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里的政治家：中国古代笑话中王安石是什么样

　　王安石在历史叙述中的形象，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学者，也是文学家。他领导了熙宁变法，开创了“荆公新学”，作诗注重炼意修辞，古文更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这种形象是非常严肃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偏偏在古代的笑话集中频频出现，成为主角，今天能见到的跟王安石有关的笑话大约有几十篇。其中一些非常有名的段落，还在各种笑话集中广为转载。这些故事并不是后人生造的，几乎每一篇都可以在宋人的笔记中找到来源。也就是这些笑话，勾勒出了和正史并不那么一致的王安石的形象。

文才与风度：一个活泼泼的士大夫

　　笑话集特别青睐那些与“巧对”有关的王安石笑话，这些笑话体现出了他和当时士大夫的机敏的文才。北宋士大夫都有卓越的文学才能，宾主设对、制谜、赋诗之类的语言游戏，是他们在宴席和闲暇中的娱乐，一些有趣的例子会流传下来，记入当时人作的“笔记”中，接着又被宋代和更晚的一些笑话书用作素材。

　　吉甫是王安石熙宁变法中的风云人物吕惠卿的字。王安石的谜底和吕惠卿的谜底都是“日”，妙处在于以谜解谜。

　　王荆公尝与客饮，喜摘经书中语，作禽言令。燕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久之，无酬者。刘贡父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鹁鸪令曰：“沽不沽，沽。”坐客皆笑。（《拊掌录》）

　　这个故事是王安石在宴会上给宾客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摘出经典中那些可以当做鸟叫的拟声（也就是禽言）的句子当做酒令。这需要对于经书非常熟悉才能做到。更妙的是刘攽还接下了这个酒令。儒家经典虽是圣人遗训，但不妨王安石拿它开开玩笑。这显示出他的学问，也显示出士大夫的风度。

　　王荆公常举《书》句语刘季孙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有何可对？季孙应声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安石大笑。（《刘季孙》，《古今谭概》谈资部）

　　这个笑话里，王安石举出的上联是《尚书》中的句子，刘季孙找出的下联是《心经》最后的咒，都是古人成句。这些故事里面，王安石常常是提出难题的那一方，是相声里的“逗哏”。“逗哏”已经很妙，“捧哏”又时常青出于蓝，在游戏中展示了出众的才学与高雅的趣味，体现了士大夫的风度。

　　但也有时，王安石在笑话里是不说话的，只是一个形象：

　　王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一日路遇和甫，公入编户家避之。老姥见公带药笼，告之病。公即给以药。姥酬麻线一缕，语公曰：相公可将归与相婆。荆公笑而受之。（《相婆》，《古今谭概》不韵部）

　　这个故事里的王安石已经罢相，这天，王安石带着药笼——宋代的士大夫退居乡里之后，向邻里施药是他们喜欢从事的慈善事业之一，可能是采药回来，也可能是在附近施药——路上遇到了正担任金陵太守的弟弟王安礼（字和甫）。王安石为了回避他，躲入平民家，顺便就向这户人家里生病的老婆婆施了药。老婆婆用一缕麻线作为报答，说“相公可将归与相婆”。“相婆”是老婆婆不知该如何称呼王安石的妻子而根据“相公”编造出来的词语。王安石没有因为老婆婆用错了词而纠正她，反而笑着接受了麻线。这营造出了一个即使在野，仍然不失亲民风度的士大夫形象。

　　从上面这些笑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有文才，又有风度的活泼泼的王安石，这已经近似于士大夫的理想的人格。但是在另一类笑话中，王安石的形象就没有那么完美了。

《字说》失传了，却被笑了几百年

　　王安石的笑话里，引用最频，流传最广的，是关于《字说》的笑话。

　　《字说》是王安石编写的一部解释汉字的书，今天已经见不到它的全貌，但曾经非常流行。这是因为在王安石执政以后，“新学”成为官方科举考试的内容，《字说》也就成了天下士子必读书。从王安石自己为《字说》作的序文里可以知道，他是非常重视他的《字说》的，还将这本书当做对许慎《说文解字》做的补充。南宋大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过去《字说》是一门“显学”，衍生出了《字说解》《字说音训》《字说偏旁音释》《字说备检》《字会》等著作，只是“近时此学既废”——到南宋初期，《字说》之学已经完全衰落了。

