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偷着乐 中共领导人冷眼看共产国际解散

政治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宣读了电报全文，断言主席团的决定是十分有道理，因为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过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务，起了很坏的作用。毛的欣喜之情表露无遗。

整风和抓“特务”，使整个延安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蒋介石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中共领导破坏了重庆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确定了中共在革命现阶段应有的地位。共产党如取得合法地位，就能有大量的机会从事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但是，中共领导却想对国民党发动武装冲突。

1943年4月28日

尽管苏维埃政权在其发展过程中，过去和现在都有极端行为，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还是非常高的。党是奋起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唯一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为了这个事业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说必须打垮“教条主义”，党相信了他，就对“教条主义者”进行诬蔑。最令人遗憾的是，“莫斯科派”没有为其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

毛泽东之所以强有力，不仅因为他在这场斗争中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而且因为他对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对人民的风俗习惯，有透彻的了解。“莫斯科派”就谈不上这一点，他们尽管真心实意地献身革命，但往往都是些十足的理论家。

毛作蛊惑民心的宣传时考虑到了民族的特点，所以这种宣传针对性强，伪装得巧妙，很容易被人接受。毛利用了因外国压迫而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并拿马列主义享有的盛名来进行投机。

我一刻也轻松不下来到处都是会议、口号，咒骂“教条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标语，还有神经紧张、面容憔悴的人们。

1943年5月7日

莫斯科发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供我们参考：1919年，由于战前大多数革命政党政治上的破产，成立了共产国际。它的历史作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份子不能将其庸俗化或加以歪曲；促使进步工人团结起来，组成真正的工人政党，并且帮助他们动员劳苦大众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策划的战争，支持苏联这一反法西斯斗争的堡垒。

但是，随着各国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复杂，由一个国际中心来解决各国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一点，甚至在战前就已经逐渐清楚了。各国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这有种种原因：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完全不同，它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不同，最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也不同。

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教导，从不主张保存过时的组织形式；他们总是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以及建立这种组织的方法，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利益，适合于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特点以及由这些条件所直接产生的任务。他们牢记伟大的马克思的榜样：他把进步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协会”中来。而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欧美各国工人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他鉴于在这些国家建立群众性的工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解散了第一国际，因为这个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它的任务了。

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无法召开共产国际大会，因此，特将下列建议提交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加以批准：解散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章程以及历届大会的决议对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规定的义务。

执委会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所有支持者，集中力量多方支持并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各国及其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以便早日打败劳动人民的死敌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和附庸。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日丹诺夫、科拉罗夫、柯普勒尼希、库西宁、曼努伊里斯基、皮克、多列士、埃尔科勒

1943年5月29日

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对毛派来说会是一条特大喜讯，这是我早已料想到的。但是，实际发生的事，还远远超过我的预料。

这消息来的正是时候。

中共中央主席一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电报，就把全部政治局委员都召去。他们为之大感震惊。

毛接到这份电报，毫不慌乱，也不用考虑他对该怎么办早已胸有成竹了。

政治局会议由毛主持。他宣读了电报全文，断言主席团的决定是十分有道理的、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它过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务，起了很坏的作用。

当博古告诉我有关紧急会议的情况时，他的语调和姿态，把毛的欣喜之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毛第二天和我谈话时，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他内心的喜悦。

就在那个会上，主席问政治局委员，究竟需要不需要马列主义。“我们需要马列主义干什么呢？真有必要宣传马列主义吗？”

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当然需要，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但是，运用马列主义必须使之完全适合中华民族的要求和中国的国情。然后，主席向党的每个负责同志提出了下述任务：必须坚定地、始终不渝地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党而奋斗。

主席特别强调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解散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但是首先必须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记得做解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就不行，因为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的工作者不见得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这一决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毛泽东要政治局特别注意党内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最权威的机构是共产国际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中共中央。这些中国同志总是只听共产国际的。

这时，中共主席实际是让大家明白，对可能表现出（和也许已经表现出）稍有独立见解的人，要给以极为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开除出党。当然，毛指的是以王明、博古和“军内反对派”成员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派”。虽然毛没有点名，但这是明摆着的。

主席告诫大家，不要低估党的队伍中敌对份子和机会主义份子的活动。他们可能暗中活动，可能利用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一事积极进行宣传。

因此需要发动一场严肃的、有原则性的运动来反对这样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他的应声虫的欢呼和赞美声中，向政治局宣布，现在时机已到，“可以而且必须召开盼望已久的党代表会，”不要犹豫不决了。

政治局兴高采烈，仿佛沉醉在节日的气氛中。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支持者们似乎感到终于松了绑，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就是我会见几个政治局委员之后得到的印象。确实，他们以前也并没有因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著称。而现在他们则甚至连起码的道义上的责任感都已丧失殆尽。

紧接着是刘少奇发言。从前他对康生的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审干不满，对王明表示同情。可是现在这些都到哪儿去了呢？

刘少奇重复了毛讲话的要点。可归纳如下：共产国际早就该解散了；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并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困难（纯属中华民族特有的困难）；因此把事情办坏了。

我对此不予置评。

（本文节选自《延安日记》，作者是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当时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身份，进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