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之色变 张春桥在上海笼络“特务组织”

　　“文革”期间，张春桥曾在上海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游雪涛小组”。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专事跟踪、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共搜集、编造中共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诬陷和迫害干部达800多人，许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更有多人被迫害致死。

　　游雪涛，江苏无锡人，原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文革”开始后，他在《青年报》社内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名叫“扫雷纵队”，总部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由此，开始了一种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扫雷纵队”宣称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埋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脚下的“地雷”。

　　开始，游雪涛的“扫雷纵队”并未引起张春桥的注意。但仅隔了一周，他们通过向张春桥密告一些人策动“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而一下子受到张春桥的赏识。

　　1967年1月15日，上海街头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游雪涛马上召集“扫雷纵队”成员布置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要摸清来源。”他派人钻到各个造反组织中，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于1月27日报告了张春桥。1967年1月30日，游雪涛又向张春桥发出第二份情报，密告复旦大学、上海市电影局及团市委内一些人的“炮打”活动。而后，游雪涛等又通过徐景贤之手，陆续送出几份情报给张春桥。

　　实际上，张春桥在看到游雪涛送来的第一份《扫雷简报》后，便记住了这个人，他认为游雪涛的做法对实现他在上海全面站稳脚跟、进而影响全国的美梦确有帮助。随后，张春桥即派人秘密调查了游雪涛等人的情况，知道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无复杂背景且又是造反派后，便决定使用游雪涛了。

　　1967年3月，张春桥对徐景贤说：“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像上海音乐学院‘红革会’和外地学生的一些‘炮打’，我还是从《扫雷简报》上看到的。”3月29日，张春桥又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前一段时间，你们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做得很好，对领导起了一定的作用。”1967年5月，张春桥又一次表示对“扫雷纵队”工作的赏识，说：“游雪涛还是不错的，做了不少事情，从一月革命以前到现在，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他还“称赞”游雪涛是“我们的福尔摩斯”。

　　受到张春桥的默许赞扬，游雪涛受宠若惊，便决定要放手大干。从此，“扫雷纵队”成了张春桥所直接指挥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非常清楚“扫雷纵队”干的是特务勾当，一旦暴露，对他极为不利。于是，在1967年3月29日，他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你们有点像情报系统组织，做的实际上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家攻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事，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大了。”

　　他要游雪涛改头换面，取消“扫雷纵队”的名称，并又诡秘地说：“今后没有一个组织了，有些情况还可以反映，同样可以起耳目作用，但那已经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在活动，人家要抓岔子也抓不到什么。”

　　游雪涛根据张春桥的旨意，1967年4月，宣布撤销“扫雷纵队”。4月20日，张春桥指示徐景贤，把游雪涛安排到“市革会”群运组当副组长，以合法的身份掩护特务活动。

　　1967年8月，根据张春桥的旨意，游雪涛以原“扫雷纵队”为班底，在上海市永福路244号成立了“游雪涛小组”。游雪涛严格挑选人马，逐步发展他的组织。该小组人最多时达35人。

　　游雪涛小组名义上属“市革会”办公室，但是它直接听命于张春桥。

　　罪恶累累的“游雪涛小组”

　　1967年下半年，张春桥指使“游雪涛小组”了解华东局机关的运动情况。游雪涛马上派小组成员3人通过各种关系，混进华东局机关。经过一番折腾，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情报”：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住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发出指令。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游雪涛小组四处活动。11月2日，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了《关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

　　张春桥在这份材料上亲自“批示”：“刘瑞龙是个大坏蛋，华东局机关造反派不应把这个人放在那里不管。要认真地组织力量批倒批臭，并把问题搞清楚。”之后，刘瑞龙遭到无数次的残酷毒打和批斗。

　　游雪涛一伙人还炮制了一张《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由游雪涛亲笔写信并附图，直送张春桥。这张图上挂中央，下联市委，诬蔑华东局主要领导和局、处级105名干部，并逐个扣上“叛徒”、“走资派”、“托匪”、“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为“四人帮”阴谋打倒大批领导干部提供“炮弹”。

