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胡锦涛、王兆国等年轻干部如何被提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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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是一个组织、一个团体的骨干，是组织和团体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决定性力量。是否有优秀的梯队合理的干部队伍，决定着组织的成败。我党历来十分重视对干部队伍的培养和考察，尤其是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历来十分重视，一直从组织、思想、工作、品格各个方面予以全面地考察和培养。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家急需要一批既具有专业实力，又具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年轻干部承担起发展经济的重任，得益于当时中央出台的选拔年轻干部的方针政策，一批年轻干部开始接过老一辈革命家的班，走上更大的政治舞台，这其中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胡锦涛、王兆国等同志。

起用一代新人

“文革”结束后，平反的老干部复归岗位，干部队伍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干部制度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1982年3月，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应陈云的提议成立，经他提名，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出任局长。

李锐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即参加十二大人事小组。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336人，普遍文化较低，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53人。十二大强调，中央委员必须按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补充进知识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新委员。

最后选出的十二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48人，60%是新进的，60岁以下的将近一半，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王兆国、田纪云、朱厚泽等。最年轻的是胡锦涛，39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一。

中央一级领导班子调整完成后，开始了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李锐先后到陕西、山东、北京、两湖等地，主持调整工作。新陈代谢的阻力很大。湖南99个县，没有新增一个中青年干部。这种“春风不度”的死角，占到全国的30%到50%。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起用一代新人》，这是由李锐起草的。社论强调老干部们当前第一位的职责，“就是刻不容缓地选好接班人”。

特别上报程序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由中组部青干局负责。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

最早提出“第三梯队”概念的是胡耀邦。1983年5月，胡耀邦在会议上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之后，中组部向中央直属机关及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发出了上报后备班子名单的通知。

省部级后备班子选择的硬性条件有三：年龄一般不能超过50岁；原则上需要大学学历，但不唯学历论；一般是地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文革”时期表现好，有抵制态度，或者干脆采取“逍遥”态度。

为了引起地方领导重视，在选拔“第三梯队”时，中组部制定了非同寻常的上报程序：所有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和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后，再由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议审定，最后铅印40份，以中组部名义呈报中央政治局并存档。

“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

“第三梯队”任务下达五个月后，时任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向分管组织工作的宋任穷汇报了进度。13个省年底可报名单，10个省年底可报一部分，还有4个省得到明年一二月份才能报。

宋任穷听完后急了：“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他强调，1985年中央委员要更新一批，就从名单上找人。

很快，中组部即召开了全国省部级电话会议，要求成立第一批中央考察组，往北京、黑龙江和江苏这三处试点。1984年元旦过后，三个中央考察组匆忙出发了。

考察组在当地一般待一个月左右。每考察一个人，都要全方位访谈二三十余人，包括其上级、同事等。

1984年4月，第二批中央考察组分赴四川、广东和内蒙古等地。

中央考察组在内蒙古考察时，考察范围不仅限于名单。考察组召开了一场有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日报》记者参与的座谈会，希望借助记者们的宽阔视野。记者们推举了时年37岁的新华社驻蒙分社党组成员、农牧组副组长。记者们反映，他业务能力强、思路清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之后，他调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党组副书记。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201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也进入了名单。早在1983年省级班子调整时，李志民等即去正定县考察过，注意到他生活简朴，跟群众一起去食堂排队吃饭，别的领导坐车，他骑自行车下乡视察。1985年，这位32岁的县委书记调任福建省厦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同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名单出炉

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以每省一册的形式，陆续报送政治局。青干局常常收到胡耀邦的批示。

如果写“文化大革命中未发现问题”，就会被胡耀邦打回来，认为是“推卸责任”。“一定要说清楚‘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李志民说。

“第三梯队名单”也招来了一些非议和责难。香港有报刊称，选出的都是“太子党”“秘书班子”等。

事实上，社会上对干部子女问题的反应，早就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84年3月3日，中组部召开“干部子女座谈会”，参加的有陈云之子陈元、于光远之女于小红、陈毅之子陈昊苏等人。开会目的是讨论中组部受胡耀邦委托起草的《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与会者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干部子女的特殊性，反对下发这样的文件。李锐最后总结，家庭的影响、家教、家风是客观存在的，不应一味否定。但他推荐这些干部子女去看《曾文正家书》：“曾国藩家教很严，其后代没有不争气的。”

