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共产党国家成功民主化的三个秘诀

程晓农评论文章：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直到今天，原苏联阵营的共产党国家似乎都摆脱了共产党政权，但是，它们的民主化成功了吗？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摆脱了共产党统治，每个国家就理所当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历史告诉我们的却是另外一组故事。事实上，民主化的表面形式并不能保障民主转型的成功，俄国就是个典型。然而，中欧地区的几个国家却取得了民主化的成功，它们的秘诀是什么？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对许多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来说，这几个秘诀还非常陌生。

一、苏联东欧地区民主化成功的只是少数

原共产党国家当中，民主转型最成功、民主制度最巩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四个国家；而俄国则是这几个中欧国家的反面样板，普京的个人威权已经改变了俄国民主化的轨迹，把俄国政治制度改造成徒有其表的“民主”国家。俄国的反对党领袖和独立媒体的著名记者会被特务机构暗杀或监控；政府操控政党及媒体、钳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使今天俄国的政治自由甚至还不如戈尔巴乔夫时期。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当中，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之外，其它国家与俄国都差不太多，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也大致如此。如果说，中欧国家的成功民主化算是“中欧模式”，那么，俄国及原东欧红色阵营的多数国家大体上都可归入“俄国模式”。

如今在西方社会里，由于左派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自带“眼罩”，不愿意再面对俄国模式的种种弊端，于是“俄国模式”就无人再关注分析。而“中欧模式”本身的成功，其实带有对西方国家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自然也引不起左倾化的西方社会的热烈赞扬。

对关注中国未来政治前景的华人来说，“俄国模式”并非他们向往的目标，而“中欧模式”又非常陌生，这就很容易引起某种认识上的迷芒。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俄国模式”在前共产党国家大行其道，其实破解了一些人对民主化过程的学究型认知；他们一直以为，只要有了宪政和三权分立，民主制度会自然地得到巩固。之所以说，这样的认知是学究型的，是因为它简单照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核心问题。

二、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是否成功的第一个秘诀：老权贵是否复归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真正弄懂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秘诀的研究者其实寥寥无几，多数人不过是照搬西方教科书去简单解释原共产党国家转型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西方研究者是否懂得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秘诀：他是否明白价值观对制度转型的关键作用。如果一个西方研究者只知道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那他对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认识仅仅触及皮毛。

原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中，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及其政策要由选民通过投票来选择他们信任的政治人物来设计和执行，主导选民投票意向的就是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选民的价值观，左右着他们对新制度和新政策的偏好。而原共产党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当然与非共产党国家的民众截然不同，因为他们曾经长期生活在一个被剥夺了私有经济和个人自由的社会里。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曾被共产党意识形态长期洗脑，很多人在前共产党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已经被改造成红色价值观了，而这种旧的价值观很容易引导民众在转型时期投票选择旧制度的产物，即原来的红色精英。

在共产党国家研究中，谈到“党国精英”时经常使用一个源自俄语的专用词nomenklatura，其俄文原意是“归属共产党组织部门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是苏共组织部的专用词汇。中国人不难理解它的意思，在中共党政机关里，nomenklatura与没有多少升迁机会的普通文员之间，前途和地位也天差地别。前者通归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后者则归人事部门管理。

“党国精英”是否在转型期间复归，如果只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去理解，似乎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换言之，“党国精英”复归，只要在选举和三权分立的表面架构之下，在西方学者心目中，并无不可。而历史事实也表明，民主化和市场化既可能造成老权贵复归，也可能导致老权贵出局。可是，就在这个差别之间，隐藏着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是否成功的第一个秘诀。

三、谁成为转型期的精英？

在原共产党国家，谁可能成为转型期的精英？大致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新精英中旧面孔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另一种是，转型期间往往是老的红色权贵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精英。在所有转型国家当中，只有中欧四国呈现前一种结果；而所有其它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为后一种情况。

