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200年后，万历皇帝为何平反方孝孺等人

　　靖难之役是改变明朝历史的内战。靖难之役结束后，明朝皇位发生了乾坤大挪移——从原先的太子朱标一脉转移到燕王朱棣一脉，燕王朱棣的子孙把持大明江山，直至明帝国灭亡。当然，也正是由于朱棣一脉的子孙成为明朝皇帝，从永乐到隆庆一朝，明帝国对建文皇帝及其大臣平反这件事一直是明朝的“政治禁区”，除了明仁宗朱高炽释放了建文时期的大臣家属，明帝国政府一直没有给靖难之役后被朱棣杀害的建文朝大臣彻底平反。毕竟给建文一朝彻底平反就是否定朱棣登基的合法性。

　　然而，到了明朝万历皇帝时期，也就是靖难之役结束200年后，万历皇帝突然给建文朝的大臣平反。万历皇帝的做法包括：下旨将方孝孺因罪贬黜到边疆的1300多名后代全部释放，给予正常的公民权。并恢复建文朝的年号。至此，万历皇帝完成对建文君臣这一“明朝政治禁区”的平反，民间谈论建文一朝不再是政治忌讳。

　　那么，万历皇帝为何给“明朝政治禁区”建文君臣平反呢？

靖难之役

　　第一，万历皇帝第一次给建文君臣平反是万历皇帝登基后不久，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下下诏祭祀为建文帝殉难的大臣，此举有巩固张居正权利，稳定人心的作用。

　　提到张居正建议万历皇帝祭祀建文君臣这件事，我们不得不注意嘉靖皇帝中后期到万历皇帝初期，明朝中央行政体系的“主旋律”——党争。

　　严嵩开起了明朝中后期“党争”的潘多拉魔盒。严嵩打败潜在的政治对手夏言等人，内阁次辅徐阶想尽一切办法打败了严嵩和严世藩。隆庆皇帝登基后，高拱打败徐阶。万历皇帝在位初期，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打败了高拱。

　　从嘉靖中后期的严嵩打倒夏言、曾铣，再到万历皇帝初期张居正打倒强力反腐的内阁首辅高拱，明朝的党争持续了多年。从正面意义看，党争对于内阁首辅本人而言巩固了权利，消除了政敌，为内阁首辅施政扫除了障碍。但从负面影响看，频繁的党争严重损耗了朝廷的行政效率，让满朝文武只注重个人权势，不注重江山社稷。

高拱（1513年1月19日—1578年8月4日），字肃卿，号中玄

　　随着张居正打败高拱，成为明朝的实际掌权者。张居正就得以“完全正面”的形象展现在满朝文武面前，为了巩固自身权利，稳定人心，赢得更多人对张居正改革的支持，张居正就建议万历皇帝祭祀建文君臣，并以万历皇帝的名义下诏，祭祀建文君臣。

　　建文一朝的大臣——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人有什么“优良品格”？从明朝倡导的程朱理学角度看，方孝孺等大臣誓死忠于建文皇帝，属于“为国殉难”的人，这很符合程朱理学的思想。因此，张居正给建文君臣平发，并祭祀建文君臣的意义就很明显了：张居正希望满朝文武像方孝孺死忠于建文皇帝那样，死忠于张居正和万历皇帝，进而支持张居正的改革。换句话说，张居正想通过给建文君臣平反这件事情，凝聚人心，进而消除改革在政治上的反对声音。

张居正改革

　　当然，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方孝孺虽然气节被后世称赞，但其做法值得商榷。方孝孺死忠于皇帝个人而非国家，如果方孝孺能投靠朱棣，其很有可能被明成祖所重用。投靠朱棣的建文旧臣为数不少，诸如夏原吉、杨溥、杨荣、杨士奇等人都在永乐年间被明成祖重用。如果方孝孺能像魏征那样有灵活的头脑，在永乐年间新的政治舞台上施展其才能，方孝孺的人生或许会大不一样。

　　总而言之，方孝孺是一个大学者，而非大政治家。

张居正书法

　　第二，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主动释放方孝孺的后代，并恢复建文一朝的年号，有万历皇帝赢得人心，巩固皇权，号召大臣“学习方孝孺”忠君爱国，凝聚了清算张居正之后一度离散的朝臣人心。

　　1582年，张居正去世。由于张居正生前几乎将万历皇帝的皇权彻底架空，有排斥异己发号施令，唯我独尊。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和反对张居正的大臣很快掀起了清算张居正的浪潮。张居正差点被鞭挞尸体，其家属被流放。

　　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被历史学界诟病颇多，认为此举是明朝丧失最后改革的机会，由盛转衰的重大预兆。但是，在万历皇帝本文的角度看，要想树立万历皇帝的皇权，万历必须清算权臣，这是历朝历代皇帝大多采用的做法。

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

　　通过清算张居正，万历皇帝巩固了自身权势。在张居正之后，朝廷再也没有像张居正那样能架空皇权，单独发号施令的大权在握的内阁首辅了。像申时行之类的内阁首辅都小心谨慎，生怕得罪皇帝。

