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诗坛的巅峰对决：王不见王 最后下场如何

题图：《随园湖楼请业图》（局部）

一个已经离职的七品县令，胆敢迎战当朝“诗教”盟主、皇帝恩宠的大红人，否定清朝体制钦定的意识形态，公开宣扬私己个性、使之凌驾于皇家旋律之上，不仅没有被贬斥，最后还战而胜之，取代后者的诗坛领袖地位。这事放在今天，亦颇为不可想象。

清代乾隆时期，据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个“盛世”，诗词创作也属于鼎盛时期。乾隆前期，全国诗坛盟主是沈德潜（1673～1769），此人22岁开始投身科举，但67岁才考中进士。有一次，弘历皇帝召见年逾七旬的沈德潜，讨论历代诗源，沈德潜对答如流，皇帝非常赏识他的诗才，亲笔为他的诗集写序言。 

乾隆二十二年（1757），是沈德潜人生的巅峰。那年他85岁退休，被赐衔礼部尚书（古称“大宗伯”）。乾隆帝说：“朕与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矣”（袁枚《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神道碑》）。还写诗表扬他：“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福”（弘历《五言排律·沈德潜给假葬亲诗以饯之》）。 

沈德潜因诗得宠，与他的“诗教”思想不无关系，他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即强调诗歌的宣传、教育作用，写诗必须有利政治、教化万民。他认为，秦汉之前的诗歌出于写作正道，有宣传教育作用。后来的诗歌，越来越倾向“嘲风雪，弄花草”，已逐渐远离“诗教”，不再彰显诗的教化作用。 

沈德潜像

沈德潜领导的诗教运动，形成作者群落，史称“格调诗派”，写作旨趣取向保守，扬唐抑宋，提倡复古，严守韵律定式，轻视感情的自由抒发，与当朝钦定的儒教意识形态合流。 

沈德潜《说诗晬语》

沈德潜长期在京城做大官，但没有什么政绩记录。他的论诗、选诗著作甚多，流传很广。他写诗2300多首，评论家认为，相当大部分为歌功颂德之作。 

有时皇帝想写诗，却没有空，常命沈德潜代写。据统计，由乾隆皇帝署名的诗作多达42613首，相当于2000位唐朝诗人传世作品的总量，其中最有名的一首《飞雪》，曾被选进现在的小学课本：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不过，这首诗只有前三行是乾隆皇帝亲自写的，第四句由大臣代笔。 

二、“反攻方”：性灵派

袁枚（1716～1798）与沈德潜同年考取进士，时年24岁（比沈德潜小43岁），他只做过地方小官，史书记录其政绩相当可观。他于34岁辞职，在南京购地筑“随园”闲居，直到逝世。 

袁枚像

作为清朝开宗立派的诗人，诗学理论家，袁枚与沈德潜大异其趣。乾隆十年（1745）他29岁，与旧友聚会切磋诗艺中，写下这首《七律·答曾南村论诗》——

提笔先须问性情，

风裁休划宋元明。

八音分列宫商韵，

一代都存雅颂声。

秋月气清千处好，

化工才大百花生。

怜予官退诗偏进，

虽不能军好论兵。

开创“性灵说”理论，是袁枚对中国诗坛的最大贡献。他认为：诗人应兼备真情、个性、诗才。作品内容应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有趣。诗歌作品要以感发人心、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提笔先须问性情”，是“性灵说”的早期表达。官退诗偏进，是他当时身在仕途的切身感受，来自“官”的一切思维、意识、惯性，不正是诗艺长进的障碍吗？

愧舞瞿昙甘蔗梢，

久焚笔欲学君苗。

自无官后诗才好，

但有春来病即消。

海内芝兰怜臭味，

钧天丝竹奏箫韶。

何时同作萧郎客，

君夺黄标我紫标。

——这是十年之后（1755），袁枚另一首名作《题庆雨林诗册并序》，彼时他已辞官多年，他更加确信：远离“官”，方能写出好诗。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

在袁枚心目中，“官”大概指固化的思维、行动模式，即体制。加入、认同这种体制的人，真情、个性、诗才必然会被侵蚀、耗散，难以写出表现真情实感、富有个性的佳作。袁枚已交辞呈、未获批准时，曾经写过一封信（《答陶观察问乞病书》），这么描述他所加入的体制，心中相当厌恶： 

……性好晏起，于百事无误；自来会城，俾夜作昼，每起得闻鸡以为大祥。窃自念曰：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彼数百万待治之民犹齁齁熟睡而不知也。于是身往而心不随，且行且愠，而孰知西迎者又东误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憷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后矣，不踠膝奔窜便瞪目送嗔……甫脱衣息，而驿券报某官至某所，则又蘧然觉，凿然行。 

三、战事 

当时有学者称，沈、袁二人“论诗判若水火，宗伯（沈）专讲格律，太史（袁）专取性灵”。（钱泳《履园谈诗》） 

“格调诗派”与“性灵诗派”巅峰对决的准确时间，史籍没有记载。有学者推断，发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彼时沈德潜87岁、袁枚44岁。 

