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战役，为何“井喷”般涌现？

　　翻看中国古代史，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不管哪一时期总会出现大量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即便是对历史不是特别了解的人，也会很轻松地说出牧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钓鱼城之战、鄱阳湖之战、萨尔浒之战等一大堆以少胜多的战役。似乎但凡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代著名战役，几乎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而放眼欧洲，“以少胜多”却成为西方军事家们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难事。坎尼会战中，汉尼拔以四万余兵力大败八万不到的罗马军队，已经是西方战史上不得了的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了；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以73000人击败86000人的俄奥联军，也被称为是“以少胜多的经典”。然而这两战中，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相对于中国古代那种动辄1:5、1:10的悬殊对比而言，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史上会如此“井喷”般地出现以少胜多的战役呢？

　　首先，交战中人数更多的一方，其兵力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宣传出来的。

　　我们知道，中国史书由于“文人治史”的一贯传统，在写作时必然要用到大量夸张的修辞手法，因此其所记载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投入都会被严重夸大，动不动就是“数十万”甚至“百万”，这显然不是、也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兵力数量。

　　例如《史记》中说秦国“带甲百万”，可实际上呢？秦灭楚时发兵60万，就已经发动了国中几乎全部的兵员储备，“二丁抽一，三丁抽二”。要是真有“百万”，估计秦国全部成年男子都得当兵了。同理，昆阳之战中新莽的42万大军，赤壁之战中曹操的80万大军，淝水之战中前秦的87万大军，土木之变中明军的50万大军，等等，都是特别夸大后的“虚数”。

赤壁之战

　　那么，为什么古人习惯用“虚数”来展示兵力的强大？或者说这种弄虚作假的把戏在当时不可能不被看出来，可为何无人戳穿？从兵力优势的一方讲，把自己的兵力说得越多，就越能提振士气、恫吓对手。

　　如果对手实力太弱，没准还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比方赤壁之战前，曹操写信给孙权：“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与吴”（《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就很明显是在用夸张的兵力来吓唬孙权。前秦伐东晋时，有人就建议秦帝苻坚：“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晋书•苻坚下》）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

　　而对于兵力少的一方而言，在获胜后把对手的实力吹得大一点，那不正好彰显自己用兵如神、武功赫赫吗？不正好说明获胜乃天意所至、众望所归吗？这不论是对于争取民心军心，还是巩固内政外交，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史书上评价汉光武帝刘秀“发迹于昆阳，以数千屠百万，非胆智之主，孰能堪之”（《艺文类聚》卷十二），不就是为了证明刘秀乃是真命天子吗？另外，好不容易获胜了，大家最盼望的就是因功受赏、光宗耀祖，谁不愿意把自己战绩说的多一些？

　　《三国志》中有云：“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一句“一以为十”，道出了夸大战绩是一种普遍做法。毕竟赏和功是挂钩的，“功”大了，“赏”自然不会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因为交战双方有意无意地“一拍即合”，“以少胜多”的各种神话不断涌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淝水之战

　　其次，人数越多，并不一定战力越强。

　　古代战争受限于生产力水平及交通运输方式的落后，兵力越多，往往意味着行军速度越慢、机动性越差，这就经常导致关键时刻无法将全部力量投入到主要战场上，所谓的兵力优势往往只有理论上的数值优势。

　　像在淝水之战中，前秦号称出动了87万大军，但“坚（指苻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晋书•苻坚下》）。苻坚赶到前线时，各地调集的大军还都分布在东西相距上万里的广阔空间上。虽然古书中关于“万里”的夸张说法我们不必当真，但前秦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将87万人马都集中在淝水前线是肯定的。

　　实际上据当代学者考证，前秦在淝水前线的兵马应该在12—15万人上下，和晋军的10万人（8万北府兵+2万地方武装）相比并无明显优势。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拥有优势兵力的一方因为兵分多路，结果被劣势一方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便会讽刺失利的那个主帅不懂兵法，连集中兵力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其实，并非是主帅不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军事常识，而是很多时候，交通及后勤的局限，令他们根本无法将部队一次性投入战场，兵分多路实在是无奈之举。

　　人数优势并不是战力优势，况且受制于国力，如果在短时间内扩充军力的话，得到的只能是良莠不齐的乌合之众。这样一支军队，哪怕人数再多，但只要主力部队失利便败局已定。雍熙北伐中，曹彬统领的宋军东路军作为北伐主力，其溃败后中、西两路宋军就只能赶紧撤退，连西路军已经占领的三州十七县也不得不放弃。淝水之战更是如此，随着亲临前线的苻坚败退，前秦各路人马不仅作鸟兽散，连整个秦国都乱成了一锅粥。

　　故而，古代战争中，“百万大军”看似是优势，实则不然。人数优势在战场环境下，反而会带来削弱实际战力的负面效果。也正因如此，翻遍史书，在中国冷兵器战争史中能够驾驭40万人以上规模大兵团作战，并战而胜之的，也只有王翦、韩信、李靖、铁木真等寥寥数人而已。

王翦（生卒年不详） 明人绘

　　再者，兵贵精，不贵多，人数少军队的未必不能打。

　　在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集中起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往往意味着“七拼八凑”，意味着指挥混乱、调度困难。昆阳之战中，刘秀率三千敢死队冲击敌阵，击溃了一万余新莽的中军部队，而其余新莽官兵不是赶紧前往支援，而是眼睁睁地看完刘秀如天将下凡一般的表现后，就一哄而散。

　　同理，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也认为，淝水之战前秦那支百万大军，“不过是一批被驱迫的新发之卒，并没有形成战斗能力，欲对之作周密部署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当苻坚率领的前锋部队败退后，强大的前秦部队顷刻间土崩瓦解。而很多农民起义军，更是自带“树倒猢狲散”的流寇属性。

　　无论是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黄巢起义、方腊起义还是元末、明末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往往将一路之上裹挟而来的流民、饥民、乱民乃至土匪响马、散兵游勇等全部囊括进队伍中来。这些人打起仗来除了当个炮灰外，难顶大用，甚至时不时会因纪律不严率先跑路导致整个战局崩溃。故而史书中经常会有几千官军大败几万起义军的战例，即使是在明末那种危局中，这样的战例都不少见。

　　所以说，兵贵精而不贵多。当年诸葛孔明只有一支不到十万人的野战军，却打得“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的司马懿“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就足以说明问题。 

　　由此可见，在古代战争中以少胜多其实并不玄幻。胜利的背后，往往是外因内因综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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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李硕 《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

〔2〕张明扬 《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

〔3〕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

〔4〕苏小华 《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