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地理密码：“从西向东、从北向南”

　　这一年，他车驾来到洛阳，大有在此定都的意向。

　　对于刘邦和他的手下文武大臣来说，他们大多属于（函谷）关（以）东人，定都洛阳，毗邻家乡，并且洛阳也算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东有成皋（虎牢关），西有殽邑（崤山），背靠黄河，面临伊水、洛河，形势险峻，可谓少有的宝地。 

刘邦的烦恼：“从西向东”的秘密

　　正当刘邦属意洛阳之时，来自齐地的一个小兵、戍卒娄敬求见了刘邦，并向刘邦献言说：大王你为何要选在洛阳这个小地方呢？“秦地（关中平原、长安一带）被（崤）山带（黄）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其美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娄敬说得在情在理，刘邦也有所动心，他衷心明白，四年楚汉相争中，他屡屡被项羽所败、狼狈逃命，都是幸亏驻守在关中长安一带的萧何，及时征兵、运粮救急，他才得以多次逃过大难，最终反败为胜、击败项羽夺得天下，但话说过来，娄敬毕竟只是一个小兵，跟那些撺掇他定都洛阳的人相比，娄敬人微言轻，他心里有些难以定夺。

　　就在这个时候，张良站了出来。

　　张良也力主定都长安，他说：洛阳虽然险固，但地方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地，“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相反，长安隶属关中地区，东有崤山、函谷关之险，西有甘肃、四川作为后方，“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张良分析得入情入理，刘邦最终由此定计，西汉正式定都长安。

　　刘邦依托关中、击败项羽，定都长安，这里面，潜藏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惊天秘密。

　　在刘邦之前，周武王也是依托关中，征伐灭亡位处河南安阳一带的商国；秦始皇则是依据秦国立足关中平原的地理优势，最终得以耀武东方、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而在汉朝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凭借着立都长安、坐拥关中的有利形势，最终以弱小的国力反而消灭了位处东方的强大北齐，从而统一北方，并为后来的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总结这些历史事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脉络和共同点：即这些王朝赖以兴盛和发家取胜的路径，都是：

　　从西向东。

　　想当初，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商纣王则是临时“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却仍然最终落败；

　　而原本作为周人的部族奴隶、从事养马的秦人，由于国力衰弱，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以前，还是被函谷关以东的诸侯国，作为未曾开化的戎狄来看待；

　　抛开国势、君主、经济实力、军事策略、民心人望等各种因素不说，从西方起家的他们，为何能以相对衰弱的国力，却最终战胜东方的强敌、一统天下呢？

　　难道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不论其他因素，从历史地理来说，真的仅仅是因为依托了关中平原？ 

历史的星空：从北向南的征服

　　而在从西向东的神奇路径之外，中国的军事历史中，还潜藏着另外一个惊天秘密，那就是：

　　从北向南。

　　公元280年，西晋沿袭曹魏的强大基础，最终渡江南征，消灭东吴、一统天下；

　　公元588年，隋文帝派遣大军渡江消灭南陈，最终统一全国，结束了为时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乱世；

　　公元1127年，女真人南下攻占东京（开封），俘虏徽钦二帝，消灭北宋；

　　公元1644年，满人又南下入关，最终攻灭南明和各地反抗势力，建立清朝；

　　而在当代史中，解放军也是依托北方，最终从东北反攻直下海南，消灭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西晋南下灭吴：开启中国从北向南的历史走向

　　纵横1700多年的时空，可以看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是中国的历史时空中，多么神奇的一种组合和趋势。

　　难道，这真的仅仅、只是一种巧合？

　　北京邮电大学客座教授倪健中在《东西论衡》中指出：“‘十’字是中国人的天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从上到下，十字的运笔方向竟然与中国历史重心（尤其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轨迹惊人地吻合。”

　　可以说，一个“十”字，潜藏着中国历史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历史趋势和惊天秘密。 

赵匡胤的遗憾：北宋的隐忧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

　　在赵匡胤看来，尽管北宋因袭后周立国，建都东京（开封），但开封位处黄河南岸的平原地区，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但作为立都的最佳选择，地处关中平原的长安城，由于历经唐末和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破坏，加上粮食运输困难等问题，立都的基础条件已经被破坏。

