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举制的前任，九品中正制真的一无是处吗？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率军北伐，船队来到泗水。大概是大军进军顺利，得意洋洋的桓温与一众僚属登楼船北望，编排了一顿西晋名臣王衍，指责这位三公之臣只会清谈，而全不通世务，以至中原陆沉。

　　在当时崇尚门第的大环境下，桓温这话刺痛了很多人。一位叫袁宏的记室参军站出来，坦言：“运自有废兴，岂诸人之过？”国运自有兴废之时，不能把锅甩给王衍啊。

　　桓温一看原来是袁宏，微微一笑道：“你们想必都听说过汉末刘表吧，他家里有一只巨牛，重达千斤，饭量十倍于寻常的牛。可是这头巨牛拉东西，还不如瘦弱的母牛。后来曹公破荆州，杀了分给士兵们吃肉，大家无不拍手称快。”

　　王衍是顶级名士，袁宏也是顶级名士，他们都是段子中的所谓“巨牛”。桓温赤裸裸地骂他大而无用，袁宏脸上白一阵红一阵，不敢再接话。

　　桓温是有名的段子大王，无论谁都敢骂，只是有时骂得深，有时骂得浅。这两个段子，其实不在骂人，而在于吐槽东晋士族只会空谈、全无用处。再往深处讲，算得上是对三国以来九品中正制的不满。

　　九品中正制发端于曹魏，正式光大于两晋，按说桓温也是受益者，连他都吐槽，说明这个制度本身刚一出现就有问题。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与生俱来就有毛病，三国时为何还要发明这种先天不足的制度呢？

1　病入膏肓的察举制

　　一物之生，必有其理。推源溯始，九品中正制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它的前任不行了。

　　就选官制度的本质而言，中国古代其实只有三种制度——察举、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九品中正制之所以在汉末三国出现，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而是汉朝察举制的灰犀牛现象，终于爆发了。

　　察举制，简言之，由各级官员考察、推举优秀人才，作为国家官员的储备人才。察举的项目包括孝廉、贤良、秀才（东汉避光武帝讳改为茂才）、异科。设计初衷是好的，选拔各地德行、才能较好的人才，用作国家官员。

　　但是这个制度关键在于，谁来察举？怎么察举？标准是什么？

　　制度运行之初，由于西汉社会风气比较清明，还算正常，选取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但到了东汉中后期，贪腐之风盛行、利益胶结固化，察举制也随之被投机分子琢磨出了漏洞加以利用。

　　一方面是负责察举的官员搞权力寻租。应劭《风俗演义》里记载过一个叫五世公的人，此人担任广汉太守期间，连干过两桩肮脏事。一件是荐举同岁（就是同一年被察举为孝廉，类似于后来明清时所谓同年）段辽叔的长子为孝廉，段家这个儿子不论德行还是操守都很一般，社会上闻之哗然。另一件就更令人不齿，他又荐举另一个同岁蔡伯起的弟弟琰、儿子蔡瓒为孝廉，蔡瓒年方十四，连最低年龄都没到。事情弄到这个份上，不光因为社会风气坏，也因为察举制本身漏洞太大，缺乏制约，各级官员随便出卖国家名器换钱花。

　　另一方面，待察举的人也玩起了花招，用虚假的德行与名声，糊弄察举官员。东汉强调以孝行，青州乐安郡有个叫赵宣的人，为父母守孝，在墓道里住了二十年。这位老兄后来一炮走红，当仁不让地被荐举为孝廉。时任太守陈蕃很佩服这位老兄，叫来看看是何情况，一问之下，发现赵宣居然在二十年中生了五个孩子。真是一边树牌坊一边及时行乐，两不耽误。陈蕃大怒，当即废掉了他的孝廉资格。

　　回过头来反思，赵宣凭什么能骗过察举官员呢？不外乎察举缺乏一定的程序和标准，官员有时只是根据乡间名声，就大差不差地确定孝廉。赵宣钻的就是这个空子。陈蕃之所以能戳穿赵宣，靠的是自己认真的作风。制度好坏，在制度本身，而非执行者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察举制度是不可靠、不客观的。

　　这种灰犀牛现象，有智者大多能发现，但如何去解决？对汉朝人来说是个超越时代的难题，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头灰犀牛冲过来，而无力纠正。

　　种种弊端积累发展，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选士任官的范围极度压缩，只在大家族的子弟中打转转，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我们固然不能否认，由于汉朝时造纸术尚未流行，读书、拜师成本极高，贵族子弟确实比平民百姓整体文化水平更高一些，但无论如何，缩小选拔圈子不仅使国家丧失了更广阔的人才基础，也使贵族群体因为缺乏竞争而日益庸劣化。“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成为察举制的真实写照。

