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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有三个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样是辽东人,关宁兵如何从孱弱到骁勇善战?明军很能打,为什么最终却土崩瓦解?孙传庭为什么打不过李自成?
今天我们主要谈第三个问题:孙传庭在对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前期无败绩,后期无胜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先从孙传庭何以取胜的原因说起。
孙传庭影视形象。来源/电影《大明劫》片段
孙传庭的成功密码与潜流
军事是一项系统科学,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简单是能做到足兵足粮,就有不小的胜算。有云“无粮不聚兵”,谁有吃不完的粮食,谁有白花花的银子,谁就有了招兵买马的前提。道理简单,可做起来有很难。毕竟没有粮是大风刮来的,没有不要成本的银子。
明朝进入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都面临财政不足的问题。辽东战争开始后,议兵议饷是同步进行的,而调兵、募兵、用兵在要钱,归根到底还是钱粮的问题。内地督抚对农民军作战不力,往往也是由于兵饷不足导致兵额不足,实际实力远远低于书面实力,结果一次比一次不利,甚至直接哗变,昨天的士兵成为今天的敌人。这种情况下,战局自然是江河日下。
孙传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进入陕西后,孙传庭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事业。这是巡抚的主抓业务之一,各级设有清军官员,如清理兵源和屯田的御史,以往各级官吏在报告中主要说成绩,以自己的统计口径上报,总是年年有进展,甚至还突出自己的典型做法。
孙传庭试图通过清理军队的屯田收纳军粮,但屯田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孙传庭一怒之下将这些地主全部杀死。来源/电影《大明劫》截图
当然,成绩是有一些的,问题是更多的。但权力和使用权力的差别,责任与尽职的不同,是一般官员与名臣的区别。孙传庭并未按照惯例来,实打实筹划一年多,有了实打实的主意(筹度逾年,确有主见),开始强力推行。几个月的时间,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刚到任时,西安四卫竟然凑不出1200名守城门的兵,这是前任巡抚“望贼兴叹”的重要原因,现在清理出营兵9338名,修工兵2517名,并分营训练,修工兵开始修缮省会。
之前西安四卫是拿不起巡抚直辖部队1200人的军饷,现在三卫就清理出了145242两银子,右卫清理出麦米豆13556石,这还不是全部数量。按照朝廷最新的作战部队饷银标准,够一万战斗部队的薪饷了。
如果说“货币+信用”的金融炼金术是现代国家的动员方式,那么“耕+战”就是传统社会的动员力。孙传庭的一番操作,凭空出来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于帑,粟充于庾,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说的很实在:“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这是部分恢复祖制,即部分做到卫所可以提供兵和粮。当这项工作全面完成时,就可以做到兵粮充足了。显然,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但政治上,这是一项阻力非常大的方案,比如同是名臣的卢象升只提到建立累进税、建立模范督标、略调整卫所,而绝口不提渐如原额,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孙传庭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困难。他就明确讲过:“权贵、豪强、衙役、学劣与各种奸徒,诡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孙传庭直接将侵吞卫所田的权贵、豪强、衙门官员、学士等定性比农民军与奸细还危险的敌人。
崇祯十年左右,农民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正规化程度还比较低,有洪承畴的三万多野战部队和孙传庭的一万多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已经足够维系一省或数省的安宁。但当战争规模扩大,孙传庭要做的力度需要更大,阻力会更大。
斗转星移,李自成的强大
随后的一年多里,孙传庭在战场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陕西地面越来越平静,军队也越来越能打。虽然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剿饷”问题上多有争论,秦地的士大夫精英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孙传庭,不过没反对过皇帝既定政策,也一直有政绩,也就暂时稳稳当当。李自成在潼关惨败后,带领数十人在商洛山中东躲西藏,甚至一度想要自杀、狼狈至极。
