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自费打仗：湘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1850年底，太平天国起义，是对清王朝的一次严峻考验——与10年前英国借鸦片问题闹事不同，当年的志在讹钱，如今的却是要命。

太平天国起义。来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镇压起义的总支出是多少？

　　为了应对太平军，从道光三十年冬（1850年）至咸丰三年春（1853年），清廷在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调集各省“绿营”军队攻打太平军，用兵不过九万七千七百余人，但经户部花出去的军费已高达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根据户部报表，至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库存的银子仅剩下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财政上的岌岌可危，远比杀到家门口的起义军更让庙堂心惊。所有的麻烦自然要归咎于“绿营”军太不中用。所谓“绿营”军，本为清朝经制军队，在组织架构上有严格的行政级别，在财政预算上则享受稳定待遇。

　　“绿营”在清朝中前期勉强可用，但到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已疲态尽显，甚不得力。

乾隆时期绿营兵。来源/电视剧《乾隆王朝》截图

　　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军时，“绿营”只剩下千里尾随、罕逢一胜的本事。眼看身为“绿营”军花钱不少却百无一用，朝廷只能另想办法，那就是重拾嘉庆年间对付白莲教的老办法——兴办团练。

　　所谓“团练”，就是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它主要用于地方自保，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

　　咸丰二年末至三年初，朝廷先后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共有十省奉召兴办团练，其中湖南团练大臣就是曾国藩。最初，“团练大臣”曾国藩在“团练”问题上是个十足的反派。他瞧不起乌合之众的“团练”，认为“改弦易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与其召集一帮无组织、无训练又无责任心的闲散人员胡乱凑数，还不如找有专业素养的“劳务外包公司”，把镇压起义的“业务”彻底外包。

　　在曾国藩的努力下，1852年底，一支以“湘勇”为名的队伍正式诞生。

曾国藩办团练。来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十二年后，正是这支彻头彻尾的“临时工”队伍，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完成了其创建的目的。

　　统计其全程费用，曾国藩所部湘军十二年间所耗，总计不到三千万两银子，此间湘军从最初的一万七千人发展到最高峰的十二万人（同治元年，1862年）。与两年花掉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银，却连份像样的捷报都交不出手的“绿营”军相比，成本效率之高低，一目了然。 

曾国藩自制了“剿匪手册”

　　剿匪是个要命的活儿，想承接此项高风险、高利润率的大单业务，没有过硬的背景是不行的——欲揽“瓷器活”，不但要有“金刚钻”，更得要有瓷器店里的熟人。

　　首先是人脉资源。

　　“湘军”虽然只是一支“临时工”队伍，但其主持者曾国藩却是成色十足的官员。曾国藩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之前的仕宦履历如下：

　　道光十八年进士（1838年），选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散馆授职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升翰林院侍讲，四川正考官

　　道光二十四年转补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春坊右庶子，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补日讲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七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升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

　　道光三十年六月，兼署工部左侍郎，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

　　进士出身，翰林院镀金，历经锻炼，如果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殿试成绩差了点，只是个勉强上榜的同进士而已。

　　曾国藩的仕宦履历和由此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网络，对湘军日后的发展壮大颇有助益，但以他为代表的湘军将帅多是书生出身，故湘军初起之时，于近代军事组织和战术均无甚心得，曾国藩又只好“请”来明朝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之提供“技术支持”。

　　古之沙场名将，大多敏于行、讷于言，罕有将自己军事经验整理成书的，但戚将军却是十足的另类——他平生打仗之余笔耕不辍，在浙江抗倭时写了本《纪效新书》，到蓟门镇蒙时又写了本《练兵实纪》。这两部书，对火器时代的军队编制、组训乃至武器、战术，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代表了有明一朝军事理论和战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尽管戚继光的军事理论年头久远，用之于19世纪中期的国内战争，却仍然不算落伍（太平军手中火器，也多是吴三桂时代的旧炮，大家彼此彼此）。以《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书为圭臬组训起来的湘军，较之组织、编制落伍，军事训练及战术素养全无的“绿营”而言，代差优势极其明显。所以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这支“山寨戚家军”，凭着悍勇敢战、战术对头，最终占据了上风。

