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有多狠？

01 王莽的“伦理”

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身着礼服，孤身从中山国出发，准备继承汉哀帝留下的皇位——成为汉平帝。

箕子登基后，形同傀儡。后宫里的王政君，名义上地位至尊，但在王莽劝慰下，除了“封爵”这一事务外，不再过问其他政事。朝廷在原来的三公之外，完善了新的制度安排—四辅，形成了“四辅三公制”。四辅即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这四名高官，性质属于内朝官;三公还是原来的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性质属于外朝官。这样，内外政事分别由“四辅三公”平决，表面上看这采取的还是“集体决策”。

但大权当然由王莽掌握。因为他一身兼有四辅的太傅和三公的大司马之职，内外两任，权力牢牢抓在手里。而且四辅三公虽然各司其职，但用人这种大事必须由王莽亲自处理。班固尤其注意到，以王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这俨然一个王莽的“小朝廷”，把控着汉廷的实权。

倘若只考虑权力的因素，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当然是为了独擅大权。但在当时儒家改革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王莽这么做自有一番过硬的道理，那就是“为人后”之义。

所谓“为人后”，就是明确一个人在礼仪上是谁的后代，继承的是谁，逢年过节要给谁祭祀。这在汉朝是了不得的大事，一个人死后倘若没有后人祭祀，那就是孤魂野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个人绝嗣，他要么在生前就收养或过继个人来当自己的后人，要么死后由家族帮忙给过继一个。过继的后代在身份上和亲生儿子无异，财产之类尽归己有，但礼仪上与亲生父母就不再有关系了。所以，箕子来到长安，当了皇帝，也就和中山国没有关系了，他的母亲舅舅一家也就不必来。

02 撒狗血引发的连环惨案

王莽的长子王宇很想帮助卫氏家族，他并不赞同父亲，又不敢当面说，就把吴章和吕宽找来商量。吴章是王宇的师傅，当时的儒学名家，太学博士，治《尚书》，弟子千余人，对王宇影响非常大；吕宽则是王宇妻子吕焉的哥哥，深得信赖。几个人坐而论道，认为王莽的根本依据是“为人后”之义，所以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让卫太后修书谢恩，主动向王莽剖白对“为人后”这一儒家伦理的深刻理解和无比认同，在思想上坚定地和王莽站在一起，以感化王莽。

汉平帝

王宇给卫宝的密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卫太后欣然同意，立刻上书谢恩，信中既批评了丁、傅两家的大逆不道，也引经据典地恭维了王莽。王莽看到上书之后确实十分高兴，但他认为卫太后如此深明大义，那就更不必回到长安，让箕子专心为汉成帝之“后”就够了。为示表彰，王莽给卫太后增加了封邑七千户，赐黄金百斤，中山国的官员也涨了俸禄。

这个结果令卫家和王宇都很意外。卫太后再上书谢恩，王莽就不理会了。卫太后在家难受地哭。王宇只好再找吴章和吕宽来商量。这一次，吴章想了一个新的办法，他认为王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吴)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异之。 

这句话非常重要。吴章是王宇的师傅，对王莽应当比较了解。他的这句话，应能代表近臣对王莽较为普遍的看法。“不可谏”，说明王莽极端固执，一意孤行，难以沟通，王宇之所以不敢直接劝诫父亲，想必是“知父莫如子”，说了也没用;“好鬼神”，说明王莽极其相信灾异和祥瑞，而且是真信。

所以，吴章的法子就是，让吕宽弄些动物的鲜血，趁夜泼洒到王莽家的大门上。第二天王莽发现，一定会十分惊惧，视为灾异，循例向博士们问询其中的含义。届时，吴章会站出来，将其解释为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所以上天才会降下这种异象。

听上去倒是天衣无缝。

没想到，吕宽深更半夜“洒狗血”时被当场发现，他立刻逃之夭夭。王莽迅速查明真相，把王宇、吴章都抓了起来。

吕宽连夜狂逃，一直逃到广汉郡。广汉郡太守楼护是入了《汉书·游侠传》的人物，豪侠仗义，和吕宽的父亲有旧。吕宽去拜见了楼护，但没敢提“洒狗血”这件事，几天之后，朝廷捉拿吕宽的诏令到了广汉，偏偏楼护早在汉成帝时期就是王氏家族的好朋友，权衡了两边的私情孰轻孰重，这位“游侠”将吕宽拿下送至长安。

诅咒、厌镇、巫蛊，是历代宫廷政变里常见的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汉成帝的许皇后，都是因为巫蛊诅咒被废;至为惨烈的当属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变”，杀掉和逼死了卫皇后、皇太子、皇孙以及他们的妻妾，只剩一个孤零零的重孙汉宣帝。所以，“诅咒”是宫廷中至为危险的秘密游戏，一旦暴露，血流必定成河。

案子的结果十分悲惨。吕宽很快被杀，全家流放合浦;王宇应该会想起被父亲逼迫自杀的弟弟王获，知道自己一定性命难保，在被抓之前就饮药自杀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怀孕的妻子吕焉，也被王莽下令在生下孩子之后杀死。