但是到1638年秋,清军入关后,杨嗣昌紧急调动的近十万边军不敢作战,随着清军深入腹地,明军顾此失彼。朝廷决定调关内精锐的“西兵”支援北方战线,洪承畴、孙传庭相继率领最能打的精锐部队进京。在与清军作战中,孙传庭也取得一定的战果。
清军出关后,朝廷拟以这支西兵精锐守卫京畿,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担任保定总督。按一般官场原则,朝廷重视,更加位高权重,上任即可;但按照实际,西兵离乡容易军心不稳,且影响关内形势。孙传庭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朝廷的决定。如果是否定杨嗣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在否定皇帝的决定,加上孙传庭之前铁腕整顿秦地的积怨前科,结果就是直接下狱。
洪承畴崇祯年间转任蓟辽总督,在松锦之战后投清朝。图为洪承畴影视形象。来源/网络
孙传庭和李自成,一个在监狱吃苦,一个在山中躲避,曾经的叱吒风云都变成了落魄儿郎。不一样的是,随着关内能打的部队调往北边,李自成周围的网越来越松,河南大灾与明朝的苛政让老百姓实在吃不上饭了。变化的环境,让李自成只要喊出不用纳粮,就会有支持者;开仓放粮,就会应者云集。李自成的实力迅速壮大。
在河南,李自成不仅不用在意权贵、官吏等人的态度和言论,相反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是自己潜在的军饷;也不用汲取普通民众的钱粮,相反不仅能免他们的税赋,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福利。反观孙传庭无法减轻民众税赋,给予福利更是不可能,至于动权贵豪强的非法收入都阻力重重,合法收入就别提了。孙传庭和李自成各地的增量空间和难度系数区别越来越大。
一升一降、斗转星移、优劣明显。战争是一场极限竞技,谁能更深入动员,谁就更接近成功。从这点看,李自成太接近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在动员潜力上已经全面超过孙传庭,在军队的正规化和组合度上还暂时不如。
不过这点不足,时间会弥补。
李自成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江山风雨情》截图
1641年9月,三边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新蔡,全军约四万人。之后李罗(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采取后退决战的作战方略击败明军,傅宗龙死,杨文岳困项城。
12月,联军二打开封。左良玉两次与联军作战不利。
1642年1月,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三湾出关,明军配合不力战败,汪乔年死。联军威震河洛。这一时期,孙传庭从监狱出来,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京营,奉命救援开封,在汪乔年死后,总督三边军务。
1642年4月,联军三打开封。
7月,丁启睿率左良玉等四镇兵与联军作战,此战明军近十万人,联军十余万,骑兵更强。明军失先机,撤退成为溃败,惨败。
9月,水淹开封,三战开封结束。
在围绕开封的作战中,联军显示出自身的机动优势,而且将领擅长指挥,进退有据,相比于文官领军的明军更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联军已经具备和明军正面决战的能力,可以说不是明军剿“寇”,而是农民军“剿”兵。
形势的巨大变化,在陕西的孙传庭已经认清形势,“精锐五千”可以荡平的时代已经过去。在4月份,孙传庭向崇祯请饷百万,再练兵两万;随后又申述招募的新兵训练尚有不足,还不能打仗,需要一段时间训练。但崇祯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先是申饬、再是催促进攻。
崇祯影视形象。来源/电影《大明劫》截图
10月份,孙传庭兵至南阳,战前天下大雨,明军后勤跟不上,前线士兵只能采柿子充饥。在战场上,明军初战取胜,但随着罗汝才的骑兵从背后杀入,战局急转直下,明军败退。
此战,明军士兵被杀数千,阵亡将校78人,相对于中原几次会战,损失不多,否则事后孙传庭上疏自我弹劾,崇祯也不会责令立功自赎。此战也让孙传庭彻底见识到了联军的实力,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要击败李自成,在财力和兵力上都要下大功夫,道理很简单,落实很困难。
最后的决战时刻
战场的历练与战争潜力的挖掘,让李自成在作战中更加游刃有余。监狱的磨砺与战争潜力的困境,让孙传庭在行事中更加熟悉官场规则。
孙传庭回到陕西,一方面加强陕西防御,一方面开始了总动员:招募士兵,三家要出一个壮丁,或者出钱用来招募兵丁;继续清屯,筹集饷银;制造新式装备——火车,战时可以防御骑兵,平时可以环地成营。动员力度非常大,史载“督工苛急,夜以继日”。