　　袁绍动辄号称“四世五公”，但这看似牛气冲天的称誉，在袁氏集团被曹操击败后，反过来成了对汉朝察举制最现实、最直接的否认：流行了近四百年的察举制，烂到根子上了！

2　九品中正制横空出世

　　曹操既是察举制下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自负才能独步于当世，不需要虚头巴脑的名声，却还要仰仗名士的推荐才能入仕。年少时不得不卑词厚礼，求许劭给他一个评价，许劭不得已评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这个夹枪带棒的评语自然上不了台面，如果真传到汉帝的耳朵里，怕不马上拉出去斩了。但能上得了许劭月旦评的“排行榜”，本身就是一种人脉加持。或许后来桥玄推荐他，与许劭的评价就有很大关联。

　　曹操二十岁能够以孝廉入仕，代价却是被许劭损一顿，成了一个久久难以消化的心结。这个心结，曹操即使后来统一北方、功成名就之时，仍然没有放下。他在56岁时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还不忘把袁绍、袁术、刘表这三个名气最大的察举制受益者挂出来，结结实实编排了一顿。而真正令曹操吃够苦头的孙权、刘备，却不置一词，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在曹操看来，传统察举并不能真正选贤任能，选拔出来的多是有德无才、甚至连德行也不够的水货。

　　因此曹操在纠正选官制度时，非常注重纠正德行标准过高的衡量意义，将才识纳入人才评选优先级，在创业阶段反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反对虚伪道德和名实不符。同时，他还极力压制私人操纵选举，力图将选举之权控制在政府手中，九品中正制的雏形初现端倪。

　　寒门出身的郭嘉，就是唯才是举原则的受益者，举止轻浮、不拘小节的郭嘉并不符合当时儒家的道德行为规范，如果按照察举制的标准执行，郭嘉有生之年可能和官场无缘，但在曹操这里却颇受赏识、身居高位，最终留下了主臣互相欣赏和遗计定辽东的佳话。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之初，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抚前朝既得利益集团的情绪，同时又能发展一批忠于自己的官员群体。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保证改朝换代阵痛期的平稳过渡，经过一番权衡，曹丕采纳了颍川望族代表陈群提出的九品官人法，作为新的官僚选举制度，作为妥协，盛行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没有全部废除，留下来作为辅助。

　　相比盛行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饱受诟病的九品中正制有着它独到的先进性。

　　先进性之一，是扩大了选士范围。

　　每一个制度设立之初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当时行情的最优解，九品中正制也不例外。制度创立之初，先前的名士大咖私家点评定榜体系不再纳入职场任职资格参考，一扫汉末以来“出风头”的浮夸之风。

　　同时，因为各权力机构官员之间职能具有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存在，大大提高了人才库中的人才质量，这一制度在曹魏前期为中枢和地方行政单位输送了很多优质人才，彼时虽倚重家世，但家世还没有跃升为唯一标准。从此，知识分子群体被细致分类，并根据综合数据定为了九个品级。因为这些更注重细节的考察，每个层级的读书人、士子，都有了入仕的机会。

　　曹魏名将邓艾是当时寒门代表人物之一，年轻时的邓艾只是一个普通的屯田民，凭借才学在耕陇之间“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典农都尉学士，但也只是一名看守稻草的小吏而已。机缘巧合之下，邓艾的内秀被大人物察觉，从此迎来了破格提拔，纵横沙场，迈向人生巅峰，最终成为三国后期最出彩的名将之一。

邓艾影视形象。来源/94版《三国演义》截图

　　西晋官至司空的名将石苞，亦是底层出身，是一个县城的小吏，很好色，如果在察举制选官的时代，想要出人头地无疑天方夜谭。但得益于九品中正制，石苞的经国才略得以施展，最终官至司徒，成为开国功臣，实现阶层的晋级。

　　先进性之二，是确定了细致的考察标准。

　　九品中正制更注重综合素质，考察的也更加全面，察举制下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欺世盗名之徒难以浑水摸鱼。

　　朝廷在州和郡两级行政单位挑选有名望、有学识并且有识人慧眼的人，担任为政府网罗人才的中正官，定期对所辖区内的文化人和有德行的人进行考察审核评定，分成九等品级，作为政府为被考察者颁发“公务员委任状”时的参考依据。

　　影视剧中的“九品官人法”，列出了选人标准：家世、道德、才能。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截图

　　中正官主要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道德、才能和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

　　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

　　这种看起来繁琐的环节，蕴藏着曹魏朝廷防范大而化之选官的深刻用心，是防范赵宣模式再现的制度基础，就算中正官傻，分辨不清赵宣或者王宣、李宣是不是作假，但不可能所有中正官都傻，总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层级的人查知真相。

