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换回钱学森的11名美军间谍，在哪抓到的

墙内自媒体历史逆时针文章：  1955年10月8日，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历经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

众人欢庆之余，不禁心生疑惑，此前美国态度十分强硬，将钱学森非法扣留长达5年之久，如今为何转变态度？

60年后，随着相关档案解密，揭开了当年中美博弈的始末。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空军除了对志愿军一线部队和后方目标狂轰滥炸外，还疯狂发动宣传攻势，妄图削弱志愿军高昂的士气和斗志。

这当中，就有鲜为人知的心理战。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激战正酣，美军在三八线附近春川地区的狭小地带，短短5分钟内，竟然向志愿军阵地空投了154万份传单。美军甚至煞费苦心，调来一批懂汉语的女播音员，进行空中喊话。

除了传单，从空中飘落的，还有包装精美的水果糖和点心，以及夹着的漫画、图片和所谓的“投诚路条”等。

据美军自己的不完全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总共投放了2.4亿份宣传品，把它们堆积起来，可筑成一条长达150公里的纸墙。

空投宣传品时，美军飞机视天气和地面防空火力情况，通常在5000-7500米高度投下宣传弹，宣传弹内的引信出舱时被点燃，然后在距离地面300-600米的高度炸裂，撒出宣传品。这样，既可以保证投放的精度，避免传单在高空被气流卷走，不知去向，同时也避免飞机在低空投放，成为我军高射火力的靶子。

但是，事与愿违。这些漫天飞舞的传单，除了成为老百姓的引火纸外，收效甚微。

美国空军将领认为，宣传战是中情局的一厢情愿，得不偿失。他们担心，在志愿军空军的米格-15战机投入战斗后，美军心理战飞机再深入后方空投传单，冒的风险太大。

美军有意取消空投，中情局（CIA）一把手艾伦·杜勒斯却站了出来，强烈反对取消心理战。

艾伦·杜勒斯认为，心理战持续下去，一定会取得预期效果。

为此，他甚至通过哥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游说高层，对军方施加压力。

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之下，美国空军只得继续空投新宣传品，但减少了频次，并且把空投时间改为夜间，以避开我军战机和防空火力的打击。

为谨慎起见，美军调来空军第581空中补给和通讯联队，承担这项心战任务。

581联队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飞鹰中队”。它与亚洲的“飞虎队”齐名，二战期间，“飞鹰中队”飞行员以志愿人员身份，参与欧洲的对德空战，取得令人瞩目的战绩。

二战之后，“飞鹰中队”于1951年2月23日正式加入美国空军，驻扎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952年底升级成第13航空队第581空中补给和通讯联队。

按照美军远东司令部的行动计划3-52，581联队的任务是进行前沿侦察，除了实施心理战之外，还要对“铁幕”之后的渗透破坏活动提供各种支援，包括空投间谍和器材。

581联队下辖的12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专门改装成RB-29侦察机，机身进行了特殊处理，全机被涂成黑色，以便在夜间渗透时可以和夜空融为一体，降低被地面防空火力发现的概率。

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增加空投载重量，并提升航程，以便更深入后方区域，这批B-29轰炸机还拆除了绝大部分武器，只保留一门尾炮。

581联队的4架RB-29驻扎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每60天进行一次任务轮换。

每架RB-29的机组成员里，都安插了一名中情局秘密特工，称为“跳伞指导官”。这些人的身份严格保密，即使是联队指挥官阿诺德上校，也不知道他们的真正身份。此外，581联队还有一名中情局的联络员乔治·皮特曼中校，只有极少数美军将领才知道他的底细。

 1953年1月12日夜，第581联队指挥官阿诺德上校、第91战略侦察中队飞行教官威廉·鲍墨少校、机长韦迪上尉，和其余11名机组成员一起，登上了一架呼号“星尘40”的RB-29侦察机（美国空军序列号44-62217）。

这是581联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出任务，事关重大，阿诺德上校亲自坐镇指挥。

按照原定的计划，这只是一次常规的夜间空投传单任务。

RB-29奉命在博川、龟城、北镇、宣川、东林驿和铁山等六个地区投下传单，耗时约28分钟。然后，RB-29掉转航向飞向公海，折回日本横田基地。

从横田基地起飞后，RB-29侦察机完全无视我方的防空力量，一路大摇大摆，招摇过市。

顺利完成对前5个目标的空投后，RB-29接近最后一个空投点，也就是铁山郡，此时飞行高度约22000英尺（6705米）。

在抵达鸭绿江以南约15公里的铁山郡上空时，突然从地面上射出了十数道粗大而雪亮的防空探照灯光柱！

光柱在夜空中搜索，迅速向RB-29侦察机的方位汇聚。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机组成员大吃一惊，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样。

他们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趁着夜幕掩护入室盗窃的小偷，突然被十几道手电筒光罩住一样。