　　为了避免朝臣中出现“张居正第二”，号召大臣们 “忠君爱国”，万历皇帝就通过释放方孝孺后代，恢复建文年号的行动，让越来越多的朝臣团结到万历皇帝周围。整体来看，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行动在朝堂上引发了支持张居正大臣的非议，一度引发朝臣人心离散，但万历皇帝通过释放方孝孺后代，恢复建文年号的举动又让自己赢得了朝廷绝大多数大臣的支持。树立万历皇帝自身的“正面形象”，并借此举全面巩固皇权，确立万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 

　　由于万历皇帝通过释放方孝孺后代，恢复建文年号的做法全面巩固了皇权，在万历皇帝统治的中后期，朝廷再也没有出现内阁首辅专权和宦官专权的局面。

　　即便万历皇帝在后期不出深宫，很少上朝理政，万历依然将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就和万历皇帝释放方孝孺平反，号召大臣们像方孝孺忠于建文皇帝那样忠于万历皇帝本人密切相关。

万历年间的明朝官员

　　第三，万历皇帝给方孝孺等建文大臣平反，恢复建文年号，其距离靖难之役过去200年，朱棣一脉掌握明朝皇权也有200年，其皇位传承固若金汤。即便万历皇帝给建文平反，明朝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建文余党”举兵造反，推翻万历。

　　靖难之役结束后，明朝给方孝孺等大臣彻底平反，恢复建文年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明成祖本人就是踏着方孝孺等明朝建文旧臣的尸首和鲜血登上了龙椅，明成祖自然不可能给方孝孺平反。明仁宗朱高炽心地宽厚，同情方孝孺的遭遇。

　　但由于其皇位的合法性来自于明成祖的靖难之役，明仁宗只能释放方孝孺的部分家属，并在私下称赞方孝孺为忠臣，明仁宗不可能在公开的场合下诏给轩方孝孺为彻底平反，恢复建文年号。

朱祁镇（1427—1464），即明英宗

　　到了明仁宗的孙子，明英宗在位期间，明英宗朱祁镇释放了建文皇帝被关押多年的儿子朱文圭。但明朝皇帝出于承认靖难之役合法性的考虑，始终无法公开而彻底的对方孝孺等人彻底平反，并恢复建文年号。明朝对建文君臣“公开不承认，暗中作调整”的做法持续了多年。

　　嘉靖皇帝登基后，明朝内忧外患不断，再加上明朝内阁党争不断，嘉靖皇帝无力顾及给方孝孺平反，恢复建文年号一事。隆庆年间，明朝内阁党争持续，隆庆皇帝的注意力又在革除嘉靖晚年的弊政上，自然无力顾及方孝孺平反，恢复建文年号一事。直至万历皇帝登基，并借清算张居正一事全面巩固皇权后，万历皇帝才敢对方孝孺等建文朝臣平反，释放其家属，并恢复建文年号，承认建文帝的合法地位。

朱棣（1360－1424），即明成祖，永乐皇帝

　　站在万历皇帝的角度看，明朝从永乐直至万历时期，皇位已经在朱棣一脉传承了200年。朱棣一脉掌握明朝皇位是无可争议的既成事实。再加上建文皇帝早已绝后，民间压根不可能有所谓的“建文余党”举兵造反推翻万历，即便有“建文余党”联合朝臣推翻万历，除掉张居正影响力的万历也能轻松镇压所谓“建文余党”的谋反。

　　在皇权全面巩固，朱棣一脉把握皇权200多年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政治背景下，万历皇帝就能主动释放方孝孺的后代，并恢复建文年号。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

　　第四，明朝大臣上书建议万历给方孝孺和建文平反，有暗示万历皇帝将皇位传给长子朱常洛的情况。

　　万历皇帝下诏给方孝孺和建文皇帝平反，这其中离不开明朝大臣的努力。而明朝大臣建议万历平反建文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希望万历皇帝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非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皇帝有8个儿子，其喜欢三子朱常洵，疏远长子朱常洛。万历一度要立朱常洵为太子。

　　但是，在满脑子儒家思想的大臣们看来，皇位传承必须延续“立嫡长子”的传统，没有嫡子就得立长子。皇帝立太子必须立长子朱常洛。这就引发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

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 即建文帝

　　为了让万历同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建议，明朝大臣就给万历皇帝提建议，给建文皇帝和方孝孺彻底平反，因为建文皇帝是朱标的儿子，明太祖早年立朱标为太子，朱标去世后立朱标的儿子为皇太孙名正言顺。

　　通过对建文皇帝的平反，承认建文帝合法性，万历时期的大臣就希望万历皇帝能像明太祖朱元璋立朱标和朱允炆一样，立长子为朱常洛为皇太子。而万历皇帝对建文皇帝的平反从皇位传承的角度看也体现出了万历逐渐认可大臣，立长子为太子的建议。最终，万历皇帝正式下诏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明朝万历年间的圣旨

　　总而言之，万历皇帝给方孝孺和建文皇帝平反，并恢复建文年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既有张居正巩固权力，推行改革的原因，又有万历皇帝在清算张居正后凝聚人心，巩固皇权，树立万历“正面形象”的原因，还有万历认可长子为太子的原因。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万历皇帝给建文君臣平反这件事，认可了建文皇帝在明朝当皇帝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