论战帷幕由沈德潜拉开。其时，袁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读过袁枚一些作品，还见过一些袁氏诗论内容。沈德潜修书一封，向性灵诗派发起总攻。 

沈氏信中所写，不外是格调派的说教：尊唐贬宋，指摘当时的浙派诗人追随宋诗而败坏唐代诗风，还说了一通正能量诗教观的陈词滥调：“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 

袁枚见沈德潜公开亮出诗学观点，十分高兴。原来袁枚对沈氏宣扬的“诗教”早有不满，而且“诗教”观流传甚广，盲从者不少。但是袁、沈二人是同科进士，私交感情很好，一直碍于情面没有公开批判。现在沈老先生主动送上门，简直天赐良机。袁枚通宵夜战，写成《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袁枚的反驳主要围绕两个话题：首先批判“尊唐贬宋”的荒谬：历代诗风变化不停，乃艺术发展所需，一成不变绝无出路，“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接着，直言不讳地反对“诗教”理论：即便孔夫子亲手编选的《诗经》，也不见得全是含蓄温厚、具备政治宣传教育功用。诗三百篇里面，直白说尽，描绘个性、私情的诗作也为数不少。 

袁枚的回击逻辑严谨，火力充沛、而又风趣幽默，不失优雅、谦恭。沈德潜迟迟没有复函，袁枚忍不住，又发出第二封信《再与沈大宗伯书》，转守为攻，专门批评沈氏对艳体诗的封杀。袁枚的反攻论据，仍是儒经之首《诗经》：

夫《关雎》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辗转反侧。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又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可见沈氏把艳诗一律视为离经叛道，违背他自己尊崇的儒学。袁枚又列举不少史实，证明“诗之奇平艳朴，皆可采取，亦不必尽庄语也，……艳诗宫体，自成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亦过乎?（次回是与沈、袁同时期的著名艳体诗人） 

其实沈、袁论战只打了一个回合。袁枚的两封信被当时文人狂转，沈大宗伯却彻底哑火，只好交出盟主印信，袁枚从此名满全国，乾隆一朝诗风为之一转，由格调派变为性灵派统率诗坛。“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韩廷秀《题刘霞裳两粤游草》）。 

四、大结局 

一个已经离职的七品县令，胆敢迎战当朝“诗教”盟主、皇帝恩宠的大红人，否定清朝体制钦定的意识形态，公开宣扬私己个性、使之凌驾于皇家旋律之上，不仅没有被贬斥，最后还战而胜之，取代后者的诗坛领袖地位。这事放在今天，亦颇为不可想象。 

笔者除了叹服袁枚的勇气，还不免对满族人领导的朝代产生些许好感：史上虽有钳制士人思想、制造冤狱残杀无辜的恶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七律·咏史》），知识界噤若寒蝉、一片肃杀。但毕竟容得下袁枚，任凭他阐发、传播、实践，他的自由创作、抒发心性的理想。

小眠斋里苦吟身，

才过中年老亦新。

偶恋云山忘故土，

竟同猿鸟结芳邻。

有官不仕偏寻乐，

无子为名又买春。

自笑匡时好才调，

被天强派作诗人。

这首《七律·自嘲》是他“性灵”诗风的代表作，写于46岁盛年（1762）。

袁枚经营随园物业颇为成功，田产租金收益不小，加上盛名之下丰厚的稿费润笔，经济供给相当宽裕。 

他经常操办文人雅集，花在女人身上的钱手笔更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63岁才得子的他，之前一直频繁纳妾，“无子为名又买春”，女孩儿一个比一个漂亮。

 “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郑板桥赠袁枚诗）。“八十衰翁已白纷，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枪无敌，专救人间娘子军”（赵翼给袁枚写的戏作）。他的好色，也引起不少文坛好友的揶揄、讥诮。 

袁枚优哉游哉，在随园生活了半个世纪，直到82岁老病离世。去世前写下两首绝笔诗，“千金良药何须购，一笑凌云便返真。倘见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红尘。”（《病剧作绝命词留别诸故人》）。“不图酒赋琴歌客，也到钟鸣漏尽天。转眼楼台将诀别，满山花鸟尚缠绵”（《再作诗留别随园》）。笑迎生命谢幕之际，亦眷念诗般人生，放得下，又放不下，这也是人的真性情。 

最后，有必要说说沈德潜的结局。 

沈德潜97岁去世。九年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号称清朝四大文字狱之一“一柱楼诗案”案发。首犯诗人徐述夔遭同乡举报：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诗句，被认定为大逆不道、判处满门抄斩。沈德潜为徐述夔写过传记，称赞徐述夔“人与文章皆可为法”。乾隆帝认为沈德潜负恩无耻、丧尽天良，命令剥夺他的一切谥典头衔，铲平坟头碑文。一代宠臣，朝廷吹鼓手，一世功名尽化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