 实际上，隶属苏联空军第64航空军的雷达部队，早就发现了RB-29的动向，一直紧紧咬着它的航线。

当RB-29飞临宣川上空时，驻安东（辽宁省丹东市的旧称）浪头机场的苏联空军第535歼击机团奉命起飞，12架米格-15前往拦截RB-29。

苏军战机分成3个4机编队，向这架孤军深入的侦察机包抄过来。

为了防止敌机逃脱，一个中队截断了RB-29逃往公海的通道，另外一个中队则堵住了RB-29南逃的路线。

当RB-29飞到铁山上空时，535团第1中队的米格-15已经靠近了它，但是由于夜色太黑，又没有月光，飞行员们很难目视发现在夜空中飞行的侦察机。

这时，按照雷达指示的信号，地面的苏军第10独立探照灯团突然打开探照灯，灯柱很快就汇聚在RB-29的机身上。

飞行员布朗·华莱士中尉操纵着机身庞大的侦察机，拼命机动飞行，试图摆脱灯柱，但未能得逞。

灯柱死死地咬住了侦察机，第1中队的米格一拥而上，展开了猛烈攻击。

在规避攻击的慌乱之中，RB-29逐渐偏离了原定的航线，径直向安东飞来。

因为之前拆掉了大部分的武器，RB-29只能靠着尾炮手阿尔文·戴尔操纵机尾的双联装机炮，拼命地向米格-15射击，试图挡住一轮比一轮更加凶猛的攻击。

22时16分，苏军哈贝耶夫上尉驾驶的米格-15连续命中敌机，RB-29的4个引擎有3个被击中起火，飞机开始失去控制。

见势不妙的飞行员华莱士中尉，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Mayday”。

阿诺德上校下达弃机的命令，机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机舱。

阿诺德是最后一个跳出飞机的，在跳伞前，他还特意查看了一下尾炮塔，发觉炮手阿尔文倒在血泊之中，在米格大口径机关炮的集火射击下，他早已中弹身亡。

降落伞飘落在安东

1月12日深夜，正值三九隆冬，天寒地冻，失去控制的RB-29侦察机拖着浓烟和火舌，摇晃着栽在安东的五龙背地区，一朵朵降落伞在夜空中徐徐飘落。

安东市公安局干警吕令勇正走行回家，目睹了RB-29坠落的场景，他立即跑步返回局里，报告敌情。

五龙背区（现五龙背镇）区长王春荣刚刚开完会，一迈出会议室，忽然听到头顶传来的飞机轰鸣声，目击到一架飞机呼啸着向五龙背方向坠落。

王春荣立即同区公安股长于心田等3名干警和7名区干部，徒步朝飞机坠落方向追去。

在酷寒和暗夜中，他们心急如焚，一路小跑十余华里后，赶到与五龙背交界的凤城县边门区（现汤山城乡）榆树林村，发现村南的山沟里火光冲天，便直扑过去。

侦察机已经被摔成了一堆残骸，还在熊熊燃烧。

王春荣等上前记下了飞机的型号和编号——B29型、44-62217，步量了机翼的尺寸，随后撤离了现场。

几乎同时，五龙背区的民兵接到了区武装部的电话，得知美机坠落的情况，民兵立即投入搜捕战斗，控制路口，排查可疑人员。

 1月13日凌晨5时许，五龙背山脚下的新康村民兵曾英范正在搜山，突然听到村里的另外一个民兵何连贵大喊：“抓特务！”他急忙朝空中开了3枪，通知全村民兵和群众出来围捕特务。

何连贵告诉他，有一个美军飞行员躲在他家的柴火垛子里，正在烤火取暖，被他老婆发现了。

那名美军飞行员，被曾英范当场抓获。

这时，曾英范又听见了枪声。

天还未亮，弹道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显得特别醒目，他立即蹲下观察情况，发现枪声来自距离他家后面约200米的山坡上。

不一会，在东坡，北坡和河沟边，也陆续传来枪声，他立即判断，这是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试图相互联络。

他立即大喊：“抓特务！快出来抓特务！”

