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朝鲜半岛 因何变成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不断对朝鲜半岛的高丽进行征伐，而屡次征伐的背后，实际与当时的东亚国际局势影响密不可分。这中间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局势？

一、隋唐征伐朝鲜的历史积淀与朝鲜

朝鲜半岛与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一衣带水，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便与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东亚政治圈的共同成员，中国动，朝鲜则动。在历史时期，中国政权内部稳定时，朝鲜往往对中国中央王朝进行臣服上贡，甚至直接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乱，辽东朝鲜半岛则成为中国百姓避难的去处之一，朝鲜的势力往往也会趁机进击，以求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分得一杯羹。

早在武王伐纣之时，相传就有商的移民箕子带领着殷商移民前往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朝鲜。到了秦末天下大乱，燕人卫满又带着燕、赵、齐三国数万余人前往朝鲜，击败当地土著，建立了卫氏朝鲜，割据今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到了汉武帝元封三年，出兵灭卫氏朝鲜，在其辖地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史称“汉朝鲜四郡”。随后，西汉末年大乱，高丽趁此良机建国，脱离中国控制，但其仍向东汉王朝称臣纳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历经300余年的大动乱，由于分裂割据时间长，中原王朝根本无暇顾及东北这一隅，只是不断地加封高丽，以换取东北边境的安宁，高丽趁此机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政治上，同时接受南、北朝的册封，对于南、北朝都称臣纳贡。

此处补充阐释一个小问题，汉到唐（公元37年-668年），朝鲜北部这一政权称呼到底为“高丽”还是“高句丽”，在中国的史籍中，唐以前修史书，大多称其为高句丽，唐以后史书多称其为“高丽”，本文讨论隋唐史事，固暂称该国为“高丽”。

隋在公元589年一统寰宇，四海归一。朝鲜问题，尤其是高丽问题又凸显了出来。此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分立的局面，这三国之间互有攻伐。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际势力相角逐的地方，此时的三国亦是如此，三国背后都有自己的“大哥”撑腰。三国的战争，背后往往有着国际势力的身影。高丽此时背后的“大哥”是突厥，草原帝国的新星；百济背后的大哥是海上的日本，此时日本刚进入封建社会，想在东亚大陆小试牛刀；而三国中离中国大陆最远的新罗，其背后的大哥却是中原王朝，新罗在朝鲜半岛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抱紧“大哥”的大腿，不像其他两国，对中原王朝阳奉阴违，新罗对于“大哥”的态度可谓是毕恭毕敬，按时朝贡觐见，以获得中原王朝的支持。

二、隋炀帝伐高丽的动机

当今公众由于传统的道德评判标准和阶级史观的影响，对于隋炀帝伐高丽的评价往往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但如果仔细考量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就会理解隋炀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高丽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对于北方政权往往都是两面三刀，表面上对于北朝政权心悦臣服，实际上一直同南朝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高丽有意向西发展，但实力有限，而中国此时正处于南北对立的局面，便利用中国南北对立的局面，利用南朝牵制北朝。据有学者研究，江南无法产战马，高丽提供的战马是南朝获取战马的主要渠道之一。如刘宋、北魏对峙期间，据《南史》记载，宋元嘉十六年，“宋文帝欲侵魏，诏琏送马，献八百匹”。这对于北方政权出身的隋，自然是无法忍受的。

高丽与隋关系之间最为敏感的，是高丽与突厥之间保持着同盟关系，《 隋书·突厥传》记载：“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使人甚惧。”隋炀帝巡幸草原，到启民可汗牙帐时，恰好碰到高丽来的使者，这无疑刺激着隋炀帝的神经。此外，高丽同隋东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勾结，高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对于中原王朝度都有觊觎之心，成为此时突厥之外，隋边境最不稳定的因素。

隋文帝开皇18年，高丽王进攻辽西地区，文帝曾派汉王杨谅讨伐，由于准备不充分，且遭遇大雨海陆军都损失惨重，加之高丽及时妥协，以“辽东粪土臣元”（“辽东粪土臣”是高丽君主对于中原王朝的传统自谦说法）的称呼谢罪，避免了此次大战，但是高丽问题仍紧扣隋王朝君主心上的弦。到了隋炀帝时期，随着北部突厥问题的初步解决，高丽问题日益被提上了日程。