美国社会学家伊万·撒列尼（Ivan Szelenyi）1970年代开始研究东欧国家改革时期精英的构成变化，他有预见地提出了“精英再生产理论”（笔者将它形象地称为“老权贵复归”）和“精英循环理论”（笔者称之为“老权贵失落”）。

中欧四国虽然制度转型比较成功，但在那些国家里并未出现刻意整肃“老权贵”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浪潮。中欧国家在转型期内，左翼和右翼政党曾轮替执政；也就是说，反对“老权贵”的右翼政党和可能同情“老权贵”的左翼政党都先后当选、执政。“老权贵”的沦落，主要是他们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的自然结果。

撒列尼在他1998年出版的《形成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东欧国家的新统治精英》（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一书当中，介绍了他与研究伙伴在中欧国家所做的精英调查的结果。他发现，在中欧国家，许多“老权贵”在转型期间无法再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他们要么选择降职，要么选择提前退休。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国精英”退休了；而在波兰，这一比例是27%。与此同时，新的精英当中，来自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届民主政府的成员，大多数是人文知识分子；而在转型期仍然得到机会的老的“党国精英”，则主要由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组成。

撒列尼把转型时期中欧国家的精英构成与俄国的情况作了对比，他分析俄国、波兰、匈牙利转型期间老权贵的命运和新精英的阶层背景后发现，转型期间仍保留政治经济精英地位的老权贵，在俄国是64%，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则只有38%和20%；而从转型时期新精英的背景来看，俄国的新精英里有51%属于老权贵，波兰的这个比例只有41%，而匈牙利是33%。

撒列尼的“老权贵复归”和“老权贵失落”这两个理论，刻画出转型期中欧各国精英构成变化的趋势，但并未有效清晰地解释，同样是推行民主化和市场化，为什么有些国家出现了“老权贵复归”，而有的国家则发生了“老权贵失落”？答案在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第二个成功秘诀，即社会转型。

四、中欧模式为何得以成功？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不得要领

如果从西方政治学或经济学教科书的概念出发来观察，中欧四国的转型过程看上去十分平常，似乎并没什么“特色”，而且看起来是各走各的道。若从它们的政治制度设计或经济转型措施来看，其实找不出什么共同规律或特别值得总结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成功秘诀。

在经济转型方面，这4个国家当中，有的实行了震荡疗法，有的没这样做（如匈牙利）；捷克的私有化步伐很大，波兰则私有化的步幅并不大。在中欧国家，似乎不管是否采用震荡疗法和快速私有化，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转型后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明显差别。在政治转型方面，中欧四国的共同特点是，共产党放弃统治后政治局面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有序的局面，民主化稳步进展，通过竞争型选举产生国会和总统，基本上未因政治对立而发生街头冲突，政治局势很少波动，更没有倒退。

在中欧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一方面出现了原红色政权反对派的大联合阵营；另一方面过去的共产党内部迅速分化出新的政党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最后形成了两种新的政党。第一种是民间原来的反对派力量集结而成的政党，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这些政党并不见得必然是自由派或右翼政党。例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属于中间派，不左不右；匈牙利的民主论坛立场偏右翼；而波兰的团结工会则比较偏左翼。第二种新政党是原共产党解散后重新建立的、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政党在竞选中亦曾胜选而执政。它们为了摆脱昔日共产党留下的历史包袱，洗刷过去的“红色污点”，有时往往会选择偏离左翼的政策。此外，一些原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多党合作”的非共政党，如波兰农民党，也参与竞选，并一度执政。中欧国家的议会选举、政党政治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功秘诀。