出谋划策的吴章死得最惨，先被腰斩，又被分尸。如前所述，吴章是太学博士，《尚书》名家，学生很多，这些学生都被王莽归为吴章一党予以禁锢，一律不得入仕。那些还想当官的学生只好改名换姓。

卫氏家族当然无法免祸，包括卫宝、卫玄在内的整个家族几乎被诛杀殆尽，只有卫太后凭皇帝生母的身份暂时保命；卫宝的女儿嫁给了中山王刘成都，也保住了性命，但被免为庶人，流放合浦。

卫氏家族是与几代皇室成员联姻的老贵族，卫太后的父亲卫子豪曾担任卫尉，是皇帝近臣;卫子豪的妹妹是汉宣帝的婕妤，长女是汉元帝的婕妤，幼女嫁给了汉元帝的儿子中山孝王，就是箕子的母亲卫太后。卫氏家族自此凋零，未来哪怕箕子真的成年亲政了，也没有了母族“外家”，王莽彻底终结了西汉外戚“轮流执政”的传统。

我们不禁要问，王宇究竟为什么铁了心要帮助卫氏家族呢?仅仅是私人友情吗?班固揣测说：恐帝长大后见怨。

就是说，王宇担心以后箕子成年，王莽去世，自己会被清算。就像霍光去世时备极哀荣，但他的家族却被汉宣帝诛杀，殷鉴不远。此外，王宇都不敢直接向王莽进言，考虑到王莽的性格，王宇的行为还透露了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透露了王莽的家庭状况。可以想象，王莽在朝堂上尽显君子风范，但对待家人十分苛刻，尤其是常年用政治伦理、儒家教条来约束家人的行为，且毫无通融的余地。所以，王宇应当备受折磨，精神十分疲惫，他愿意推动王莽善待卫后，也可视为一种对父亲的反叛。

王莽有四个儿子(不含私生子)和一个侄子，至此，长子和次子均死在了自己手里。 

03.一堂思想政治课

吕宽案的余波远不止于此，或者说不是余波，而是刚刚开始……

未央宫前殿里，太皇太后、皇帝在倾听王莽上奏。同列的朝臣们大多数还没搞清楚状况，毕竟这个案子一半是安汉公家事，一半是小皇帝家事，应该和别人没什么关系。

王莽上奏说，儿子王宇好比是在周武王死后叛乱的管公、蔡公，周公对这两位兄弟“一放一诛”，而自己诛杀了违反“为人后”之义的儿子，两件事性质相同，“臣不敢隐其诛”。

在甄邯的安排下，王政君下诏对王莽处理吕宽案的做法予以肯定，说这是“不以亲亲害尊尊”，能牺牲亲情来维护大义，但诏书里最后一句话才最为重要，令那些一开始还以为和自己没关系的朝臣嗅到一丝血腥味:

至于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于治平。

只要能够维护国本，开启天下太平，就允许开杀戒。从当时汉廷运转的机制看，这道诏书应该是王莽的意图。接下来，他将把吕宽案从一个孤立的宫廷政变推向一场广泛而残酷的思想政治斗争。

话说汉朝的上层社会，包括皇族、王族、列侯、高级官僚，总人数其实并不多，很多人彼此认识、相互联姻，哪怕两个人并无交往，他们的圈子也有交集。涉及上层人士的案件，审理者如果想扩大惩治范围，很容易罗织罪名。从卫氏家族的“朋友圈”入手，可以把许多人罗织进来，哪怕没有参与吕宽案甚至不认识吕宽的人，都有可能被株连。

一番腥风血雨……

皇族里，汉元帝最小的妹妹、年逾花甲的敬武公主被迫饮药自杀。她是王政君的小姑子，但从前和丁、傅家族关系密切，对王莽当政也有些怨言。她牵连进来的理由，是亡夫的前妻的儿子薛况是吕宽的朋友。

王族里，梁王刘立与卫氏家族关系密切，受到株连，被废为庶人后自杀。

王氏家族里，王莽的叔叔红阳侯王立和堂兄弟平阿侯王仁，也在这次案件中被迫自杀。史书没有说明他俩究竟与吕宽案有何关联，他俩人也不在长安，但既然被牵连进来，猜测应该与王宇有些书信往来。对自己的亲戚毫不手软，是王莽仿效周公“诛管蔡”的拿手好戏。

大臣里，王莽新账旧账一起算。泛乡侯何武在汉哀帝时期不帮助王莽求官，乐昌侯王安的父亲王商在汉成帝时期和王莽不睦，边境名将辛庆忌的三个儿子不肯依附甄丰甄邯，名臣鲍宣与辛氏兄弟有过交往，都在此案中牵连而死。

案子持续一年多，死了一百多达官显贵，天下震怖。

王莽为什么要株连如此多的人? 班固说王莽“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即通过吕宽案排斥异己，扫除巩固权力的障碍，这当然讲得通。像何武、辛庆忌的儿子、鲍宣等，要么早就被“遣就国”，要么在边疆当将领，不可能与吕宽案有关，他们都是因为不被王莽所容而自杀或被杀。

