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一切是诸葛亮造成的？

　　诸葛亮提出《隆中对》后，随即加入刘备集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从此开始了他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一生。

　　但他始终没有达到复兴汉室、卒成霸业的目的。

　　这固然是由于魏、吴力量的强大，然而与诸葛亮在斗争中犯了某些错误，特别是在荆州问题上措置失当，有很大的关系。

　　按照《隆中对》的路线，首先是夺取荆州。

　　荆州是曹、孙、刘三方必争之地，谁占据了荆州，谁就可西进四川，东下三吴，为统一中国打开通路。

　　然而从刘备与孙权的关系来说，荆州既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又是建立联盟共同抗曹的交点。

　　刘备不取得荆州，就没有立足之地，不能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孙权就不会重视与他的联盟；若刘备不与孙权联盟共破曹操，任何一方都难以夺取荆州，夺得了也难以保住，这是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

　　怎样夺取荆州，如何保住荆州，是刘备集团始终都必须重视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犯了急躁冒进和重益轻荆的错误。

　　起先是夺取荆州时急躁冒进。

　　公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指向荆州时，盘踞荆州的刘表病逝，内部随之发生分裂。以长子刘琦为首的一派倒向刘备一边，这支力量不大，且屯驻在夏口（今汉口，属江夏郡），时刘备屯樊城，相距颇远。

　　以次子刘琮为首的一派动摇于曹操、刘备之间，屯聚襄阳，离刘备近，力量也较强。当时诸葛亮主张立即吞并刘琮，乘机占领襄樊，为夺取全荆州建立基地。

　　对这个建议，刘备以为不可，借口“刘荆州（刘表）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没有采纳。结果刘琮降曹，让曹操占领了襄樊，接着南下江陵，兵临孙吴。

　　后世史家对此事有不同议论：一种意见认为当时刘备完全有力量解决刘琮，占领荆州，没有采纳诸葛亮的建议，是坐失良机；另一种意见认为，刘备虽能吞并刘琮，但不能抵御曹操南下大军，即或占领了荆州，也是保不住的。

　　应该肯定，在荆州问题上，刘备与诸葛亮并无根本分歧。刘备对荆州早已垂涎三尺，刘表在世时对刘备也早有戒心。

　　此时刘备不立即吞并刘琮以夺取荆州是正确的，所谓对已故刘表不愿“背信自济”只是托词。

　　他审度当时形势：

　　第一，以武力解决刘琮虽不困难，但是难以完全制服刘表集团将士，民心未服。在刘表集团内掌握兵权并有相当影响的是蒯越、蔡瑁这一干人，他们是当地的望族，反对刘备而倾向曹操，是刘备夺取荆州的极大阻力。刘备从他的政治生涯经验中，深深感到不取得荆州大多数人的拥护，要在那里站稳脚跟是不容易的。为此他曾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史称：“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但人数毕竟有限，刘备还难以服众。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还缺乏这种政治经验，急于求成。

　　第二，荆州是曹、孙、刘三方必争之地，谁抢先占据了荆州，将成为其他两方攻击的目标。若刘备抢先占领荆州，不仅会受到曹操大军的全力攻击，同时还可能引起孙权的嫉妒，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最后还是被迫退出荆州。

　　第三，曹操是刘备、孙权的共同劲敌，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与之抗衡，“外结好孙权”，建立孙刘同盟是战胜曹军的保证，本是《隆中对》的决策，而如何解决荆州的归属问题，是孙刘能否合作的关键。曹操南下的矛头虽主要指向孙吴，若按诸葛亮的意见抢先占领荆州，孙刘联盟必然不可能建立起来。孙吴难以抵抗南下的曹操大军，刘备集团更不是曹军的对手，也必然是损兵折将，

　　再度飘零，只有利于曹操。

　　所以刘备主张暂时不夺取有争议的荆州，先与孙吴建立联盟，同心破曹，是完全符合孙刘双方共同利益。

　　以后的事实表明，诸葛亮也认识到暂时不取荆州的正确性，故能担当起与孙吴结盟的谈判并完满地达成协议的使命。

　　曹操大军威逼东吴，孙权忙派人与刘备联系，刘备就毫不迟疑地派诸葛亮与之进行结盟谈判。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诸葛亮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劝说孙权，他说曹军虽众，但皆“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孙权）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刘备）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会谈中诸葛亮只着重分析各方军事实力，争取孙权全力抗曹，绝口不提荆州的归属问题。