　　与之相比，尽管地方偏小，但相对开封来说，“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洛阳，不啻为相对较佳的立都宝地。

北宋定都开封，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但臣子们却激烈反对，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身家财产早已安定在开封，况且开封毗邻黄河和大运河，“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作为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更是力主“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

　　在赵匡胤看来，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说，由于开封无险可守，因此在北宋建国之初，他就被迫集结几十万重兵拱卫开封，而他希望迁都洛阳，就是希望“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但作为开国皇帝，赵匡胤有眼光，却没有决绝的魄力，最终只能妥协、定都开封，对此他仰天长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预判是正确的。

　　一百多年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北宋灭亡。

　　作为开国之君，赵匡胤原本想巡着先人的足迹，从东向西逆向寻求一个险固的国都，他也预判到了可能出现的从北向南的军事威胁，但最终他却没能坚持自己的选择。

　　历史，最终以赵匡胤最不愿意见到的形势，呈上了一个残酷的结局。 

“根本之地”：军事政治的基础

　　对于中国历史呈现的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历史、战略趋势，古人也看出了端倪。

　　明末清初的魏禧就在《读史方舆纪要·叙》中指出，要“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曾国藩则更进一步指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

　　魏禧和曾国藩的眼光都很独到、老辣。而在影响中国历史从西向东的趋势中，这个“根本之地”就是关中平原；而另外一个影响中国趋势的从北向南的“根本之地”，就是淮河流域。

　　作为秦人起兵和养兵的基础，关中平原南有秦岭、北有黄土高原作为屏障，八百里秦川四周高、中间低，这种平原与山地相结合的山间谷地，使得关中平原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四塞之国”、“形胜之区”；无论是周武王、秦始皇，还是刘邦、北周武帝、唐高祖李渊，他们都是依托关中平原，最终从西向东征服了天下。

　　而淮河流域，则是中国历史从北向南的“根本之地”。

　　三国末年，曹魏与东吴在淮河一带相持不下，魏国的名将邓艾（就是后来率兵进入成都，灭亡蜀汉的邓艾）向司马懿献出高招，说魏国与东吴连年征战，而战线基本僵持在淮河一带，但战事要持续，粮食运输和土地耕耘是基础，因此他建议在淮河南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垦，最终灌溉农田二万多顷，使得淮河流域成为曹魏进攻东吴的先锋阵地，最终为西晋灭亡东吴，奠定了经济与军事基础。

　　从这一点来说，三国战久归司马，其中消灭东吴和蜀汉的幕后最大功臣，并开启中国历史轴线从北向南的，邓艾是首推第一人。

淮河流域：是从北向南的焦点

　　淮河流域，也是维系南宋一百多年江山的生命线。

　　北宋灭亡后，正是凭借韩世忠等人在江淮流域的英勇抗击，加上岳飞、吴玠等人在中原和秦岭一带的驻守，南宋才最终得以守住了半壁江山；而在淝水之战中，东晋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也正是由于控制了淮河流域的关卡险要，以及募集到了淮河流域的精锐“北府兵”：正是凭借着淮河流域的土地、人力和资源，南宋和东晋才得以守住了江山不失。

　　所以，在中国军事政治的轴线上，“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因此正是在1948-1949年间的淮海战役过后，国民党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就已经不可避免。 

“十字架”：中华民族的神奇趋势

　　当然，“根本之地”只是一种依托，决定中国历史和战略走向的从西向东趋势，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在不断的迁移：

　　先是国都从秦朝、西汉时期的长安，慢慢走向了东汉的洛阳，尽管中间隋朝、盛唐的首都又回归到了长安，但北宋时最终向东移动到了开封。

　　此后，关中平原作为“根本之地”被慢慢淡化，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了南方，从北向南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从金国灭北宋、

　　蒙古灭金国、南宋、

　　到满人灭南明、

　　到解放军击溃国民党大军，

　　从北向南在中国历史中的痕迹和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尽管中间也有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等案例，但最终的历史走向，仍然是从北向南的胜利。

　　或许你要说，红军、解放军的胜利，其革命起家的根据地和主要将领，不也都是南方的吗？

　　没错，但历史的最终胜利，仍然选择了由北到南。

　　这难道冥冥之中，是中华民族的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