　　就是这样一部昙花一现的《字说》，却在王安石笑话里成为流行话题。这些笑话中，《字说》是当时士大夫与王安石开玩笑的谈资。以下两则笑话出自笑话书《调谑篇》，这是一部苏东坡笑话集：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东坡尝举“坡”字问荆公何义。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前一则释“鸠”的故事还见于宋代笔记《高斋漫录》，后一则见于笔记《鹤林玉露》，都是苏东坡借用王安石对汉字的解释方式，与王安石开玩笑。关于笑话的内容需要额外说明的是，上竹下犬是笑字的异体字，今天不太常见。因为关乎苏东坡和王安石两位宋代“红人”，这两则故事被后世笑话书广为抄录。

　　石甫学士尝戏荆公云：“鹿之行速于牛，牛之体壮于鹿，盖以三鹿为犇，三牛为麤，而其字文相反，何耶？”公笑而不答。（《三鹿为犇》，《遁斋闲览》谐谑篇）

　　犇即奔字的异体，麤即粗字的异体。这一则是用王安石《字说》中解释汉字的方式反问他该如何解释犇、麤二字意思与字形无法相合的问题。这位“石甫学士”是王介，是王安石的朋友，政治观点又与王安石有所不同，这种反差导致他也成为王安石笑话中经常出现的人物。

　　这则关于犇、麤的段子，在宋代笔记中记载很多，但主角不都是王介。《渑水燕谈录》将它算作刘敞的发现，《后山谈丛》《邵氏闻见后录》都说是刘攽的发明，《桯史》则将之归在苏东坡头上。明代笑话书《山中一夕话》采用了《桯史》中的说法，而《古今谭概》采用了《后山谈丛》和《邵氏闻见后录》中的说法。

　　上述这些笑话，在冯梦龙编辑的《古今谭概》里被并为一则，统称为《字说》，但那些好笑的例子，可能是他人的发现，不是王安石的原文。但这些例子是用《字说》的理路推演出来的，借此说明《字说》中一些解读汉字的方式非常不可靠，尤其是无视了 “六书”的原则，将很多形声字都当做会意字来理解，有望文生义的嫌疑。

　　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处。”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也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潜大笑。（《拊掌录》）

　　这一条中可以看见当时士大夫对《字说》的较为直接的批评。除了《字说》，后世笑话书中还收录了不少当时人对于王安石的知识和文学上的批评，例如下面两个笑话：

　　王安石向苏东坡言：“扬子云大贤，其仕王莽，校书投阁之事，必后人所诬枉，《剧秦美新》，亦好事者所为。”东坡说：“正是，我也有些疑心，只怕汉朝原没个扬子云。”赞曰：世之好辩者，说的天方地圆，无有了期，东坡犹是戏言。有说文中子隋朝无此人者，使人心中恍惚，恐宋朝亦没个王安石也。（《笑赞》）

　　梁王籍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荆公改用其句曰：一鸟不鸣山更幽。山谷笑曰：此点金成铁手也。（《点金成铁》，《古今谭概》苦海部）

　　在前一则故事中，王安石对苏东坡谈论扬雄，表示以扬雄的才能，不该晚节不保投靠王莽。这些事情恐怕都是诬陷之作。这表现出王安石大胆质疑，不满足于成说的个性。但是他的假设太大胆，缺少依据。苏东坡没有直接反驳他，而是使用了归谬法，直接丢出了一个“扬雄否定论”的炸弹——说不定扬雄也不存在呢？用这种方式，苏东坡暗示出他自己的观点：怀疑应当以合理的依据为基础，否则不论怎样怀疑，都是可以的了。这则故事写出了王安石的大胆，也写出了苏东坡的幽默。

　　在这些对王安石的学问和文学略有调侃的笑话里，苏东坡似乎总是王安石的冤家对头。有的故事里，另一位主角可能并不是苏东坡，可是流传着流传着，就又变成了苏东坡了——人们喜欢看苏东坡抬王安石的杠。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两人在学术和文学上具有相当的地位，还因为两人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的立场。

　　关于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和新党，有一些意见和立场更为直接的政治笑话。苏东坡也在里面偶尔闪现。但苏东坡是否真的因为政治的原因对王安石个人表现出敌意，这其实颇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笑话中的新法与新党

　　东坡一日会客，坐客举令欲以两卦名证一故事。一人云：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济未济。一人云：刘宽婢羮污朝衣，家人小过。东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盖-指荆公父子也。（《山中一夕话》）