1984年8月，关于第三梯队的研究报告由中组部上报中央。统计结果显示，名单中已经确定的632人中，干部子女33人，只占全部人数的5.22%。

至1984年秋，首批名单确定，约1100人。名单是动态的，随时调整。

开花结果

很长一段时期，“第三梯队”名单上的人都处于中央和中组部的注视之下。

胡耀邦曾提出，分期分批把选出来的年轻干部借调到中央工作，每省一名，每次一年，以提高知识和理论水平。中组部青干局则随时对这些干部进行考察和谈话，帮助他们建立起相称的履历。长期在机关的，调到下面市委任职；没进过党校的，安排进党校培训。

名单建立后，提拔干部原则上要出自名单。提拔非名单上的要有一个说法。

截至1985年5月，经中央批准，浙江、北京、山西、内蒙古等15个省区市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新进班子的65人多数出自第三梯队名单。

1985年、1986年、1987年，在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的基础上，分别推出了三个更新后的版本。

多年后，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是名单中人。

胡锦涛等年轻干部被重用

1979年，宋平同志出任甘肃省委书记。时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的胡锦涛已经在甘肃生活、工作了11年。有一次，宋平到省建委亲自主持座谈会，指示各处汇报工作，胡锦涛出面汇报。理工出身的胡锦涛，平时就很用心，又经常实地考察，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在一群汇报的干部中，胡锦涛条理简要、数据清楚的发言与众不同。当宋平问起一些方向性问题时，胡锦涛的观点与建议更让宋平激赏。第二年，胡锦涛出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1982年，仅仅经过三个月共青团省委书记职位上的历练，胡锦涛就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又过了两年，即1984年，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仅过一年，即1985年便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42岁）。

宋平和胡锦涛

1980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视察二汽。当时，已在二汽生活、工作了12年的王兆国刚被提拔为副厂长。筹建二汽创业的老同志黄正夏向邓小平详细地介绍了王兆国。有一件事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王兆国到二汽分厂车厢厂主持工作的时候，经过一年苦战，改变了生产涣散局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王兆国照样抓生产，整顿劳动纪律，并抵制贴大字报。听完介绍后，邓小平高兴地说：“共产党有人才，有干部。”1982年，在一次军委会议上，邓小平特意提到了王兆国。同年，王兆国便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仅过了两年，即1984年，王出任中共中央机要部门——中央办公厅主任。

王兆国

1982年，对于胡锦涛、王兆国的政治生涯来说，是极具标志性的一年，他们的被提拔，在当时有着很强的超常规性。

如果仔细了解曾在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一些有工科专业背景的同志，我们会发现，同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前期（1982～1986），在与专业有关的部门或企业中工作了很长时间后，他们开始进入党政部门，担负起领导重任。比如，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的吴邦国，分别在上海电子管三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电真空器件公司担任过领导，1981年开始在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担任党委副书记，仅仅两年后，即1983年便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电机制造专业毕业的黄菊，在上海中华冶金厂、石化通用机械制造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后，1982年出任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第二年便成为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又过一年，便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黄菊（左一）和吴邦国（左二）

知识技术型官员进入领导班子

北京大学教授徐湘林指出，中国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国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意义深远的精英的大转换。在不到十年的短短时间里，年迈体弱、缺乏良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老干部离开了他们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岗位，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凭借着激进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热情进入领导层的政治人物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徐湘林认为，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中的佼佼者进入核心领导和决策层的现象毫不奇怪，这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和干部“四化”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

1980年8月，在那篇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

而在后来进入政治局的同志中，相当一批正是搭上了这把“轻便的梯子”。

为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在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推动下，中央不但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来指导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和处理相关问题，还向地方和各部委派出很多工作组来监督落实。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各级领导班子重建。

当时，许多“文革”后复出的老一辈革命家频繁地到地方视察，目的之一就是发现和选拔干部人才。前面说的王兆国的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发现”的例子。

他们年轻，有高学历（有知识），这些都符合“四化”标准。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是胡锦涛同志汇报工作时的“条理简要，数据清楚”。一方面，这反映了专业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要求的变化。

