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肾”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费慰梅的说法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做右肾摘除手术，是在1926年3月。

1994年，与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夫妇交情密切的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出版《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文版1997年出版）一书，讲述了“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割错肾”这个故事。

费慰梅在书中写道：

“ 鑑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费慰梅说得明白，她的信息源是“ 梁启超的好朋友张雷”；张雷的信息源是“ 参与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

这种“ 朋友的朋友跟我说”式的辗转耳闻，很容易以讹传讹。而且，费慰梅的表述里，还有“ 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这种情节，这是缺乏医学常识的说法——为避免破坏多层腹膜，肾摘除手术并不会从肚皮上下刀。

但费慰梅是费正清的夫人，夫妻二人在中文知识界都颇有影响力。此后，“ 将健康的肾割去，而留下坏死的肾”之说，就在中文知识界广为流传了开来。

2018年的电影《邪不压正》，即依据这一传言，设计了一段故事情节。电影里，彭于晏扮演的李天然，被安排去协和医院上班。上班第一天，院长要求李天然对著一颗肾发誓，李天然问院长为什麽，院长说，曾有一位名人来医院接受治疗，结果医院某医生做手术时，误将患者健康的肾摘了出来，有病的肾还留在身体里，最后导致这位病人英年早逝。

二、梁启超的说法

其实，费慰梅所谓的“ 将健康的肾割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个情节，与史实是有很大出入的。

梁启超的肾摘除手术，在当年确实闹得沸沸扬扬。但争议的焦点，不在手术过程，而在诊断环节。手术过程中，并无事故发生。

这一点，有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为证。

1926年6月2日，梁启超在《晨报》副刊上撰文，亲述手术经过。

梁说，自己当时“ 便血病已经一年多了”，一开始没当回事，后清华校医检验发现尿液中“ 含有血质百分之七十”，才去找了德国和日本的医生看。吃药打针未见好转，医生排除了尿石、结核，怀疑是“ 肿疡”，于是又去德国医院住院检查，因器械限制没查出病因，才又转到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具体诊断过程如下：

“ 进协和后，仔细检查：第一回，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医生说：’若分泌功能良好，经五分钟那药便随小便而出。’注射进去，左肾果然五分钟便分泌了。右肾却迟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至于这右肾的黑点是什麽东西?医生说：’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但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医生诊断，大略如此。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张割治。虽然有许多亲友好意地拦阻，我也只好不理会。”

也就是说：协和用了多种手段为梁启超做体检，通过X光发现其右肾有黑点，可能存在一个“ 大约是善性的瘤”。医院的建议是“ 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作为病人的梁启超，决定同意手术，将可能存在问题的右肾割掉。

梁启超接著说：

“ 割的时候，我上了迷药，当然不知道情形。后来才晓得割下来的右肾并未有肿疡物。……后来便转到内科。内科医生几番再诊查的结果，说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不过血管稍带硬性，食些药把他变软就好了’。……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志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候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至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

也就是说：协和医院诊断认为樑的右肾有问题；手术割掉的也确是右肾。手术过程中不存在“ 切除好肾，留下坏肾”之事。存在争议的，是割下来的右肾“ 并未有肿疡物”，梁启超的尿血病也未得到根治。

梁后来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文章，为协和医院做辩护，否认“ 医生孟浪”。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病例，被人拿来做反对科学的依据。梁在文章里写道：

“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馀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藉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但“ 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毕竟是一个事实。在稍后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中，梁启超说出了他内心对此次手术的真实看法：

“ 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诊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挨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所谓“ 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说的还是诊断的问题。

三、梁启勳的说法

梁启超之弟梁启勳的说法，也可以证实不存在“ 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这种情节。

1926年5月29日，梁启勳在《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对兄长的肾被割掉而尿血病未见好转一事非常不满，公开责备“ 协和医院的手术是失败的”。

文章讲述了许多外人难以知晓的细节。

“ 剖治时馀未参观，但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力又云，作副手之美国大夫，亦发一简单之语曰：’吾生平所未之见也。’以此证之，则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