　　这个卦名令，见载于宋代《酒谱》。用两个卦名来概述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故事”。酒令中的“大有”“同人”“既济”“未济”“家人”“小过”“大畜”“小畜”都是《易经》中的卦名。前面的笑话里，苏东坡通常会和王安石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气氛轻松愉快，但这一则里，言辞与情绪都非常激烈。这件事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源头，是宋代一部已经散佚的笔记《唾玉集》。但是，以苏东坡的气度，即使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也不像是一个会随便诅咒王安石被斩首的人。更关键的是，历史上的牛僧孺并没有被斩，如果这样行酒令，就不符合“故事”的要求了。所以即便真有此事，酒令中的“先斩”“后斩”也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窜入的。至于用牛僧孺父子来比附王安石父子，更可能是事件记录者自己的添油加醋——唐代的牛僧孺也是一名改革家，其身份角色确实与王安石有一些相似性。

　　因为这则笑话事实上损害了苏东坡的形象，导致前人也有不少认为这则事迹是不可信的。如王世贞编次《调谑编》，记述苏轼妙语，就未收录此条。明沈长卿《沈氏日旦》卷三引述了这则笑话，之后说：“……盖因牛字起见也。而说者附会苏为荆公父子而发，倘荆公闻之，岂不切齿？……世间仇隙，皆恶口造言者所巧构也。”推断此则必为好事者挑拨构陷而成。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谈论此令，也批评说“太露”。笔记小说借东坡之名而写作、托东坡之事而流传的极多。这条笑话在明代以后的笑话集里很少出现，恐怕不仅因为它可信度不高，也和其中“先斩大畜，后斩小畜”的刻薄言论难以为读者接受有关。

　　不过，王安石毕竟是在北宋引起了政治风云的人物，因此，流传的笑话里，还是有不少针对他的新法和新党的讽刺，比如下面这些：

　　程师孟尝请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王问：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欲预求墓志，俟死而刻之也。又王雱死，有张安国被发借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某愿死托生为公嗣。”京师嘲曰：“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山中一夕话》）

　　王荆公为相，每生日，朝士献诗为寿。光禄卿巩申不闲书，以大笼贮雀鸽，搢笏开笼，毎一鸽一雀，叩齿祝之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时有边塞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献者，时嘲之曰：虞侯为夫人割股，大卿与丞相放生。（《割股放生》，《古今谭概》容悦部）

　　这两则都是讽刺当时人阿谀奉承王安石的丑态。前一则程、张事见载于《涑水记闻》，《割股放生》的故事本自《东轩笔录》。从《宋史》中程师孟的传记看来，他并不是没有治理的才能，似乎不该逢迎拍马到这种地步。但是司马光记录说这件事是从苏兖处听说，可能当时确有这样的传闻。

　　笑话中还有一些当时士大夫因为新法而与王安石抬杠的场景，例如下面这些：

　　王荆公初参政，视庙堂如无人，一旦行新法，怒目诸公曰：此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简公同参知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公默然。（《不读书》，《古今谭概》塞语部）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一人献策曰：决梁山湖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介甫喜甚，沉思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适在坐，徐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湖则可容矣。介甫笑而止。（《贡父戏嘲决湖》，《山中一夕话》）

　　王荆公罢相，出镇金陵。时飞蝗自北而南，江东诸郡皆有之。百官饯王于城外，刘贡父后至，追之不及，见其行榻上有一书屏，因书一绝以寄之云：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蝗虫感德》，《古今谭概》微词部）

　　这些段子都可以找到宋代的文献出处。《不读书》出自《邵氏闻见后录》，《贡父戏嘲决湖》出自《涑水纪闻》，《蝗虫感德》出自《诗林广记》。这些故事在明代的流行，意味着在明代一般士人中间，对王安石新法的评价普遍是不高的。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受到了非常多士大夫的反对，但是他始终坚持将新法推行下去，这就导致外界认为王安石的性情中有执拗和不肯变通的一面，因此王安石笑话也经常强调他偏狭的性格，例如下面这一则：

　　荆公宅乃谢安所居地，有谢公墩。公赋诗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人谓与死人争地界。荆公在朝，日与人争新法，既罢争墩，亦其性也。（《古今谭概》苦海部）

　　事迹见于《萍洲可谈》。这一则故事渲染了王安石不肯让步的个性。钱锺书《谈艺录》中提到王安石作诗喜欢模袭前人成句，标新立异（前文已举王安石故意从“鸟鸣山更幽”翻出“一鸟不鸣山更幽”，反而导致“点金成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时评论说：“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所谓“在野争墩”就是此事。《警世通言》中有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也是根据这种形象敷演而成。

