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耿耿于怀一辈子的林彪“反信”

在中共官方党史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获得红军领导权后，中共革命与红军即转危为安，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追兵，中共红军从此由被动化为主动直至抵达陕北取得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然而，在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获得红军领导权后的一段时间里，战场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改观，以至于林彪去信要毛泽东交出指挥权，毛泽东对此事记了一辈子。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中共总书记负总责，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仍由周恩来担任军事上的“最后决策者”。在中共党史中，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军事路线重新指导红军并挽救了红军。不过，红军真正转危为安、由被动变为主动，是在1935年5月初由云南北渡金沙江进入西康彝区即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后，从而将国民党中央军追兵抛在了身后。

与此同时，四川东北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进而于5月初全军10万余人向四川西部转移，有力牵制了四川军阀的注意力。加之，西康地区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本就兵力空虚，北渡金沙江后红一方面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召开了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的经验教训，那么会理会议则是对自遵义会议以来经验教训的终结，而在会理会议前站出来“点炮”的则是时任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

遵义会议后到北渡金沙江前，尤其是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红军可以说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由于红军兵力火力均处于劣势，并被国民党中央军与川军、滇军、黔军压缩在不大的范围内，只能通过不断地运动令敌军露出破绽，进而在运动战中歼敌，并伺机跳出重围。不停地行军作战，加之脱离根据地、不可避免的战事不顺，更为重要的是由长征目的不明导致的思想混乱，红军中滋生的不满情绪在积聚。中共领导层也知道这一点，因而在1935月1月下旬土城战役失利后，派刘少奇、陈云分别到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了解情况。

据《彭德怀自述》一书披露，时任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曾向前来了解情况的刘少奇反映：“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45里）。我们11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人退路，故缴获也不多，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

随后，刘少奇将在红三军团了解的情况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封电报给中革军委，但彭德怀认为“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刘少奇便以自己与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名义发出了。而据杨尚昆回忆：“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军委是否派人到红一军团了解情况不得而知，但时任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早就提出了要走“弓弦路”不走“弓背路”，即“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而不愿走弯路。1935年5月初，中共决策北渡金沙江时，原定红一军团、军委纵队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为左中右三路由三处渡江，但红一军团因没有船只又架桥不成、红三军团因“抢渡未成功”都未能在预定地点渡江，不得不在报军委批准后前往中路皎平渡渡江，又是上百里地的艰难险路。尤其是林彪所部，按照军委规定的时限，必须在一夜之间强行军120里才能按时抵达皎平渡。

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48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120里地，疲劳极了。”在极度劳累之下又多走了120里险路，对林彪而言属于火上浇油。1935年5月11日，红一军团抵达会理县城外驻地后，林彪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

彭德怀明确拒绝后，林彪又给三人团成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据彭德怀回忆：“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聂荣臻回忆则称“他（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杨尚昆回忆录》在记述会理会议时采信了彭德怀的说法。林彪将这封信给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看，并要求他们在信上签字，被拒绝后林彪以个人名义发出。

在随后举行的会理会议上，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张闻天“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有林彪的信在前，加之这些意见，毛泽东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而据杨尚昆回忆：“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最终，张闻天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做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批判了林彪与彭德怀。毛泽东在会上对林彪的批判，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是保护。

《彭德怀年谱》对会理会议也做了记载：“5月12日，出席于会理城外铁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对林彪在给中央写的信中提出要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要求，进行了批判。会上，毛泽东指出，林彪这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考虑大敌当前，需要维护党的团结，未申辩。只就自己未打好鲁班场和习水两战作了自我批判，并批评林彪的信说：遵义会议才选出新的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然而，会理会议虽然结束了，林彪要毛泽东下来由彭德怀指挥这件事并未结束，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只不过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对象不是始作俑者林彪而是张闻天、彭德怀。当时，张闻天作为中共总书记随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行动，彭德怀在拒绝林彪提议后并未向三人团汇报此事，是否向张闻天汇报此事也不得而知，“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三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

1941年，在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当场申明保留。1943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及此事，张闻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整理出了一份5万多字的说明材料，并亲自送到毛泽东的窑洞澄清，这才与毛泽东解除了误会。但彭德怀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始终被毛泽东认为是林彪写信背后的策划者。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历史问题时，尽管“谈到1935年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让毛泽东等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彭德怀时，林彪发言说，他写这一封信之前，彭德怀并不知道这件事，与彭无关”，彭德怀也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会议上林彪算是澄清了二十多年的历史误会”，但毛泽东仍坚持是彭德怀策划的，随后彭德怀被打倒于文革中病逝。另据罗瑞卿回忆，在庐山会议前1959年春天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当着林彪的面提起他写信引起的风波，林彪立即笑嘻嘻地说：“当时走得太疲劳了，就冲动，就骂娘。”毛泽东只是点到为止，也没有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