但是，吕宽案更深的意义并不只是排斥异己。

王莽虽然身为安汉公，朝廷大权在握，实际上对他不满的大有人在，敬武公主、梁王刘立都是皇族，敢于外露反莽情绪，那么不敢外露的不知道有多少;从王氏家族内部看，王立、王仁、王宇、吕宽，也都对王莽不满。从内到外，一个反莽的格局已经隐隐出现。

王莽如此敏感，焉能嗅不出?他能借着吕宽案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凭的是儒家“为人后”的大义:皇帝箕子是汉成帝的“儿子”，王氏是汉成帝的母族，所以王莽秉政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谁反对王莽，谁就是乖离大义，就是道德上的大罪，即使亲生儿子也不可饶恕。

吕宽案进行到这个阶段，中外臣僚才慢慢咂摸出味道。原来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件，而是王莽针对汉朝上层社会的一次“整风”运动。朝臣见识到王莽捍卫的不仅是权力，更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儒家伦理从一种被弘扬的道德理想，经由国家意志，被引入个人的日常政治行为中。

果不其然，案子过去没多久，臣僚喘息未定，王莽忽然召集公卿、将军、侍中等内外大臣在未央宫集会，由据说很懂礼仪的少府宗伯凤给大家上一堂“政治课”，讲解“为人后”之义。

在座的大臣们战战兢兢，其中有两位远房兄弟：一位是秺侯金当，汉武帝时期名臣金日磾次子之孙，当年金日磾把秺侯的爵位传给了长子，死后绝嗣“国除”，爵位取消。王莽当安汉公之后，让金当继承了这个爵位。另一位是京兆尹、都成侯金钦，金日磾弟弟金伦的后代，和金当的情况类似，爵位是祖父金安上的，金安上把爵位传给了长子，长子死后绝嗣“国除”，爵位取消，同样是在王莽安排下，金安上四子的儿子金钦继承了这个爵位。

简而言之，金当继承的是祖父的大哥的爵位，金钦继承的是大伯父的爵位，都不是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王莽让他们继承爵位，是希望他们履行“为人后”之义。

孰料，金钦身为京兆尹、皇帝伴读，自认是重臣，在“课堂”上“谈感想”时，说了另外一番话，大意是:金当的爵位虽然是从祖父的大哥那里来的，但最初是曾祖父的爵位，所以这个不属于“为人后”，金当应该为亲生父亲和祖父立家庙祭祀，祖父的大哥属于“故国君”，找家臣来祭祀就行了。

这番话一出，正好被一旁的甄邯听见，他当庭站出来，淋漓尽致发挥了他“主击断”的才能，大声斥责金钦:今天大家来这里“上课”是来领会“为人后”之义的，你却在这里教唆金当为亲生父祖立庙，而不为礼仪上的祖先立庙，分明是你也只想给自己的父亲立庙，公然对抗公序良俗。甄邯用了一长串形容词，在伦理上宣判了金钦的死刑:

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这一番指控，把“听课”的大臣们惊得目瞪口呆，不就是几句闲聊吗?不就是立庙祭祀吗?至于要把金钦往“乱国”“诬祖”“大不敬”的罪名上靠吗?

没错，这就是王莽的意图，他立刻将金钦交付廷议讨论如何处置，大家谁敢不说有罪?很快金钦就被诏狱传唤，按照汉朝“刑不上大夫”的惯例，被诏狱传唤的大臣很多会自杀避辱，金钦随即自杀。甄邯则因为“实名举报”增加了千户的封邑。

王莽为了显示自己大度，“对事不对人”，又让金钦二伯父的孙子金汤继承都成侯爵位。此时金钦刚死，金家弥漫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看到突如其来的印绶，金汤并没有多少兴奋，反而吓得连家都不敢回，唯恐进了自家的门而被打成“不明为人后之义”的大罪。

此案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金当安然无恙，主要是因为金当的母亲是王莽的姨妈，两人是姨表兄弟。

有了金钦的先例，汉廷官员无不恐惧，因为仪礼的过失会被看成道德的罪愆。王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份“成果”推广到民间。

杀掉儿子，王莽内心还是很痛苦的，只是在他所维护的大义面前，需要隐忍。于是，他亲手撰写八篇《诫子书》，颁行天下，由学官教授，其“教学重点”等同《孝经》，天下谁能背诵这八篇书，名字就会被列入官簿，将来举孝廉、选人才时优先录用。这种做法在后世一些皇帝那里比较常见，比如朱元璋、康熙、雍正，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王莽是第一个，他以极大的虔诚和想象力，将君主的“德位统一”从孔子的理想变成了某种“现实”。

至此，吕宽案已演变成直达汉朝最基层的思想运动。

王莽将“为人后”这种儒家政治理想不仅付诸公共事务，也推进家庭和私人领域，使得天下对儒家伦理的尊崇更加蔚然成风。只是，原本从私人和家庭中自然萌发的这一儒家伦理，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被反过来强制灌输到家庭和私人领域时，味道还一样吗?（本文摘自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