　　王安石身后，新旧党争也没有停止，崇宁年间再次推崇新法，这又导致明代的笑话书有了新的素材：

　　初，崇宁既建辟雍，诏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肇创坐像未几，其壻蔡卞方烜赫用事，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上。优人尝因对御戏为孔子正坐，顔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顔子。顔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逊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壻。其意以讥卞也。（《安石配享》，《古今谭概》微词部）

　　笑话讲了这样一个事件：王安石过世十数年后，在崇宁年间得以配享孔庙，王安石的女婿蔡卞请求将王安石的位置列在孟子之上，这引起了当时戏曲演员的讽刺。戏曲演员假扮了一出孔庙里的“让位大战”：孟子、颜回纷纷谦让于王安石，最后连孔子都打算让位，这让子路看不下去了，拖着公冶长就往外走，指责公冶长：你当了夫子的女婿，怎么就不如王安石的女婿有本事呢？

　　关于王安石配享孔庙争议，在南宋时已经有不少记载。这则笑话的文本，大致与南宋洪迈《夷坚支志》的记载相同，洪迈说因为这出戏，蔡卞的主张最后没能实行。但岳珂《桯史》认为该说法在细节上有误，当时王安石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孟子。《黄氏日抄》则更进一步，说蔡卞试图让王安石超越颜子，乃至取代孔子。可见王安石配享孔庙一事，在他身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则笑话就是争议的余波。

　　这些关于新法的笑话里，直接攻击王安石的很少，故事里丑陋得可笑的形象大都不是王安石，而是王安石的追随者。王安石个人的形象虽然执拗，但算不上邪恶。这种对于王安石的看法，在北宋时期就已经确定。学者程颢认为“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益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预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之之理，使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氏闻见录》卷十五），这是说王安石执拗的个性，导致他被“小人”包围了，小人的行事风格刻薄偏激，新法的偏差就无法得到合理的纠正，对社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当时的人大多认为程颢此言是非常公允客观的看法。

不拘小节：王安石的卫生习惯

　　有一类有点独特的笑话，是关于王安石个人的较为滑稽的卫生习惯小故事，也被抄入了笑话集：

　　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颂虱》，《遁斋闲览》谐谑篇）

　　荆公夫人吴，性好洁，与公不合。公自江宁乞归，私第有一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又尝为长女制衣赠甥，裂绮将成，忽有猫卧其旁。夫人将衣置浴室下，任其腐败，终不与人。荆公终日不梳洗，虮虱满衣，当是月老错配。（《洁疾》，《古今谭概》怪诞部）

　　王介甫面黄黑，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王洗之，王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面黑》，《古今谭概》委蜕部）

　　以上三则笑话，以第一则在后来的笑话书中被引用最多，流传最广，《遁斋闲览》谐谑篇、《山中一夕话》、《雪涛谐史》、《古今谭概》和《遣愁集》都登载了类似的内容。它还化为事典，被用在诗作里。南宋诗人刘克庄有一咏虱诗云：“嘴利锋芒毒，形微胆智麤。近缘司谏领，游戏相君须。”怕这个典故别人看不懂，还加了注说：“‘屡游相须’用荆公事。”用来写诗的工具书《韵府群玉》里有“绿须虱”条目，《韵府拾遗》有“颂虱”条目，也都是这个典故。这则笑话里，王禹玉用一句话解开了王安石的尴尬，笑话里暗含着对机智与豁达的赞赏，表现出了士大夫们不拘小节的风度。在这一则故事里，王安石虽然卫生习惯堪忧，形象基本还是正面的。

　　第二则笑话则是侧重于士大夫的家事，展示了王安石夫妻间的生活场景。故事的主角是王安石的那位“相婆”，动作神态的描写都生动形象，富有喜剧色彩，更不用说里面还有一只惹恼了“相婆”的萌猫，实在没有不引人一笑的道理。

　　第三则笑话这个故事，在《东轩笔录》里的版本是吕惠卿说用芫荽（香菜）洗脸可以去黑，王安石说“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今天的美容小偏方则会说香菜含有感光素，大量食用会使人容易变黑，倘若如此，则幸好荆公没有听吕惠卿的话。这则笑话除了表现王安石的不爱干净之外，也突出了他的执拗。王安石在这里说的话戏仿自《论语》“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似乎暗示王安石的自我期许是成为孔子一样的人物。