　　当然，肯定有人注意到，九品中正的选官范围虽然扩大了，但仍然没有延伸到整个社会，参与选拔的士人，几乎都是地主阶层——笔者找不到更合适的概括词，姑且以这个名词概括当时具有一定经济能力、能够接受文化教育的群体。桓温之所以吐槽九品中正制重名品、轻才能、固化阶层，根源就在于此。

　　那么为什么魏晋帝国没有直接跨越到科举制呢？毕竟察举制中也有一些科目需要进行文化考试，魏晋怎么不将其发扬光大？这还要和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讨论。

　　在纸张还是稀有之物，印刷术更不知为何物的时代里，书籍这种珍稀教育资源只掌握在帝王家和少数大家族手中，普通老百姓甚至连温饱都没有稳定保障，即便有读书上进的心思，又有几个能侥幸窥见一文半字，甚至被名宿和地主之家破格“点化”呢。

　　知识被垄断的同时，国家开设的官学也因为汉末战乱而变得萎靡不振，这时只有大家族还在坚守文化传承这一项重任，士族地主“多研讨儒经，遵循礼法”，士族地主作为一个整体仍不失为一个相对优秀的群体，他们相对来说，拥有更成熟的文化基础和政治历练。

　　所以，九品中正制没有从根子上掀翻察举制，而是有限度地扩大选士范围。要想绝对公平、绝对选优，中正官只有对近乎文盲的广大民间少年群体，进行旷日持久地考察培养，发现谁有潜质了再送去学习。

　　在这种限制之下，将“门第”设为评判标准，是一个相对经济、相对便捷、相对符合实际的最优解。

3　九品中正制：统治者暗藏的机心

　　九品中正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包括对豪强世家地位的进一步确认、固化，自曹魏发明制度时就大概能预见到。但是曹魏以后为什么一直奉行呢？

　　任何制度的设立，都有其复杂性，包括目的。魏晋统治者之所以坚持九品中正制，除了更高效地选拔官员，其实还有别的心机。

　　比如强化中央集权。

　　在察举制盛行的时代，孝廉的荐举和乡闾评议都掌控在当地的世家大族手中。汉帝国强盛时，中央对地方郡县保持强有力的控制，官员察举尚且不敢肆意妄为。但到后期丧失对地方控制力后，由于制度本身没有约束力，官员们察举无人限制、无人监督，可以随意施为。不仅推荐阿猫阿狗当官没人管，这些阿猫阿狗还会一辈子将察举官视为恩主。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吃过实实在在的亏，许多袁氏门下的所谓门生故吏，都是通过这种纽带联结起来的。曹魏帝国推行九品中正，就对准了这个弊端，通过细化中正官的分级、增设吏部的最终选拔权等手段，把这方面的权力收归中央。

　　又比如，对社会风气进行纠偏。

　　汉末以来王纲失序，社会上各种秩序都乱了。想当官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好求助于察举。而察举第一标准就是名声，士人趋向浮华，刻意造人设，而忽略了实务能力，造成一大批只会空谈、徒具空名，而一到实务就原形毕露的假名士、真废物。

　　刘表交游的名士，个个名动一时，都是察举官员们争相举荐的高士。但后来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天天名士堆里打滚，有“江夏八俊”光环的刘表，一旦遇到真正的挑战，迅速露出外强中干的本相，先被孙坚暴捶，后被曹操吞并。

　　曹魏立国之初就进行了德才大辩论，提倡唯才是举，甚至还一度走极端把德的标准一降再降。九品中正制刚出现时，整个社会一扫汉末以来那种道貌岸然的朋党营私和务名背实的社会风气，一时间政治圈和文化圈都呈现风清气正的良好面貌，文化大咖对其赞不绝口。称其为“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

　　我们承认九品中正制天生带有不足，其自身的约束力不足以支持它健康运行足够长的时间。由于它的选士对象局限于地主阶层，直接助力豪门大族得到更优势的政治文化资源，通过家学培养源源不断地制造人才，形成对平民越来越大的优势；又由于中正一职常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中正制的纯正性并没有延续多久，到了曹芳执政时期，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

　　但不得不承认，九品中正制又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作为察举制的一种变相延续，九品中正制通过三百多年的实践，把考察选举这种选官办法的各种可能性都试遍了，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此路不通。

　　正是基于这种试错，南北朝后期选官制度才走向另一条道路，就是把察举中对于经义的文化考试发扬光大，通过直接考核士子本人的文化水平，来确定其人才优劣。之后才有了隋朝的科举。

　　科举之兴，又是一篇好大的文章，这里就不多说了。从宏远的历史维度回看九品中正，很难一言概之它到底是好是坏。或许，混沌、复杂、牵缠，原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人们在观望九品中正。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