三、隋炀帝三伐高丽与国破家亡

大业八年，隋炀帝御驾亲征，亲率113万大军征伐高丽。隋炀帝征调如此规模巨大的兵力，本来是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震慑高丽君臣，以大兵压境来逼迫高丽君臣投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再通过此次“军事巡演”来警告突厥。所以，他没有做好长远战争的准备，战略、战术方面都缺乏事先的规划。但是他无疑低估了高丽君臣抵抗的决心，加之朝鲜半岛地区山高林密，气候苦寒，战事很快陷入僵局。其中最致命的，是粮草补给问题。

据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研究，隋唐时期一名士兵的出征，背后需要三名民夫为他做运顺粮食等后勤工作。隋炀帝此役动员了百万民夫做后勤工作，给山东地区（今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所有适龄男子均被征调服役。马车、牛车都被充当运输工具，由于运输工具不够，炀帝下令所有农用的手推车、独轮车都需向前线运输粮食。这无疑是拍脑门做决定，等到民夫推车到了地点，粮食早已消耗殆尽。

此次征伐表面上声势浩大，实则不堪一击，百万大军以失败而终，与炀帝最初的预期恰好相反，在各国使节面前丢了脸。炀帝恼羞成怒，于大业九年再次率大军亲征高丽，在即将攻破高丽之际，中原的百姓因为不堪重负，农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礼部尚书杨玄感也举大旗叛乱，炀帝只好停止进攻，回兵平叛。大业十年，炀帝不顾国内风起云涌、遍地农民义军的局势，贸然又发动对高丽的进攻，高丽终究是小国，长期的消耗使其无以为继，只能投降。但实际上，炀帝一心伐高丽，不顾国内局势的行为最终反噬掉了自己的大隋基业。

四、唐对高丽的征服与东亚秩序的建立

囊括海内的大隋仅37年因为征伐高丽的失策迅速灭亡，但是他的对手高丽却趁隋末的农民战争缓了一口气，重新发展起来。唐王朝建立之际，高丽也换了新的君主。高丽王高建武接手了他哥哥婴阳王留下的烂摊子，因为哥哥的行为引来大军征伐，山河残破的前车之鉴，他谨慎地处理与唐的关系，对唐毕恭毕敬，向唐称臣纳贡。而唐天下刚定，对外也才只能采取怀柔政治进行拉拢，乐于接受高丽的做法。双方相互配合，辽东半岛相安无事数年。

但贞观16年，高丽国内发生了动乱，权臣盖苏文谋杀高建武，立其侄子为帝，窃取了军政大权。他在掌权后做了一件令唐王朝无法容忍的事情，他派重臣通使日本，希望与日本联合消灭与中原王朝关系最为密切的新罗，而此时的新罗与百济，百济与日本均存在着密切的同盟关系，他们的联手不得不引起唐王朝的极大警惕。此时的新罗，面对三方势力的进攻，面临着亡国的危机，连忙向背后的老大哥唐朝求救。

贞观19年，唐太宗亲率10万大军征伐高丽，由于害怕重蹈隋伐高丽而亡的覆辙，其兵力未免过少，没有取得征服高丽的战果，但是此役在辽东地区获得了大量可以提供军士粮草的土地，唐在此设置郡县，派兵镇守，为日后作战做准备。之后，唐太宗与继任者唐高宗又接连对高丽用兵，在数十年与高丽的作战努力下，高丽最终被庞大的唐王朝拖垮。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大将李绩破高丽都城，高丽自此灭亡。

值得重视的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的白江口之战，日本大军增援百济，与唐军在白江口展开战斗，唐军大获全胜。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唐军）四战皆克，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为丹。”至此，日本也感受到了与唐王朝之间的差距，承认唐朝在东亚的“大哥”地位，加大派遣遣唐使的力度，向中国学习，模仿唐朝建立起了律令制国家。

此后，新罗在唐的支持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唐王朝也退出之前占领高丽的土地，而新罗无疑成为大唐的忠实附庸，与唐王朝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至于唐为何不兼并朝鲜半岛，结合于赓哲教授的观点与愚见，供诸君参考：

中国以传统农业立国的思想决定国人的扩张仅限于农业适耕地区，朝鲜地区多山多寒，并非农业民族的理想耕作环境。此外，传统农业时代管理遥远的朝鲜地区要付出极大的人力与资源的消耗，而实际管理无法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农业收益。因此，唐王朝对于这一“鸡肋”的地区，乐于维持一直使之臣服的的状态，没有直接管辖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