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志愿军翻译：这是一场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张泽石，生于上海，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随军入朝参战，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后，曾任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1953年秋，朝鲜停战后，被遣返回中国，被开除党藉、军籍，并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

张泽石表示，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朝鲜战争。“现在回顾起来，人的生命在战争中真是连只蚂蚁都不如。我因之认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尽力去避免战争，应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志！”

60多年前，他可不是这样认识的。那时，他认为自己投身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认为他的生命属于国家，不属于自己。他和他的战友们真诚的相信，他们是在为保卫新生的祖国而战，在这场“正义的战争”中献出生命都是应该的，甚至是光荣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朝鲜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整个朝鲜战争夺去了数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

痛定思痛，张泽石认为：“朝鲜战争也是一场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尤其是我不应该上战场去与美国人为敌。我求学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国来华兴办的学校；我读的清华大学也是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的。我应该感恩于我的母校，感恩于美国。何况近百年来，在所有西方国家里，美国对我们中国最好。抗日战争也是美国对我们援助最多。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似乎矛盾很大，摩擦很多。究其根源，并非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主要是多年来双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对立造成的。我深信，一旦大陆也像台湾那样走上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中美关系必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中美两国将不只能够和睦共处，还会携手去维护世界和平。” 

张泽石回忆说：“我是1951年5月27日被美军俘虏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我想回顾的不是我个人被俘的经历。我要回顾的是：朝鲜战争中为何有两万多名‘志愿军’指战员被俘，而我们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同生共死的战友被俘后又为什么会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命运。”

张泽石认为，当初“志愿军”本不应该有那么多战俘的。他说：中美两国对抗的朝鲜战争是一场实力非常悬殊的战争。虽然“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确实打过大胜仗。但在第四次战役期间，麦克阿瑟被撤职，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统帅，形势出现逆转。中共部队因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打得非常艰苦，放弃了汉城，节节向“三八线”败退。此时，美国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提出了停战谈判建议，但毛泽东听不进彭德怀的休战请求，听从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怂恿，拒绝美方建议。坚持要再打一个大胜仗，才坐下来和谈。于是，有了本不该发生的第五次战役。此前，“志愿军”战俘只有4000人，第五战役之后，“志愿军”战俘猛增到2万人。这就是说，有16000人“志愿军”战俘是毛泽东头脑发烧的牺牲品！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共军队不得不同意举行停战谈判。1951年7月10日，参战双方在开城来凤庄开始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这两年中，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志愿军”战俘又增加2000人。最后，朝鲜战争“志愿军”战俘总数达到2.2万人。

而这2.2万“志愿军”战俘，后来又在战俘营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内斗。最后，7000人回了大陆、1.4万人去了台湾。原因是，这些“志愿军”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原国共内战时俘的“国民党官兵”。张泽石说：“我们180师入朝时，从班排干部到战士，大部分是太原战役的‘解放战士’和成都战役中95军与黄埔军校的起义投诚官兵。新参军的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入朝参战其他部队的组成情况跟我们相差无几。”战俘营中的战俘分成“亲共”和“亲国民党”两拨。“亲共”的要求回大陆；“亲国民党”的要求去台湾。双方互不相让，就打起来了，在朝鲜战俘营里上演了一场“国共大战”！

选择共产党的“亲共“战俘回国后，在中共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全都掉进万丈深渊，几十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尽屈辱和折磨：“我们这些拼命要回国的7000人，回来后，却被看成‘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连我这个曾经被美军判为‘刑事犯’与‘战犯’、曾经被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和战犯营场的坚持回国的‘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归来后，竟然也会被共产党定性为‘变节者’，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严厉处分。”

 张泽石头上被扣了两顶大帽子：一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二是“为敌服务”。“我在突围时紧握手榴弹带着7个小宣传队员往沟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击，一个队员中弹身亡，我们跳进山边水沟里隐蔽。天亮时，美军坦克进沟，后面跟着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这些小宣传队员都是我从成都带出来的，看着他们那充满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带着他们往山上跑，而我们最终都没能逃脱被俘的厄运！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

“为敌服务”是指给美国人当翻译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战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往山根树丛里跑，押送我们的美军对他大叫：‘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呐！）然后，朝天开枪了。我急忙对那位大个子士兵喊：‘Don’t shoot, 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别开枪，他正在拉痢疾！）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发现会讲英语的。当美军布鲁克斯上尉动员我去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当翻译官被我婉拒之后，他请求我协助他们管理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我答应了，最后担任了坚持回国战俘营的‘对敌总翻译’。”

选择回国的7000多“亲共”战俘，绝大多数党员和团员，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大多数人被开除军籍，并且一律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歧视与惩罚。其中，电影《英雄儿女》中那个高喊“向我开炮”王成的原型蒋庆泉，也成了战俘。蒋庆泉被遣送回国后，先是被送到了辽宁昌图，进行学习改造，和很多归国“志愿军”战俘一样，在审查的压力之下，蒋庆泉在不同的自述材料中，描述了不同的情况。在最为不利于他的一份材料中，他写道：“是投降的，原因是自己当时右倾保命，没有和敌人拼到底的决心。我给党丢了人，给我军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是我的罪，我有罪。”一年之后，他回到了辽宁老家。这些战俘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此后几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和迫害。“文革”结束后，他们多次反复给中央各部门写信申诉，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总算争取到政治上的平反，但在经济上，没有获得任何补偿，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之中。不少人怀着深深的遗恨过早离开人世。

张泽石在晚年一直在反思。他说，过了60年，再回头看一看那场战俘营的内斗，有了不少醒悟。他曾到在台北跟一些幸存的难友聚会。当年打破头的“亲共”战俘和“亲国民党”战俘，紧紧拥抱在一起，禁不住老泪纵横流泪，感慨万千：“当年在战俘营里，我们这些同胞兄弟竟然会因为跟我们生命毫不相干的什么主义斗得死去活来，实在是太愚蠢了！”擦干泪水后，大家又说：“现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张泽石进而指出，其实，现在来看，60多年前那场国共内战又何尝不是一场根本不该发生的骨肉相残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