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步兵连参加1983“严打”

1983年严打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见公布。目前仅见的公开数字，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该书提到，1984年10月31日，《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记载，在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1983年初秋，我回家休假不久就被一纸电报召回部队，匆匆赶回驻地时已是晚上9点。连队通信员张付申在火车站口接我，他告诉我无须再回营区，连队就在市内某中学集结，要干什么不知道。那时我是步兵连长，驻扎在豫晋交界处的某市郊外。

连队官兵荷枪实弹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此外还有数十名腰挎手枪的警察和大都是妇女的居委会主任们。指导员万海峰把我拉到一边，翻开记事本对我说：连队要参加今夜统一时间开始的“严打”行动，在市区西北部3个街道办事处的地域内执行抓捕任务，何时行动要等统一的号令。指导员还告诉我，连队是在晚饭后用遮了篷布的卡车运送到这里来的，除了火箭排留守营区，3个步兵排都来了。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明晰的套路，在老百姓看来，改革开放就是联产承包、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还有倒爷、交谊舞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些事儿让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显得有点乱，而流氓寻衅、盗窃抢劫等事端渐多，则让百姓颇有怨言。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国家自然会有些举措，不允许小蟊贼纷扰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于是就有了随后的严打。按当时的说法：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而且要“从重从快”。

行动之前，全部人员被编成30多个小组，每组由两名军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居委会干部编成。公安机关已经事先拟好了抓捕名单。

因为抓捕行动呈网状，各小组按预定方案分头行动，所以连排长们都被分在了小组。我和三班长李彪、片警老张、居委会余主任（女）编成一个组，负责抓捕一条小街里的3个“坏人”。这些坏人现在看来大都是些打骂邻居、偷鸡摸狗或干些男女苟且之事的混混，但是在30多年前黑白分明的中国，这些人和事是不能被容忍的。

午夜零点，学校大门像闸门一样打开，数十个军警民联合抓捕组鱼贯而出，无声地消散在豫西北这座城市昏暗的街灯下。街上行人极少，对军警的秘密集结和出动，市民们浑然未觉，抓捕的消息被铁桶一般密闭着，军警从天而降，所有的“坏人”都是一脸迷茫，没有提前获知消息而逃离的。

我们小组抓捕的第一个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居委会余主任上前敲门，男人披着衣服骂骂咧咧走到院门口拉开门闩，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个家长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中年男人显然是见过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静下来，说回屋里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很担心这家伙翻墙跑了，余主任却说没事儿，张警察也倚在门框上悠闲抽烟。我问张警察这人犯的是啥罪，张警察说是投机倒把罪，“从南方倒腾了上百台收录机，吃了豹子胆啦！”

不大工夫男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嘤嘤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取出麻绳把上前把男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男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长都是在越南打过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里十分别扭，这哭哭啼啼的活儿计哪里是当兵打仗的人干的嘛？可那时候武警部队刚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动人手也不够，于是这鸭子上树的活儿只好由野战军来干了。

抓捕的第二人是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和人打架时伤了对方，派出所已经做过处理，但是赶上了严打，还要再抓。居委会主任上前叫开了门，没开灯的屋门里面站着个年轻女人，等张大眼睛看清了门外的军警，女人就喊叫起来，同时火速关门。还是张警察有经验，在门要关上的瞬间抢上一步，用脚卡住门边，两手使劲往里推，女人从里面死死抵住。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屋里的男人跳后窗跑了。

门被推开，军警进了屋，不大的房间里散发着新家具的油漆味，后墙上的窗户开着，床上被褥纷乱，床头还贴着个囍字。大家呆站着不知道怎么办好，眼下这屋里属我官儿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战军只擅长处理敌我矛盾，对跳窗户爬墙头的事儿完全外行，于是我就问张警察这样的情况你们公安会咋办？张警察说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带回去，否则不好交代，再说这女人帮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么。

