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京城嫖娼悬案蔡元培忍痛向陈独秀开刀

1916年10月2日，远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接到黎元洪政府教育部敦促其回国的电报，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任职。

当时，很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去任职。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的北大虽为最高学府，但校风很差，差到很多学生和老师去逛风月场所（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聚众赌博，蔡元培这个时候去当校长，费力不讨好；二是蔡元培曾经是首任教育总长，又是革命元老，去当校长的话有越混越差之嫌。

蔡元培经过一番思索，最终决定接受任命，因为他想完成教育救国的宏愿。用蔡元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当然，要办好一所学校，光有校长的理念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师资力量。

汤尔和

早在赴任之前，医专校长汤尔和和沈伊默就向他举荐过陈独秀。汤尔和(1878—1946年)，杭州人。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又入德国柏林大学学医，获博士学位。1912年10月筹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后任教育部次长，教育总长职务，在北京教育界威望极高，他的话对蔡元培很有影响力，他与沈伊默又都是蔡元培的浙江老乡，所以蔡元培到北京后便去拜访汤尔和，汤尔和说，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拿出10多本《新青年》给蔡元培看，随机汤尔和又补充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

陈独秀本是蔡元培的老相识，为配合黄兴的起义，这两位文科生（一个是翰林，一个是秀才）早年曾一起在实验室里研究过炸药。蔡先生创办《警钟日报》，当时刘师培曾对蔡元培说：“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陈仲甫一人支持了好几个月。”而后，陈独秀去了日本，蔡先生去欧洲的德国。

蔡元培仔细阅读了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杂志，当场就决意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文科学长一职相当于副校长。

1916年11月，陈独秀来北京办事，住在北京一个小旅馆里。当蔡元培知道陈独秀在北京的消息后，高兴的直扑前门外那家旅馆。

起初，陈独秀并没有答应蔡元培的请求。因为他只不过是一名前清秀才，根本没上过大学，更别说给大学生讲课了。此外，《新青年》总部在上海，他的妻小又在老家安徽怀宁，如果他来北大任职，生活上多有不便。但是，蔡元培认定北大需要陈独秀这位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便拿出了刘备三顾茅庐的决心。

有一次，蔡元培去的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元培便叮嘱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给自己一张板凳坐在门口等就行。要知道，论年纪蔡元培长陈独秀十多岁，论资历蔡元培是前清翰林而陈独秀只是秀才，论地位蔡元培曾任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个自创杂志的总编。这等礼遇，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很难不被打动。

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同意进北大任职。考虑自己学历太低，陈独秀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叫胡适，是哲学博土，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蔡元培说：“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蔡元培还是希望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时也聘胡适。

陈独秀与胡适

1917那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为了让陈独秀安心来北大当文科学长，蔡元培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帮助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搬到北京，并允诺北大的教授同仁给《新青年》写稿，提升《新青年》的质量、知名度；二是替陈独秀“假造”简历，当时教育界重资历而轻能力，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下委任状，帮陈独秀捏造了“东京大学毕业、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资历。

蔡元培还为胡适伪造博士学历。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胡适于民国6年(191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当时由7人组成的考评组中，只有1位德国教授精通汉语，故论文被搁置下来。胡适当时急着回国，未能进行论文答辩，因此也就没有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民国8年(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胡适的论文，并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蔡元培作序，署胡适博士著，轰动学术界。当时有人对胡适的“博士”身份提出疑问，说胡适是“假博士”。民国16年(1927年)3月，胡适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

1917年回国前的胡适

事实上，蔡元培之所以如此看重陈独秀，就是想借他这名“闯将”来为北大、为中国教育打开新局面。1916年底的陈独秀，开办《新青年》杂志已一年有余，在青年中号召力不小。

陈独秀没有令蔡元培失望。陈独秀来到北京大学后，为文科制定了新的的教育方针，指出教育应是自动的 、启发的、实用的、全身心的，而不是被动的、灌输的、应试的（这完全是现在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内涵）。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力主个性解放、抨击封建礼教的《新青年》成为了北大新思想的源头，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章，北大文科顺利打开局面。在宽松、自由的人文环境下，报纸、刊物和团体空前繁荣。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先是组建了新潮社，之后又创立了《新潮》杂志，与《新青年》相呼应。不久之后，这些学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但是，蔡元培也没想到，北大终究还是容纳不了陈独秀。　　

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以《新青年》为阵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但也遭到了来自社会及学校各方守旧派人士的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他们纠集在一起进行恶毒反扑，他们先是请军阀徐树铮等进行镇压，后又在国会中通过议案的方式，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并要蔡元培开除陈独秀、胡适等人。

早年在上海读书时，胡适也堕落过，几乎天天打牌喝花酒。有一天风流归来，醉倒街头，淋了一夜雨，被人偷光了钱，第二天早上幡然醒悟，发誓痛改前非。到北大当教授后，胡适再没做过嫖娼之类的荒唐事。

相比之下，陈独秀说话作文皆言辞犀利，本就易招人忌恨，加上私生活不加检点，我行我素，授人话柄。在新旧两派论战中，陈独秀成为活靶子，中枪无数。

曾与陈独秀同事的梁簌溟就曾回忆说：

我认为蔡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名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 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 ，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北大文科的学生也有人投靠旧势力的，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张厚载，1919年2月两次在《神州日报》造谣说“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对此胡适站出来辟谣。各方旧势力围攻陈独秀的同时，北京大学的一些正人君子们也要求遏制陈独秀，认为陈独秀破坏了北大的声誉，陈独秀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处境艰难。