　　关于王安石，之所以会有个人卫生习惯较差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宋人的笔记里，确实有不少关于王安石卫生习惯的记载，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辨奸论》这篇古文名篇，塑造了一个“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反派”形象，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而作的。在信息传播不甚发达的古代，可以想见，很多人会因为读了《辨奸论》而好奇王安石是否真的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在这种好奇的驱使下，关于王安石卫生习惯的种种笑话大行其道，变得有声有色，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笑话是怎么被“转发”的

　　士林笑话里的王安石总是与他的政治生涯难分难解，此是有关王安石的笑话的一大特色。这些笑话的故事在宋代的大多记载于笔记中，后来的各种记载里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笔记作者自己的“发明”。故事每被“转发”一次，都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代表了笔记作者自己的意见。这导致不同的记载，对于同一个故事，会作出大相径庭的阐释。

　　例如巩申为王安石放生祝寿的故事，前人就有不同的解释。比较早的《东轩笔录》直接说巩申是个“佞而好进”“趋附不已”的人。但是到了明代，这个故事作为笑话收入《古今谭概》时，多了一段冯梦龙的评论，认为巩申这是在规劝、讽刺王安石，暗示他“作业太重，多多放生，或致冥祐”。可能是担心这么断言，说服力不够，冯梦龙就又举例子说：“唐大理正成敬奇视姚崇疾，置生雀数头，一一手执而放之曰：愿令公速愈。姚相恶之。”认为巩申是在模仿唐人，讽刺王安石。虽然冯梦龙也认为王安石的政治作为不可取，但经他的解释，巩申的动机竟然就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小人变成了君子，从佞臣变成了忠臣。其实依照《东轩笔录》里的记载，当时连贩夫走卒都在王安石宅邸放生，作为追捧。将巩申的行为解释为故意效仿成敬奇，可能是不成立的。

　　再如《三鹿为犇》的故事，《遁斋闲览》中说这个现象是王介发现的，而我们知道王介是可以与王安石相互嘲戏的朋友，这无伤大雅。在《后山谈丛》里，这个笑话就出自那个传说经常当王安石面讽刺新法的刘攽之口，多了针砭时弊的意思，刘攽说“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苟难于遽改，令各权发遣”，《后山谈丛》解释说，这个“权发遣”，就是讽刺当时新党为了推行新法，往往越级用人，资历浅的新人也可以占据重要位置。越级用人，在宋代的官职任命里就称为“权发遣”。经这么一解释，幽默就变成了讽刺。

　　《桯史》在“转发”这个故事时，情感基调又出现了异变：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某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开，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

　　明代《山中一夕话》摘录的笑话就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认为，苏东坡用“犇”“麤”两字为难王安石，导致了王安石对苏东坡有了怨怼，后来被贬也与此事有关。然而，考虑到王安石执政时期，曾经对导致乌台诗案的《钱塘集》视若无睹，所谓王安石和苏轼的私人恩怨，可能只是外人臆想。加上对王安石的评价，在南宋经历了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桯史》中的记载恐怕不是事实。

　　笑话书的编写者，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王安石笑话素材，要归功于宋人有意识的笔记写作，使得大量的朝野趣闻在笔记中得以保存。这既和宋朝兴盛的士林文化有关，也和宋人的“笑话意识”分不开。《群居解颐》、《善谑集》、《开颜录》、《绝倒录》、《漫笑录》、《谐史》、《拊掌录》这些专门笑话集都涌现于宋。还有一些文集语录为笑话特别设立篇目，范正敏《遁斋闲览》中的《谐噱》篇，以及罗烨《醉翁谈录》中的《嘲戏绮语》篇就属于这种情形。这些笑话集因为明代《说郛》的再次转载，保留了下来。除此之外，还有《路氏笑林》、《戏语集说》、《滑稽集》、《林下笑谈》、《悦神集》、《谈谐录》等，大都散佚，仅见于著录。

　　对这些趣闻的“转发”，必然会导致故事在流传中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那些与政治有关的笑话。但是，这些“转发”也促进了故事的保存。倘若不是因为古人保存这些趣闻的热情，这许多朝野趣闻或许就会散佚得不见踪影。随着时过境迁，笑话的政治意义变得不再重要，更能打动人的，还是故事里那些闪烁着学识和机智的光芒的言辞记录，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形象。王安石有诗赞孟子，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这或许也可以用来形容笑话中的王安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