其实看到刚才的情景我还是些恻隐之心的，人家刚结婚，棒子不打鸳鸯嘛，我甚至都想装聋作哑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乱应付几句也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门边，没有一点惊慌胆怯的样子，大义凛然地犹如革命志士，我们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心生厌恶没再说话，张警察就把女人带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个30来岁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让戴手铐。这让我们有些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张警察大声说“刘三儿！进去蹲几天就出来啦，路上别他妈的想歪点儿逃跑，跑了事儿就大啦！”小偷连说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门时，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哭声，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抽泣着说你们不让他偷俺娘儿俩不得饿死么？你们政府好歹给他找个事做他还会去偷吗？张警察这些场面见得多，面无表情地把流泪的小偷推走。走到门外，我对三班长说把发的两袋面包留下一袋，三班长说给了她我们吃啥？我说跟着连长还愁没吃的？两袋都留下！三班长就照办了。

把小偷押送到集中看管的派出所，已是深夜三点钟了，满院子的坏人都被从身后捆着双手，盘腿坐在地上，人群里不时发出“俺要拉尿”的怪叫。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姿势古怪地立着一个人影，仔细看竟是张警察先前带回来的“革命志士”。只见那女人两臂抱着碗口粗的树干，两手在前边合拢戴着手铐，脸贴着树干，不哭不叫，就那么抱着树站着。我问张警察为什么把人这样铐着？张警察说其他都是爷儿们，就这一个女的，不知道该把她搁到哪儿好，又说男的都是用麻绳捆住，给她找个手铐带上算是照顾了。

天快亮了，各路人马按约定时间把抓捕的坏人陆续押到全市最宽敞的主干道上，然后排队向南郊走。市民还没有起床，只有早起的掏粪工、环卫工呆立在路边，怔怔地看着被捆绑着的人流缓慢走过。这支队伍有多长，直到天亮后我才领教。

天亮了，人行道上站满了惊诧的市民，汽车禁止通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人民日报关于严打的社论。马路正中，坏人们统一被从身后缚住两臂，前后间隔一米，用麻绳串成一路纵队缓缓行走，两边是持枪押送的军警。我在押送序列的中部，前后望去，竟然望不到队伍的首尾，你想想这个队伍会有多长？而这只是个不到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

太阳高高升起，坏人们被押送出城，野战军收兵回营，后面的事情交给公检法们来做。大街上有人开始放鞭炮，那是市民们回归平安的心理释放。大混混们被弄走了，剩下的小混混们缩在窗帘后面倒吸着冷气：今后要规矩一些了。

严打之后的几年里，常听人说抓捕行动的那天夜里警笛轰鸣枪声大作云云，我想那多是以讹传讹。我所在城市的抓捕之夜，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一声警笛，从傍晚军警集结直到天亮事毕，市民安睡，月落日升，一切都在夜暗和静谧中悄然完成了。

问题在于，那么多的坏人都被弄到哪里去了？流传的说法是“内地监狱装不下，弄到大西北劳改去了。”作为军人我不知道坏人们去了哪里，但个别“罪大恶极者”的去向我却明明白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时至隆冬的某晚，就要吹熄灯号了，营部却打电话叫我去过去开会，团、营领导和作训、军务股长都在场，他们是来布置明天的警卫任务的。过去年代由野战部队担任驻地警卫任务也是常事，我们连队是军委命名的“英雄连”，深得上级信任，曾为中央领导来驻地视察担任警卫任务，而且是内层警卫，我想这一次同样如此吧。

但本次任务却出乎意料：我连明天只是在本团靶场执行外围警戒。

一个荒郊野外杂草丛生的轻武器射击场，平时打了靶就走，连个看场地的都不留，为什么却要我们天不亮就去警戒呢？而且是在外围？刚张嘴问了一句，副团长就沉着脸说“别多嘴！回去把弹药发下去，三点半开饭，吃完就出发！”