但这些都不能致陈独秀于死地，在各种围攻方式失败后，他们就用最恶毒的手段：通过报纸造谣说陈独秀常到北京的八大胡同(妓院密集的地方)嫖妓，还与另一人(有的说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争同一妓女，陈独秀还为此抓伤妓女下身的隐私部位。一时间，人人信以为真，连过去向蔡元培推荐陈进北大的汤尔和及陈的好友沈伊默也相信。

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嫖娼。一时舆论大哗。桐城派古文家，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拿几本《新青年》找到总统徐世昌，强烈要求惩治陈独秀、蔡元培等人。

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文言文政治小说《荆生》，文中用田其美，金心异，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人，把荆生比作“伟丈夫”，恶毒诋毁新文化运动。

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发表一封公开信回应林纾，并借此机会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辩解：“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 这封带着讽刺和火药味的反击信件，表明他确实动了气。在他看来，教授有真学问、把课上好是最重要的，偶尔有些“韵事”可以包容。

1919年3月26日这一天大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信蔡元培，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言论过激。　　

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巨大压力下，来到汤尔和家开会，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伊默和马叙伦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虽然不是北大教员，但他是当时能左右北京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物，蔡元培能够做北大校长与汤尔和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汤尔和在这场讨论中唱的是主角，沈伊默和马叙伦当时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四个浙江人凑在一起商议传言“陈独秀嫖娼的事件”的解决办法，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点钟。汤尔和与沈伊默 “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而“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　　

蔡元培刚在进北大时，发现北大师生有人经常出入于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所以，蔡元培发起成立了进德会，设立许多戒条，陈独秀积极响应加入，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如果陈独秀真的嫖娼了，无疑是犯了会规。规定面前蔡元培也只能照章办事。

（当时，也有些教授对进德会不以为然，比如辫子教授辜鸿铭就拒绝入会。“一个茶壶可以配好几个茶杯”，他秉承这套著名的纳妾理论，并身体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从青楼赎出来的侍女。辜鸿铭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作为名士岂能承诺不嫖娼、不纳妾？对此，蔡元培表示“兼容并包”。他成立进德会，旨在倡导风气，不强迫入会，协会也没有行政权力。）　　

最后蔡元培只得同意汤、沈等人的提议，陈独秀很快通过友人知道了会议的决定，4月8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会议，陈独秀缺席了会议，会议上蔡元培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由教务长代替学长，马寅初担任首任教处长。“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新的体制原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由于突发“陈独秀嫖妓事件”，突然提前实行，对于陈独秀及各方都是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

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同时同意陈独秀继续担任教授，并由校方给假一年，实际上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赶陈独秀走，就这样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大学。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很大，他最恨的就是汤尔和，是汤尔和决定他进了北大，又是汤尔和决定他离开北大。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件事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记录，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陈独秀看到汤尔和“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谣言止于智者”，当时，只有胡适明白此事，这位智者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到了造谣者的恶毒用心，拒绝信谣传谣。胡适后来随着与汤尔和友谊的加深，汤尔和就把自己的日记送给胡适看，为此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愤怒谴责汤尔和等“为理学书所误”，责问汤：“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个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批驳汤尔和“当时我颇疑心伊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1935年12月23日胡适再次致信汤尔和，大胆提出1919年3月26日晚上会议的重大意义，信中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D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伊默(沈伊默)，夷初(马寅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尔和)，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胡适认为那一天晚上的会议“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如何评估这起北大“教授嫖娼案”，却成了一道悬置了近百年的难题。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19年6月，陈独秀因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当局把陈独秀关在了监狱中，但没有马上下最后论断，因为他们也知道陈独秀背后是蔡元培和北大。如果不把蔡元培及北大近些年的成就否定，贸然处理陈独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安福系无耻地用金钱收买了小部分北大师生，企图令他们冒用全体北大师生的名义，发表声明否定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成就，要求蔡元培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好在，他们的阴谋被北大学生干事提前发觉，并未得逞。

之后，安福系又试图令蒋观云当校长，阻止蔡元培回归。蒋观云思想虽比较保守，但为人正直，不愿被军阀利用。不仅拒绝了当北大校长的要求，还在北大学生的催促下，将整个事情公之于众。安福系的奸计彻底败露，再也无力阻止蔡元培回归北大。

1919年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陈独秀亦被释放。我们虽无直接证据，但可推断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当局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不得不请蔡元培回来，而蔡元培自然会适时提出一些要求，其中包括释放陈独秀。

遗憾的是，蔡元培和陈独秀虽然再次相聚于北京，但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共事的机会。在1920之后的十多年里，蔡元培和陈独秀因为思想、政见的不同，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26年于上海亚东图书馆，一次是1933年在监狱中。

陈独秀于1932年再次被捕入狱，当时的他可以说两面不是人，处境极为艰难。蔡元培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联合致电请求“爱惜人才，释放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请求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学生段锡朋，要他尽一切可能保全陈独秀的性命。迫于压力，当局虽未直接让步，但亦保证进行公开审判。经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努力，陈独秀被判了8年（1937年提前释放）。

陈独秀入狱后，蔡元培于1933年亲自探望，此后多次托人关照陈独秀，为陈独秀送去他需要的书籍。此外，蔡元培还促使《独秀文存》再版，亲自为其作序，高度称赞了陈独秀的成就。那些文章，多是陈独秀当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只可惜，两人再难共事。不过，好在友谊长存。

1940年，蔡元培病逝，陈独秀得知消息后于悲痛中写道：

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先生容纳异而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先生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此后，陈独秀还再次回首了数十年前的五四，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作者：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