这次孙传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直白,积极给予皇帝信心。在大学士吴甡的回忆中,孙传庭给崇祯讲自己的部队很强悍,一月即可平定李自成,而且地方有间谍,大兵一到即为内应。一改说实话的风格,这时的孙传庭也掌握了崇祯爱听什么话,自然讨得崇祯喜欢。1643年5月,朝命孙传庭兼河南、四川军务,很快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一个人主持了对农民军的作战,协调的资源和地区进一步扩大。
中枢暂时的支持,协调督帅的区域增多,到7月份,孙传庭在关中已经有十多万部队,看上去具备决战的实力。明眼人知道他的实力:“传庭军多乌合,所制衣甲器械,皆敛之民间,秦父老怨之至骨”,但是,时间紧,任务重,“传庭复驱之出战”,但他自己是清楚的,他对幕僚讲道:“我的部队刚刚集结起来,如果有时间训练,等到李自成部队缺乏粮食的时候,乘势攻击可以取得胜利。”罗汝才的外甥来降后证实了这个判断。不过这不能对上面和下面说。
李自成方面,同样没有闲下来。占领河南后,向荆襄一带作战,获得广大地域。几次作战中,农民军的攻坚、野战、机动都有很大提高。如果柿园之战罗汝才按兵不动,战局就败了。
在襄阳,李自成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五营营制,马步兵总计六万,马兵每队五十,步兵每队50-100人,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权。李自成与罗汝才“纵横天下”理念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最后以诛杀罗汝才实现内部统一。统一各营后,李自成进一步厘定军制,设立各级军职,全军令行禁止。部队装备升级,“制绵甲,厚百成,矢炮不能入”,还设立了骑兵部队,军队纪律等都有提高。军队的正规化取得很大进展,并在5月轻松歼灭明军一部。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加强战备。从战略上讲,明军南北有两个重兵集团:孙传庭的关中部队、左良玉的东南部队,对农民军呈南北夹击之势。另外郧阳还在明军手中,影响农民军的侧翼安全,理论上明军战略形势更好。
不过,随着农民军完成内部整合,指挥更加得力。况且整个河南地区遭到战争破坏、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大军行军作战容易面临后勤不足。李自成和孙传庭对此认识均比较深刻。
但孙传庭在陕西的作为,得罪了陕西民众,尤其是陕西的士大夫。捐资助饷让士大夫苦不堪言,多到京师言“督师玩寇糜饷”,地方官员也多次上书催战。另一面,朝廷对战守也形成两派观点,多数希望速战速决,认为“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这也符合皇帝的心思,少数认为此举关系天下安危,应谨慎从事。崇祯最终决定“博之孤注,侥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
同一时间,不肯南下督师的前大学士吴甡被逮赴京师,显然孙传庭是很容易收到这类信息的。君不见西市故事,决定了卢象升的结局;大丈夫岂可再对狱吏,决定了孙传庭的选择。
你是对的,但里外都是压力,何不孤注一掷呢?等待时机也是不可取的,孙传庭选择了主动出兵决战。
在出兵后,军事上的压力并不大,洛阳等城池迅速取得。只是后勤上的压力太大,虽然山西等地供饷已经到了极限,逼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可依然面临征发和运输上的不足。
郏县位于河南中部。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随着战线进一步向南,双方在郏县一带对峙。大雨七日不停,后勤几近中断;天放晴后,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截断,只能后退以就粮,自古以来撤退是最难的。先是殿后部队溃散,继则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全军瓦解,阵亡四万余人。
至此,明末最后一支战略力量消失。
尾声
经过百年发展,明朝的官僚、勋贵、宗藩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每一次加派粮饷都落到了贫苦百姓身上,贫者愈贫的情况让关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候,孙传庭通过“清军清屯”成为唯一做到了兵精粮足的巡抚。这是正确的路,却也阻力重重,毕竟只有“破山中贼易”,可“地在本能寺”。
孙传庭恨的,李自成也恨,不一样的是,孙传庭做不到的李自成可以做到。人心就是粮食和兵源,李自成输了还可以再来,孙传庭不可以。内部压力让孙传庭只能主动决战。赢了这一次,还有秦中士大夫的不满等着。“传庭死,大明亡”,传庭战场不死,则会死在战场之外,明末局势在政治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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