在东山坡一处沟沿，民兵排长王吉生看到一名腿部负伤的飞行员，降落伞堆在身后的一片小松林里。他带领20多名民兵绕到对方身后，干净利落地将其俘虏。

生产队长王风山，带领村民分几路往山顶方向搜寻，行至一处山沟，发现一柴草垛微微颤动。他和村民们警觉起来，扒开几捆柴草，发现一个美军躲在柴垛里，冻得瑟瑟发抖。

这名美军呜哩哇啦说了一通，谁也没听懂，又磕头求饶。

就在押着美军往回走的路上，王风山又发现一具白色的降落伞，挂在一棵大树上，只见伞未见人。

他赶紧和几个村民到山脚下搜索，在附近草丛里又抓到一名美军。

8时许，安东市公安局派出9名干警和1名翻译，赶往新康村，将4名俘虏押回五龙背区。

在审讯中，俘虏承认，12日被击落的飞机中有14人，13人已跳伞。

安东市公安局迅速调整部署，调集各地民兵4300人，赶往新康村方圆大约10公里的区域，布下天罗地网。

上午11时，我公安人员抵达坠机现场，布置了警戒线，并将机舱内和树上发现的2具美军尸体也看护起来。

随着天色大亮，搜捕工作进展顺利：荒沟村民兵捕获美军3人、老古沟村民兵也捕获2名美军，并且发现1具飞行员的尸体。

到下午3时左右，五龙背区里已经先后拘押10名美军，俘虏供称，指挥官阿诺德上校尚未被抓。

下午4时，老古沟村民兵队长蔡喜厚带着4名民兵，搜索到村北的窑沟地带，民兵于振权突然发现，在一颗松树下，蹲着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飞行皮服的美军——无需多说，此人正是阿诺德上校！

民兵们毫不迟疑、立刻猛扑过去。蔡喜厚抢先拦腰抱住阿诺德，但是身高体壮的美国人拼命挣扎，差点把他摔到沟里。

其他几个民兵一拥而上，奋力死死抱住阿诺德，下了他的枪，这最后一名俘虏才乖乖就范。

至此，除1人机上中弹身亡、1人坠亡、1人伤痛和酷寒难忍自尽外，其余11名美军全部被抓获。

 1月13日下午6点，11名美军和他们携带的14支武器、3部大小电台、8张绢质地图、13具降落伞等物品，被一并移交给驻安东空军司令部。

是战俘还是间谍？

由于阿诺德等人是在中国境内被俘的，因此他们没有被送往碧潼郡战俘营，而是被押往沈阳。

半年之后，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中国开始遣返美军战俘。除了21人主动要求留下来，其余5600余人都及时遣返了。

但是，581联队的11人却是例外。

志愿军在审讯过程中得知，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空军人员，而是专门从事心理战、空投特工和器材的特殊任务成员，每架飞机上都有一名中情局特工。因此，他们不能算作战俘，应定性为间谍。

而间谍是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

1954年10月9日，11名RB-29机组乘员在京被提起公诉，罪名是侵入中国境内，从事间谍侦察活动。

1954年11月23日，阿诺德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鲍墨被判有期徒刑8年，其余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5年、4年。

 12月10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提案，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采取决定性行动，使11名官兵尽快获得释放”。

中方答复，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但为了缓和局势，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家属来华探视。

换回钱学森的关键筹码

1955年，这11人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当时，美国扣留了一批侨民，中美在这个问题上交涉多时，双方针锋相对，互不让步。

从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美方竭尽全力施压，想使中方释放在华的美国间谍，而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成为当时中美博弈的焦点。

谈判异常艰苦，双方针锋相对，互不让步。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成效甚微。

早在1950年，钱学森一家准备坐船回国时，就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关进特米那岛上14天，移民局还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甚至抄了他的家。直到加州理工学院交纳1.5万美元巨额保释金后，钱学森才被释放，但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准离开美国。

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抵得上3至5个海军陆战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为了打破僵局，1955年7月30日，中方表示，因为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将在适当时候提前释放11名美军间谍。

之前态度强硬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在钱学森放与不放之间难以抉择。

面对被俘人员家属的多次上门哀求，中情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最先顶不住了，便向哥哥约翰·杜勒斯提出：“放钱学森回国的风险已经降低，要采取任何可能的步骤，寻求在华军事人员获释，没有什么比这更紧迫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美有了达成协议的意向。

1955年7月31日，在中美新一轮会谈即将举行之际，阿诺德等11人被提前释放。

上午，狱方特意安排犯人们洗澡、理发。他们预感到，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

当法官宣布，他们提前获释时，11人顿时欢呼起来，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连连伸出大拇指，表示感谢。

当晚10点50分，在8名干警的押解下，阿诺德等一行人登上汽车，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

从那里，他们搭乘火车前往广东。

1955年8月4日中午，火车抵达深圳。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我方将他们带到罗湖桥头，转交给等候在那里的美国空军联络官德雷克·辛普森中校。

上图中，前排左三的下蹲者是哈里，1998年3月，他临终之际，向阿诺德坦白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CIA安插在581联队的内线。

中国释放11名美军的举动，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曾参与斡旋的印缅等国，都对中方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高度赞赏。

8月1日，中美会谈正式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代表约翰逊提出，立即释放被美方扣押的钱学森，并且出示了钱学森亲笔写的要求回国的信件。

在铁证面前，约翰逊无言以对。再加上中方主动释放美军飞行员的举动，使得美方在谈判中极为被动。

最终，在11名美军飞行员抵达香港的当天——也就是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一家，允许他们离境。

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从洛杉矶登上“克利夫兰号”轮船，踏上了回归祖国的旅途。

1960年4月18日~27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安东市五龙背公社老古沟大队民兵队长蔡喜厚、新康大队民兵队长王吉生，因抓捕美军间谍有功，获邀出席大会，还各自获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枪。

回顾历史，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坚如磐石的军民团结，凝聚了无往不胜的伟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