　　曾国藩的成功也给其他对军事一头雾水的清廷官员们以莫大激励。斯时“绿营”残破，各省疆吏都在募兵自守，而苦不懂近代军队的编制战法，所以皆争求湘军的成功经验，尤其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而制定的核心内容“营制”。

　　曾国藩倒也不搞技术垄断，乐于推广他的“先进经验”。咸丰三年（1853年），湘军初定营制、营规，曾国藩便在衡州刊印，旋即又在江西刊印。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督师安徽祁门，又刊印一次。同治元年（1862年），曾的弟子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因各处索求，又代为翻刻了一次，但依然是供不应求。

　　在这样的热潮下，湘军的营制、营规，从经营常识到管理规范，一时成为咸同年间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技术手册”。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源于湘军的这一整套制度，也一直被奉为清军建军的圭臬。

　　然而，身为“曾氏军事理论”创立者的曾文正公，到底是位谦谦君子，他虽然偷师学艺，但成名之后也并不“干没”戚继光的贡献。

　　正是在这位“私淑弟子”的大力揄扬下，生前做官不过总兵官的戚继光，在晚清声名飙升，反令同时代的谭纶、俞大猷、李成梁等抗倭名将望尘莫及了。这恐怕是戚将军著书时始料不及的。 

抗倭名将戚继光。来源/电视剧《戚继光》截图

湘军是怎么自办经费的？

　　曾国藩专业技术扎实过硬，自身又是正途出身，朝中还有当红权臣的大力支持，但湘军还是处处遭遇掣肘——因为在清朝的军队体系中，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支“临时工”队伍的存在。

　　照清廷内流程，“平贼”事务本该由军机处统筹、礼部和吏部选调官员、兵部指导技术、工部供给装备、户部提供资金。但因湘军属“临时工”，朝廷六部要么管不到（礼部、兵部），要么懒得管（工部、吏部），于是便都推给曾国藩自己去周旋。也即是说，除了代表皇帝的军机处因职责所在，不得不隔三差五聒噪一番外，其他各部对湘军基本上是放任不管。

　　礼、吏、兵、工部放手倒还好办，难办的是户部也不管。

　　户部不管湘军，倒不全是态度问题，也确有困难——如前所述，户部的现金库存早被不中用的“绿营”在十四年战争的头两年就掏得精光。且他们也不可能为湘军这帮“临时工”增设预算，所以朝廷即便想批款，也只能找其他名目。

曾国藩与湘军共同作战画面。来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但专项拨款往往更显得无聊——比如说，在走了长达几个月的漫长流程，户部终于同意划拨给贵部二三十万两银子作军饷，但出纳给出的友情提示却是，这笔账应于两江总督账户下拨支。而更严酷的事实是，你还算清楚地知道，两江总督治所南京城，早在咸丰三年就已经被太平军所攻占，财政拨款即便不好称之为“白条”，也是十足收不到手的“坏账”，于事无补。

　　所以，曾国藩压根就不指望从空荡荡的户部获得资金。事实上，湘军前后十二年，近三千万两银子的开销，执行的主要是另一种模式——即由朝廷给予默许，然后曾国藩等“包工头”设法自筹。

　　这些空头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七大类：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七项办法中，丁漕、关税二项都是从财政内直接截留现金的办法，此法冲击了朝廷的编制预算和利益体系，即便是曾国藩亲自提出也常有被驳回的。

　　其余五项，则都是“灰色”手法。捐输则是鼓励民众捐款输纳（对积极者也常常奖励以名誉官衔，实际上还是“团练”融资的旧办法）。湘军初起之时，全军仅一万七千余人，月用饷银近八万两。仅靠湖南一省的捐输也勉强可以度日，在对湘军有依赖的江西捐输成绩也不错，但在兵火不及的四川就毫无成效。

　　嗣后随着湘军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曾国藩逐渐发觉捐输是“费神多而获钱少”，改而利用手中军队控制交通线的便利条件，通过倒卖食盐的利润充军饷。他以此法在八年中获利二千万两有奇，占了筹款的大头。

