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墨西哥往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游历大半个世界。诸国之中，他对墨西哥青睐有加，既寄望于在此投资获利，又艳羡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大权独揽。孰料，就在辛亥前夕，墨西哥也爆发了一场深刻社会革命，康氏的商业蓝图烟消云散，只能在政论文章里频繁评述墨西哥成败，以资中国革命之参考。 

谒见大总统

　　1907年6月29日，康有为在夏宫拜谒了倾慕已久的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彼时，迪亚斯掌权三十余年，一定程度上让国家摆脱了美墨战争之后失地千里的阴影，也断绝了欧洲皇帝卷土重来的执念。他对内重用“科学家派”幕僚，兴建工厂与铁路，对外交好美国，以厚利吸引投资。外资与外商的涌入，严重危害了墨西哥中下层的生存空间，民怨四起。但在康有为看来，迪亚斯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在大国夹缝里周旋自如，堪称贤君明主的典范。

　　故而，两人握手致意过后，康有为半是敬仰半是恭维地说道：“墨国乱四百年，至总统乃戡定而久安长治之，今人民乐业，道路开辟，政治修明。吾闻墨国人才以总统为第一，我极仰慕，故我今日以得见为欣幸。”康有为早有拜访之意，的确不假，一年之前他就曾求见，《墨西哥先驱报》还予以报道，可惜未能成行。

　　此番得偿所愿，他自然不吝溢美之词。迪亚斯的零星回应里，不乏外交辞令：“吾墨之治，惟以顺民心为主，大哉言乎”，“为政者在使民信之。某某国治之未善，以民未信其政府耳”。回顾历史，此言略显讽刺，当此之时迪亚斯久居高位，众怨沸腾，已然失了民心，三年之后马德罗等各派革命者揭竿而起，他的统治就轰然崩塌，自己流亡欧洲，落得客死他乡的结局。

　　康有为此行，自有所求。他所求之事，在于投资与移民。为此，他又奉承了几句：“惟墨国以民主共和之体，略兼专制而行之，此真地球独一之政体，古所无也，用能长治久安。”旋即话锋一转，说道：“今各商人皆乐委巨资于墨，吾华人今亦开银行买地于此，信总统也。”迪亚斯表示欢迎，声言将会尽力保护，康氏吃下一颗定心丸，趁势开启了移民的话题：“墨地新辟而土膏腴，惜地广民稀，若能移民增籍，则地日辟而国势日盛矣。”迪亚斯总统的回答颇为耐人寻味：“吾甚乐贵国人来物殖，但有资本者益佳耳。”

　　20世纪初，美洲各国佣工趋于饱和，不再热衷引进契约华工，转而招纳华商。康有为曾将墨西哥视为疏解中国人地矛盾的理想国度，但实地考察和总统回答都让他意识到，数十年前苦力贸易时代已经远去，墨西哥人更看重资本游戏，也不再坚持，于是请辞而归。 

康南海行乐图 徐悲鸿

投资与惨剧

　　康有为之所以三番两次求见，最重要原因莫过于他在墨西哥绘制的商业蓝图。他希望凭借对地产、银行、电车等行业的投资获取暴利，支持自己周游列国的吃穿用度和保皇会的日常运转。

　　1906年3月，康有为在华商推荐之下，看中了北部重镇托雷翁。这个城市，恰在墨西哥两大铁路线的交汇处，临河产棉，又是颇有潜力的矿区。康有为志得意满，他组建华墨银行，令谭张孝等人恶补金融知识，接手日常经营。在纽约保皇党总部会议上，他宣布将在美国与加拿大开设分行，初始计划是发行160万美金银行股，已有半数被认购。

　　随后，康氏趁热打铁，又盘算起了电车公司，他设法弄到了一份政府许可，获准修筑新的电车线路。好景不长，托雷翁生意扩张过快，引发了资金的严重短缺。况且，保皇会还在芝加哥开设了琼彩楼中餐馆，分流了本已不多的资金，加之康家老少公账私用，让打理财务的谭张孝左支右绌，结果康有为却将经营不善一股脑归咎于他，两人反目成仇，保皇会也因之趋近分崩离析。

　　1911年，革命四起，迪亚斯退位，墨西哥陷入近似无政府的乱局，排华浪潮趁势汹涌。5月，马德罗麾下的革命军攻入托雷翁，蓄谋已久的暴民展开屠杀和劫掠，303人惨死，其中大部分是华人。

　　托雷翁大屠杀，彻底令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投资血本无归。此前，由于电车迟迟不能开通，他购置的地皮被政府收回。此番劫难，让银行与房产也打了水漂。事后的财产损失单里，华人共计向墨西哥索赔85万比索，但由于十余年间，中墨两国都在内乱泥潭里无法自拔，赔偿最终不了了之。

革命参照物

　　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与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可谓隔洋相望的一对平行革命。康有为在辛亥之后的政论文章里，也愈加频繁援引墨西哥为例，证明自己的主张。

　　康有为之论墨西哥，在于捍卫孔教，在于反对共和。1912年撰写的两篇《孔教会序》里，康有为分别提及墨西哥，皆作为反面典型：“夫耶路撒冷虽亡，而犹太人流离异国，犹保其教，至今二千年，教存而人种得以特存；印度虽亡，而婆罗门能坚守其教，以待后兴焉。若墨西哥之亡也，教化文字并灭，今人种虽存，而所诵皆班（西班牙）文，所行皆班化，所慕皆班人之豪杰，则墨人种面目虽有存乎，然心魂已非，实则全灭也。”

　　在1917年著名的《共和平议》里，他又多次以墨西哥举例，乃至现身说法：“吾身亲经墨西哥、爹亚士（迪亚斯）之事，故以谓中国即有人才，即有雄杰而行民主之法，亦不能救中国之危，且徒以乱共和之法而已。且爹亚士鞠躬尽瘁，以身殉墨，虽专制也，亦未尝称君主也，心术亦至纯矣。夫无人才、无人心固不可救中国，然有人才、有人心，中国今亦无用之，故仍泥守民主之制，则救中国之道已穷。”陈独秀针锋相对，撰文揶揄道，“康氏不知共和国行政首长不贵有雄杰也”，他指出，迪亚斯总统以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是祸乱根源，一语戳中康氏的逻辑漏洞。

　　陈独秀反驳康有为，是始于1915年国体之争的一部分。在那场名载近代中国史册的论争里，墨西哥成为双方都时常提起的典型案例。国体之争，虽未解决当年中国面临的难题，但至少加深了知识界对君主制与共和制得失的认识。恐怕令康有为始料未及的是，他的移民与投资大计最终落空，墨西哥却成为国人反复讨论的政治案例，扮演了革命参照物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