　　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张春桥恨透了拍桌子大骂他的叶剑英。

　　1968年3月底，游雪涛闻风而动，向张春桥密报：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东在上海。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显然，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诬蔑、攻击叶剑英的材料。

　　经过一番侦查，一份关于刘啸东的材料送到了张春桥的手中。张春桥看后，指示：“拘留刘啸东。”4月3日，刘啸东即被拘留，由游雪涛亲自审讯，妄图拼凑诬陷叶剑英的材料，结果未能得逞。不久，叶剑英陪外宾到上海，竟成了游雪涛小组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那几天，简报不断地送到张春桥的手中。

　　仅仅一年多时间里，“游雪涛小组”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其触角伸向各个方面，疯狂地施展盯梢跟踪、美人计、打入挖出、绑架抄家、秘密拘捕、刑讯逼供等法西斯手段，收集情报，诬陷和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制造了一大批冤案。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制造的冤案有26件，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达816人，其中183人遭到残酷迫害，有5人被迫害致死，不少人致伤致残。

　　历史的惩罚

　　游雪涛有张春桥的支持，胆子越搞越大，胃口也越来越旺，结果，他将手伸进了军队，对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空四军也搞起了特务活动。

　　只是，游雪涛这次遇了个强手对头——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王维国依仗他与林彪系统的密切关系，不仅不买游雪涛的账，而且，他还对游雪涛来了个反特工反侦察活动，也搜集了不少游雪涛搞特工的情况，准备报送中央军委，这让张春桥惊吓了一阵。

　　另外，“游雪涛小组”的成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但是这些人在原单位很少露面，行动鬼鬼祟祟，到处刺探各种情报。日子久了，难免引起这些单位的怀疑。这些情况陆续传到张春桥等人的耳朵里，他们感到游雪涛等人锋芒毕露，已露出了破绽。

　　更要命的是，“游雪涛小组”秉承张春桥旨意，经常收集王洪文及其小兄弟的情报，向张春桥打小报告。王洪文知道后大为不满。一次，王洪文向张春桥表示了这种不满，并请张春桥考虑“游雪涛小组”尽快收摊。同时，徐景贤也觉得游雪涛等人再继续如此猖狂活动下去，于张春桥及其党羽不利，也有意促使张春桥撤销这一小组。

　　因此，张春桥虽然对游雪涛等人死心塌地为其“效忠”有“特殊的感情”，但也不得不在1968年9月下令撤销“游雪涛小组”，全部人员撤出永福路244号。

　　“游雪涛小组”奉命“停止”活动后，游雪涛心里愤愤不平，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感觉。两个月后，游雪涛向张春桥写了一封长信，送去一份《一年工作总结》，向张春桥摇尾乞怜，邀功请赏：“过去的一年，是我‘最幸福的一年’，时刻都感受得到领导的温暖。”

　　张春桥看后，大笔一挥：“已阅，谢谢同志们。”随后他设法把游雪涛塞进“市革会”专案办公室担任领导成员。不久，张春桥又一次接见游雪涛，表示慰问，并问：“你那些同志现在还经常来往吧？你觉得最近的运动怎么样？社会上有些什么动向？”要游雪涛继续刺探、搜集情报。因此，游雪涛等人在小组撤销后，在张春桥的支持、怂恿之下，依旧进行各种特务活动，直至1972年被隔离审查为止。

　　1972年1月21日，由徐景贤、王洪文两人出面，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将游雪涛、夏云开等5人庇护起来，演出了一场假审查、真包庇的丑剧。当时，张春桥对于“审查”游雪涛有一个奇妙批示：对游雪涛“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最后的一句“大家主动”，十分耐人寻味。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1977年4月29日，游雪涛等人被宣布正式逮捕，对“游雪涛小组”的反革命特务活动和罪行展开了全面清查、审理工作。游雪涛及其同伙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受到了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