　　“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随后的赤壁之战能取得胜利，正是孙、刘联盟的结果。刘备趁胜轻易地占领了荆州江南的零陵、桂阳、长沙、武陵四郡，从而初步实现其《隆中对》夺权荆州的计划。

　　后来曹操听说刘备取得了荆州，大为震惊，“方作书，落笔于地”。

　　赤壁会战后，曹操兵败北归，当时的主要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在荆州的归属问题上，孙、刘两家的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

　　清代王鸣盛指出：“周瑜方结刘拒曹，曹甫败，旋欲制刘以取荆而并图蜀。”形势的新变化，刘备是清楚的，所以进取四川时，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率大军镇守荆州，自己在庞统、法正等人辅佐下，率兵进攻益州。

　　诸葛亮镇守荆州的任务是很重大的。

　　一是要继续极力保持刘孙友好结盟关系，维持刘孙和平共处的局面，保住已得的疆土，使刘备专力西进巴蜀而无后顾之忧，不至于东西两面同时用兵。

　　二是必须保住荆州的安全，防止曹操再度挥师南下争夺荆州。

　　在夺取益州的计划顺利进行的过程中，庞统不幸中箭而亡。

　　与此同时，诸葛亮却丢下荆州，率张飞、赵云等部大队人马开赴四川，把镇守荆襄的重任交给关羽。

　　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如王夫之所分析的那样，“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诸葛亮的这一行动破坏了原来兵力的战略配置。若是为了尽速夺取整个益州，诸葛亮这次援蜀还无可厚非，但在益州取得之后，就应该还师荆州，把住入川的大门。

　　问题在于他没有这样做，到了四川就一直蹲在那里，眼看着刚愎自用的关羽在荆州破坏了孙、刘和平相处的关系，以至于丧师失地，关羽被杀，让孙吴占据了荆襄。

　　荆州之失，导致公元222年蜀吴夷陵之战，刘备大败，从此刘蜀只能闭守四川一隅，《隆中对》所拟定的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终成泡影。

　　荆州的丧失是诸葛亮重益州而轻荆州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后果。

　　在《隆中对》中，他认为荆州在统一天下的战略地位只不过是“用武之国”，只有军事上的价值，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处于侧翼地位，所以只需“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就行了，主力应放在益州，由刘备亲自率领出于秦川以图中原。

　　诸葛亮对益州的看法则不同，认为是地形险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地方，政治上、军事上都非常重要，是“复兴汉室”的根基所在。

　　显然，这里已经包含着明显重益轻荆的思想。

　　王夫之一再批评这一思想的错误，他认为这是不从当时政治形势出发，而仅依据地理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是靠不住的，“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其结果是“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祗成乎坐困”。

　　诸葛亮为蜀汉在四川经营了几十年，“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

　　或许有人说，诸葛亮轻视荆州的思想和荆州在赤壁大战以后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赤壁大战之前，“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沃野万里，士民殷富”。

　　但是，经过赤壁大战，情况不同了，并引庞统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说的话：“荆州荒残，人物殚尽。”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赤壁之战虽在荆州地区进行，但为时不久，曹操水军败于孙吴后，加之军中瘟疫流行，便立即撤兵北归，荆州再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倒是孙吴把占有荆州的图谋提到日程上来了。

　　如前所述，早在刘备进军益州之前，孙权接受周瑜和甘宁图取西蜀的意见。赤壁战后，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孙吴方面开始了向四川进兵的军事部署，周瑜提出愿与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

　　情况急迫，而建安十六年（211）十月刘备对入川图蜀的事尚犹豫不决。庞统非常急切，因进言道：“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刘备这才决定西进。

　　益州确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正好“权借以定大事”，这可能就是诸葛亮之所以重益轻荆的主客观原因。

　　但是诸葛亮也知道，刘备取得益州后，那里的士民并不心悦诚服，“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显然，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是不适当的，西晋初年就有些士大夫多讥议他“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尽管他在益州苦心经营多年，有并吞曹魏之志，想从秦川进攻中原，出奇制胜，走四百年前刘邦统一天下的老路，结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也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只得向后主刘禅表示：“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王夫之对《隆中对》的批评说：“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规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时势。……而公乃执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敌矣”。

　　“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雒、秦川之两策，不可也。”

　　这是十分正确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