力舒东是梁启超的好友，且是手术的参与者，他的话应该可信。亦即：诊断时，发现阴影的是右肾；手术中，割掉的也是右肾。右肾被剖开后，发现一大如樱桃的黑点，未发现肿瘤。

此外，梁启勳在文章中评价主刀医生刘瑞恆，说他“ 以手术论，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如果刘瑞恆割错了梁启超的肾，当然不可能得到梁启勳的这种评价。与兄长一样，梁启勳对协和的意见，不在手术，而在诊断。

梁启勳还披露说：力舒东告诉他，手术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即可知晓尿血症是否已被治愈。梁启勳五点半去询问主治医生刘瑞恆，刘告诉他要再等两天才有结果。数天后再问，刘仍说还要再等几天。这种答复让梁启勳觉得“ 该院医生之举动诡异”，追问之下才得知，割肾后二十余天，梁启超的尿中依然带血（据梁启超讲，血丝用肉眼较难辨认，需用仪器检测）。如此，也就确证了诊断有误，右肾上的黑点并非尿血的病因。

同期的社会舆论，因为对诊治细节不甚了解，所以评论此事时或多或少都有些似是而非。比如陈西滢骂协和的医生不肯认错，“ 在左肾（陈的原文如此，实际上割掉的是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⑥；徐志摩骂协和的医生不负责任，以致“ 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几乎是大笑话了”⑦……这些局外人的言论，对廓清这桩医疗风波，并无多少价值。

四、伍连德的说法

被割掉的右肾不是尿血病的病因，这一点手术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就已知晓了。但他还想知道，那颗被割掉的右肾，究竟有没有肿瘤。

这个问题，直到半年后，他才从好友伍连德（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协和医院的创办者之一）口中得到答案。

1926年9月14日，在给子女的家书中，梁启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 在南长街住那几天，你二叔（即梁启勳）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说颜色比他的还好，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雨前龙井了。自服天如先生（唐天如，当时的名中医）药后之十天，本来已经是这样，中间遇你四姑之丧，陡然复发，发得很厉害。那时刚刚碰著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著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麽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 ”

这段家书，可与之前梁启勳所述互相印证。同时也透露了手术之后，协和医院与梁启超之间的沟通，似存在著一些不愉快。

五、误诊的时代局限

综上，“ 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肾”，并不是一次手术事故，也不是“ 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而是手术前的诊断出了问题。

当时参与诊断的外科医生约有7~8人，这是针对梁启超这种级别的名人的特殊待遇。这种特殊待遇之下，仍出现了误诊，则与现代医学在1926年的时代局限颇有关係：

“ 在1926年，除了Ｘ光摄像技术比较成熟之外，其他（确诊癌症的）技术不是尚不成熟，就是还没诞生。……在1926年时，人类对于癌症的研究还是很浅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看起来可笑的（癌症研究）结论在当年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指丹麦医生菲比格在1926年因为在癌症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研究结论后来被证明是错的）。……梁启超的Ｘ片上显示有阴影，这对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来说，即便没有’活检’，也可以推测为肿瘤，只是发展情况不能精准确定。而且肾癌种类偏少，主要两种，一种是遗传性肾癌，这种癌往往在幼儿时期便会发作。梁启超当时己经53岁，显然不可能是这种癌，唯一可能的便是肾透明细胞癌。这种癌症多发于老年，而且容易导致血尿的出现。这些知识在当时业己存在，所以协和的大夫就此推断，可能是肾癌是完全合理的。考虑到这种癌症发展不算快，可以保守治疗，但是想要完全去根，切除应当是最明智的选择了。因此，协和的医生们才决定切除右肾的。”

最后再说一下樑启超的去世。就樑的家书来观察，1926年割除右肾，固然没有治愈他的尿血病，但也未使其进一步恶化。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致命病因并非尿血症，而是“ 痰内有毒菌，在肺部及左肋之间”，“ 以（左肋肿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亦内部溃烂出血”。 

亦即，樑的去世缘于肺部感染，与肾没有关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