看，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而成为工厂的工人，这也为“工人阶级”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反观“改稻为桑”，后果又会如何呢？在现实历史里，桑蚕业在太湖流域取代稻米种植的进程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自明后期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这一时期，杭州府的田（种稻）减了30顷，而地（桑蚕）升了184顷；湖州府的田减了79顷，而地升了28顷。最大的变化出现在东面的嘉兴府（约当今嘉兴市）。在这里，田减少了1354顷，而地竟上升了1560顷！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地区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有学者估算，在太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在蚕丝生产方面，生丝年产量在明清之际约有1600万斤，贸易额约合白银一千五六百万两。在丝织品生产方面，清前期民间织机可能达到8万台，年产绸缎价值银1300万至1500万两！

　　但与英国的羊毛业兴盛导致“羊吃人”局面大不一样的是，江南桑蚕业的发展，未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这一区别的原因，或许在于牧羊不需要多少人手，种桑养蚕却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无论其身份是自耕农或佃户）——明万历年间湖州人孙铨曾经将蚕桑和水稻的劳力投入做过估算，其比例大概在100：5左右。迟至民国初年，一位名叫霍华德的蚕业专家还说：“这是一项极为细致微妙的手艺，蚕儿需要许多精心逐个的照料，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才能成功地发展这个行业，必须有足够的人力，才能进行这种消耗时间很长、十分劳累、报酬很低的工作。如果希望蚕儿长大并结出结实的蚕茧，必须不分昼夜，每时每刻照看它们。”于是，在太湖流域的桑蚕区的农村，普遍出现了“男耕女蚕”的生产模式。农家妇女的确脱离了大田农作，只不过取而代之的并非“失业”而是在家中养蚕、缫丝……因此，小农家庭的商品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彼此之间而非你死我活，而是和谐共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稻为桑”终究无法与“圈地运动”等量齐观。或许这正意味着，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的经济模式，对研究其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