徐湘林说：“建国后，我们面临着超负荷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任务，当时主要的工作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参与模式，靠不断激发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来搞经济建设，这种模式最需要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发动和动员群众。积极分子很快成长为党在基层的骨干，然后被提拔，担任要职。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一度是被排挤的，在政府和企事业各部门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各种企事业单位长期是不懂业务的政工干部在领导。当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这种现象导致的武断决策、无效率和浪费、官僚主义的弊端显现，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猛烈抨击了这些弊病。”

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所具有的讲求实效、办事条理清晰、尊重科学、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精神，以及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自然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有意思的是，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有过和胡锦涛类似的经历。

温家宝年轻时，在甘肃从事了十年的地质勘查技术工作。也是在一次汇报会上，当其他干部只是笼统介绍情况时，温家宝则摆数据、说思路，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党的政治路线改变了，干部人事政策也会相应改变，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进入领导和决策岗位就是这一变化的必然结果。”徐这样总结。

选拔官员最根本的标准：讲政治

人们对中央领导的职业背景感兴趣，其实是想借此了解他们的执政风格、政策取向。比如，人们认为工科背景的官员可能比较务实。同时，有的人则认为官员的知识结构应该丰富，如依法治国已经是我们的基本方略，所以学法律出身的官员也应增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则提醒说：“这些说法可能都是误导性的。比如，有一个时间段，技术性官员较多进入中央领导集体时，人们议论说是专家治国。其实，这里的‘专家’无非是指这些官员年轻时的经历。而政治局成员的职业其实就是干部。干部是中国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

徐湘林说，“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干部四化’的过程中，在中低层领导班子里，提拔了相当数量有学历和技术背景的领导干部，但其中也有一些对领导工作‘不胜任’的干部。比如，有的虽有技术专长，却没有领导才能，没有处理问题和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有的主动辞职，有的在考核中作了调整。专业背景还不足以让他们不断升迁。”

徐湘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真正合格的干部”被不断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政治上要可靠，一直是首先要考虑的标准”。

比如，上世纪80年代精英大转换的过程中，邓小平把政治上可靠列为四个条件之首。其内涵十分明确：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党的政治路线。因为经历过“文革”风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60～70岁的年龄才重返权力中心，他们无法抗拒自然规律，当时领导人对如何选择可靠接班人这一问题相当重视。

杨凤春进一步分析说，20世纪90年代后，领导对于“讲政治”的要求达到了新高度。中央当时掀起了三年之久的“三讲”运动，“讲政治”是核心内容。在当时的文件关于这个问题的多次论述中，我们看到，拥护党中央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只是内容之一，此外还包括政治立场、政治敏感性、政治洞察力等多方面内容。就像一次领导人讲话中提到的：“高级干部，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努力使自己成为党所要求的治国治党的政治家”。

最能体现一个政治家政治立场、政治敏感性、政治洞察力等品质的时候往往是在一些关键时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空前繁荣，而“重大斗争”也比较频繁。比如腐败现象往集团化、高层化方向发展，比如“后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斗争成分升级，比如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造成突发性事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敏感性和处置能力，也就成为我们党新时期选拔接班人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领导人多次提到，凡在重大斗争中，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站稳脚跟，并组织和带领群众战胜困难的中青年干部，就应该予以重用或重点培养。在“重大斗争”中工作坚决、处置得当或善后出色，就会在选拔过程中占有很大优势。

杨凤春认为，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当我们分析领导集体政策走势的时候，其学科背景的意义十分有限。在他看来，“任何不稳定因素都会受到新的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并且会成为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敏感时期”，保持社会稳定成了首要任务。对新的领导集体的考验，不仅仅是有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杨凤春进一步分析，职业背景在本质上不会影响政府政策，政府政策调整取决于体制的资源供给和支持程度。比如说，人们呼吁我们的政策应该多一些人文关怀，假如现有体制对这方面的资源支持程度比较低，那么即使是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高层领导人也难以有为。而如果现有体制对这方面的资源供给和支持程度较高，那么即使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人，也能大展拳脚。

胡鞍钢则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时代；那么当各类经济活动者已经成为经济主体并根据市场机制独立决策时，党应当从日常经济活动中退出来，党的工作转移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开创中国制度建设的时代。所谓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任何良好的愿望都离不开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本文来源：文摘报、理解党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