　　厘金则是设卡抽税，仅就江西、广东、湖南东征局三处数据看，输送至湘军者已过千万两。

湘军

　　协济则全看人缘和业务关系。

　　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江苏巡抚李鸿章，于湘军都是自己人，故曾国藩提请每月协济饷款若干，他们都大力支持。江西巡抚耆龄虽是外人，但他要靠湘军保卫辖区，因此也肯协饷。四川与湘军素无交情，又无业务依赖，就不太肯出钱，仅仅只是敷衍了事（湖南、湖北每月二万，江苏每月四万，江西每月一万七千余两。而四川两次拨款，总计才二万五千两）。

　　在朝廷的默许下，湘军依仗“临时工”的特殊性，破坏了军队不得自行筹饷的财务传统。

　　从此，清王朝的财政系统就失去了对这支队伍的控制。 

朝廷为什么一个头两个大？

　　既不能通过正式军籍来掌握湘军的员额，也无法通过“卡预算”来限制湘军的膨胀，更难对湘军中的军事将领施加切身影响——湘军的文职多来自朝廷调任，如李鸿章、郭嵩焘，他们事定后还要回去，所以朝廷还勉强管得住；武将除个别高级将领外，大多仅有虚衔，只能依湘军自定的内部级别享受待遇。朝廷对之失却约束，此辈便每每无法无天。

　　失去了人事和财务两大权力，朝廷只剩下在曾国藩等“包工头”递过来的报销单据上蒙头签字画押的能耐了。

　　对湘军的“失控”逐渐成为清朝与太平天国之外第三股势力的情况，朝廷也不是全然懵懂的。

　　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秋，湘军克复武昌、汉口捷报至京，咸丰曾喜形于色，立擢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且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旁侍的军机大臣祁寯藻提醒他：“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闻言，即默然变色，随即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虚衔，而“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了。（薛福成《庸安文续编卷下·书宰相有学无识》）

祁寯藻，清朝著名的三代帝师。来源/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截图

　　说来这祁寯藻倒也不是曾国藩的对头。咸丰元年，曾国藩在朝中公然反对咸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的谕旨，皇帝一怒之下要治他的罪，也是祁寯藻叩了若干响头才保回来的。

　　所以，此次祁大人给曾国藩下眼药，绝非私人恩怨，乃是高度讲原则。大清一朝重用汉人不在少数，但为防出现拥兵自重的情况，历来是掌兵者不理财，理财者不掌兵，地方督抚权望俱重但无兵权，提督虽有兵权而无财源，兵权财权政权分得很清楚。所以，自吴三桂“三藩之乱”后至咸丰年间，清朝未出现过擅弄私兵、尾大不掉的疆吏大帅。

　　经祁寯藻这番点拨，咸丰便豁然开窍，此后任曾国藩如何抱怨疆吏掣肘（咸丰五年，在江西参劾巡抚、按察使司等省级大员），如何要挟朝廷拨块地盘给他筹饷养兵（咸丰七年，于丁忧中要挟朝廷授巡抚不成，愤而请辞兵部侍郎），皇帝总之是不允了。

　　但到咸丰十年（1860年），情况又为之一变。

　　是年，由“绿营”军组建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彻底打垮，清廷手头仅剩下湘军这一张可用的牌。为挽救江南局面，朝廷不得不再度起用曾国藩——而用曾就不能不满足他出任督、抚的要求。

　　于是，咸丰十年四月，朝廷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六月，补授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镇（总兵）以下悉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命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从此得以“包工头”之身，正式兼理起地方行政事务。

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咸丰帝决定起用曾国藩。来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既然当了封疆大吏，则七、八年来一直让湘军头疼不已的经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湘军前7年，即1853年至1860年，累计收入不过四百五十余万两；但从曾国藩总督两江后，5年中收入竟达二千四百五十余万两！

　　于是乎，从咸丰十年起，断了“拖欠工资”病根的湘军攻势勇猛：1861年陷安庆，随即包围天京；在漫长的围城战后，于1864年6月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