发完弹药后打了个盹儿就开饭，然后连队官兵全副武装，默默向6公里外山脚下的靶场走去，副团长和作训股长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直到这时他们才告诉我：要在靶场枪毙罪犯，一次枪毙十多人！

这就让人惊诧了。过去枪毙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个河滩或山旮旯，由法警行刑，全与部队无干。这次为什么偏偏要用部队靶场来干这档子事？而且一次就枪毙十多个罪犯？弄得阴魂不散，以后打靶还能打得准吗？

副团长说这是上级决定的事情，不该问的不要问。又说可能是出于安全保卫的考虑吧，你想这么多犯人一起枪毙，会不会有歹人结伙劫法场？哪还有比部队靶场更隐秘更合适的啊？

离天亮还有个把小时，黑森森的靶场阴风吹袭，发出狼嚎般的嘶鸣。我把班排长们拢在一起交代任务：先把靶场拉网搜寻一遍，尔后每隔20米放一个哨位，士兵子弹上膛，背向靶场，持枪朝外站立，9挺机枪架在靶场四围的制高点上。天亮后又来了两卡车的警察，手持微型冲锋枪，在警戒圈内又围了个小一些的圈子。如此一来就是只兔子也很难窜进去靶场里了。

上午九点时分，远远看到几台吉普车和几台大卡车沿着不宽的土路逶迤驶来。烟尘滚滚，警笛不鸣，像条无声的土龙在游动，直到行至靶场里边，车队停下，才猛然间全部鸣起警笛，顿时山呼海啸般的轰响。数十名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从卡车后厢跳下来，接着又推下十多个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旗的罪犯。每三名武警拖架着一名罪犯快速走向靶台，随即就是“砰砰砰砰”一阵爆响。定睛再看时，武警已匆匆收枪跑步上车，呼啸着警笛绝尘而去。

这一切都是风驰电掣般地完成，直让我们这支对越作战的英雄连队远远看得发怔。原以为会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场，摆布成一排，验明正身，举枪发令，还会有人临终前呼喊些什么，或是发生些意外……可是什么都没有，丝毫不具戏剧性，眨眼之间一切都结束了。热兵器时代的特殊时期，生命的终结变得如此简单而明快。

靶台上，平时放置标靶的地面上横七竖八撂倒着十多具尸体，这次倒下的不是人体形状的标靶而是真人，躺着的趴着的蜷缩着的，有的还在抽动，有的还在鼓着胸腹奋力呼吸，似乎要把捆绑的绳索挣开。近距离俯视一息尚存的人体，我不敢相信那些不足8克重、只是把塑胶标靶戳一个小洞眼的子弹头竟能制造如此惨烈的情景。

一个同样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验尸。法警左手持一根细长金属棒，在尸体上拨拨戳戳。右手握一柄小手枪，对尚有气息的躯体“砰砰”补枪，神态从容熟络，就像菜农在俯身打理自家地里的白菜萝卜。

刑场上的尸体和战场上完全不同。战场中枪而亡者，因射距较远，至少还保持着人的模样，面部还完整。而刑场上的尸体全是枪口抵近后脑射击，弹头巨大的侵彻力把人的头颅击打得如同重拳之下的西瓜，白生生的脑浆像是抛洒的豆腐溅落在靶台上，东一块西一块，雪白而血红。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纯粹的血腥气，让人不愿在此多呆一秒钟。

我和通信员张付申去靶台上看了几眼就匆匆走开，没打过仗的通信员大口大口地呕吐。迎面有两个排长走来，也想上前看看，我坚决地拦住了他们。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的，我知道他们并不害怕，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后带兵来打靶，成绩会下降。

远远回望靶台，几个殡仪馆的师傅在用宽大的黑色塑料袋收装尸体。随着殡葬车缓缓开出靶场，军警撤销警戒，一切都结束了，一场为后人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严打第一战役”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