在多党竞争的背景下，中欧各国并未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而是出现了政党轮替现象，即选民先支持右翼政党，然后改为支持左翼政党，之后再转而支持右翼政党。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现象表明，选民希望尝试不同政党的政策主张。但在中欧国家，政党轮替并未阻断经济转型过程，也未造成经济政策的反复变化。当然，它们的政治转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政治领导人比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但对坚持三权分立制度的运作往往经验不足，或有意无意地用政治影响力干预司法和行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欧四国，官员或政治家的贪污腐化并未成为普遍现象；民主化过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强的社会约束，不敢大范围和大规模地贪污腐败，这是中欧国家可以夸耀的地方。

五、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是否成功的第二个秘诀：价值观更新

中欧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是迄今为止被世界上绝大多数观察家们所忽视的，即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的同步推进，而价值观和道德层面的社会重建对校正政治、经济转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模仿西方国家，为转型中的原共产党国家设计一套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并非难事；真正难的是，如何清理民众头脑中的红色价值观，这个过程笔者称之为社会转型。如果说，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必须要推进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三大任务，那么，社会转型是其中最难的。而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全可以解释转型国家精英构成的变化规律；也可以说，社会转型形塑了政治和经济转型，进而确定了老权贵的命运。

“中欧模式”与“俄国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中欧模式”做到了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同步进行；而俄国模式”只实行政治和经济转型，却拒绝了社会转型，于是产生了前述的负面结果。

转型国家其实都面临社会重建任务，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共产党政权下台后，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重建口号，即“自我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仅仅针对前共产党官员或党员，而是面向全社会成员。这几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支持；这些口号的落实只靠民众的自发响应，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

所谓“自我忏悔”是指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曾配合共产党维持它的统治，连个人的沉默也属于默默的支持。在转型时期，每个人要通过内心的反思和反省，认识到共产党统治的错误何在。“净化”指的是，忏悔之后人们要把思维中的共产党价值观和道德观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这是个人的思考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牺牲”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转型期的行为选择，为终结共产党体制，个人有必要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中维护自己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

这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号召，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出现重要变化时，原国企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红色精英也不得不作出一些个人牺牲，比如提前退休。中欧国家转型时期主流社会舆论的基调之一是“牺牲”，而非“一切向钱看”，社会各阶层都不热衷于从转型中捞好处，重建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

六、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是否成功的第三个秘诀：解放红色殖民地

中欧国家之所以能推行这三个口号，是因为它们红色殖民地的历史经历。这些国家的红色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共产党统治、傀儡政府和外国殖民统治几乎划上了等号，而清除共产党的影响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直接挂钩。谁如果反对“净化”、“忏悔”，就意味着他站在苏联的傀儡政权的立场上，会遭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唾弃。因此，一些由原共产党成员组成的新政党也坚决支持社会重建，谁反对社会重建，谁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孤立。因此，在中欧国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和解放红色殖民地划上了等号，原共产党的残余势力无法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去赢得民众的同情或支持。

也因此，在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社会重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象在中国那样成为红色权贵的“盘中餐”，也不象在俄国那样成为国企经理和员工的既得利益保卫战，而是成为中欧四国特有的、恢复后共产党时代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键举措。社会重建运动大大削弱了国企工人群体和企业管理者在私有化过程中捍卫自己既得利益的话语权，使他们很难为自己的利益而插手运作，结果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较少出现“内部人操纵”或经理层贪腐问题。无论是经理还是工人，基本上都不能直接从私有化当中受益。

中欧模式其实并无深奥神秘之处，但在俄国和中国却没有仿效之可能。仅以俄国为例，为什么“俄国模式”似乎是一条走不完的转型路呢？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俄国走上转型道路之时，没人想到，20年后俄国居然又朝着原点回归。俄国之所以陷入转型陷阱，根本原因就是多数社会成员都逃避社会重建。

俄国民众在共产党下台之前曾强烈支持民主化，但他们同样强烈地反对社会重建。当时虽然民众和大多数苏共党员已能明辨政治制度的是与非，知道民主制度优于专制腐败的制度，但他们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把苏联制度的失败推给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一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

前车之鉴，为中国点出了转型之难何在。

（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