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何保护动物？

宋朝作为后期封建王朝发展的一大巅峰时期——唐朝，无疑是中国封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都承蒙众多恩泽。宋朝三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与历史上其它封建王朝动辄五六百年相比，不算“长寿王朝”，但即便如此，宋朝依旧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许多熠熠发光的宝贵结晶。

其中，宋朝民众以及当局政府在动物保护层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开创的理论成果时至今日看来也实属难能可贵。跨越千年回溯历史，了解宋朝人是如何真切地“爱”着动物这一在众多朝代被边缘化的身份角色。

历史渊源和时代特殊性对宋朝人“爱动物的心”的推动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宋朝人“爱动物的心”也称得上是天性使然的自然之举。但细数各朝各代政府法律和强制措施保障动物的情况其实是较为罕见的，肉食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连果腹都非易事的封建王朝布衣民众了。

但根据《宋史》等相关史书记载：宋朝朝代伊始，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刮起了一股保护动物的良好风气，这种现象级的保护动物行为哪怕与封建王朝发展巅峰——唐朝相比也是毫不逊色，从外化行为推导其背后成因，宋朝人“爱动物的心”的结果自然离不开历史渊源和时代诱因的双重推动力。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提出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概念的就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保护动物的概念就被佛道两家的众多学者颇受追捧和认同。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除了为中国古代政府保护动物的法律制度完善提出了建设性模板，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利用国家强制力的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文书。

儒家亚圣孟子另辟蹊径提出“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建设性观点，通过总结利用自然规律来最大化的规避保护环境的举措落实过程中，对生产力落后且“靠天吃饭”的古人带来的不便。中国民族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能极大程度地汲取并运用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且绝不会数典忘祖，宋朝人民毫无疑问汲取了这种民族特性。

宋朝环境保护的理论支撑就是儒家的生态意识，其最讲究天人合一，和谐共存，儒家思想在宋朝得到了超乎前代的发展，孕育出了“心学”、“理学”，这种颇具时代特点的思想理论体系虽然在原有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动，但是基本内核在创新集成的同时保持稳定，成为宋朝新时代的动物保护风气的上层建筑直接推动因素。

宋朝人有多爱动物？来看看那些多方面近乎完善的举措

都说宋朝人爱动物，这可绝不仅仅体现在口头方面，宋朝时期的欧洲和美洲，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发展都远远落后于长期处于世界各大文明的第一梯队的中国。但发展的繁荣往往伴随着人口的增多以及城市的兴起，宋朝有众多世界级港口和贸易城市，打破了坊市制度之后商业活动和人口数量更是大幅度增加。

人口密集地区的消费活动加剧了动物资源的浪费和破坏现象，宋朝从上到下基于此种现象更是开展了一系列近乎全面的动物保护活动。

细数民间那些堪称癫狂的保护动物的行为

宋朝人民对于动物保护有着极强程度的自律性以及自觉性——渔民自觉渔网不可过密，方便鱼苗游走：砍柴的樵夫有伐木限额，并且不可以砍伐承载鸟窝的树枝更不可围猎；猎人可不可以在动物繁殖的季节捕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以说，保护动物的行为使得许多职业身份发生了许多职能和功能上的转变，无论是在宋代，还是在其它历史时期，其实都是外部环境影响和自我约束双重作用下的产物。

宋朝人民为了保护水生动物，对于水源的保护也是几近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不往河道倾倒废水、丢弃废物，甚至上元节点灯时的烟都要用一种名叫“彩绘雁鱼青铜灯”来吸附废气以免污染水源伤害鱼类。

2.略举宋朝当局政府为保护动物所做的法律助攻以及政治强制力保证

宋朝当局政府除了号召各个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开展动物保护行动，还下达指令给各行政长官划分任务和指标，并定期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大致就是本地动物数量增减趋势、动物生产环境的优劣以及当地动物保护行为举措的落实情况。

当时宋朝的海外贸易不断拓展，这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的同时，也较好地扩大了宋朝的物种多样性，其中就包含不少动物制品，海外动物制品的进口是宋朝政府为本土动物保护做出的重要突出贡献，再辅以行政强制力和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在保证民众基本动物制品可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还兼具了威慑力和效率性。

宋朝人爱动物行为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深远影响

人类最开始时，和动物进行接触大都是出于实用目的——比如说人们在最开始养的最常见的牛、羊、马等牲畜，大都是出于饮食所用或者日常出行等实际生活目的。

《庄子》中庖丁解牛、痀偻承蜩等成语典故中对动物细致入微的描摹，我们便可以推论出古人早在数千年前就对动物有了深切入微的观察和经验智慧，且历史由来颇早、用心程度甚深。

但是《狸奴蜻蜓图》中说的养人与动物悠然自得的相处状态，很明显已经不属于现实目的囊括的范围：宋朝人民与动物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情感的羁绊和联系。

宋朝人爱护动物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力

从宋朝人民这颗“爱动物的心”形成的原因和动机乃至整个宋朝保护动物的历史记载来看，宋朝人民无疑是十分敬畏大自然的，这种敬畏除了受到唯心主义在中国古代的追捧和盛行，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极高，宋朝人民与当局政府无不出于现实考量，选择了最为有效且较容易实施的动物保护举措。

宋朝人民这颗炽热的“爱动物的心”直接受到宋朝儒家学说发展的快速发展，而这种外化行为的发展也必然推动其源头学说的理论扩张和影响力加深。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抓住时机趁机在动物们身上附加一系列商业价值人们开始大范围、大面积“豢养”许多野生动物，再辅以也在无意中推动了喂养宠物现象在宋朝社会的风靡，经济贸易的增长便在这场旷日持久地保护动物运动中悄悄发生，并直接地推动了“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宋朝人爱护动物对后世的历史推动作用

宋朝人爱护动物对后世最直接也最深远的影响方面，便是对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世界动物保护法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当生产力落后世界各国还在全力掠夺大自然来满足自我需求时，有助于后世保护动物的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起来。

从根本上来看，中华文化作为唯一一个从未断流的文明古国能屹立于古代世界之巅，而且文明能够对周围国家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以及将异族文化同化的强大能力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懂得“和谐和共处”的智慧。

正如自然科学家哥德所言：“万物相生，众生互惠而成。”宋朝时候，中国人民就已经深刻体现到并也成功践行了“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概念，乃至几千年后的今天历史自然科学仍旧盛赞宋朝政府以及人民的智慧和远见。

此外，宋朝人民保护动物的行为举措的参考依据以及理论支撑主要来源于儒道两家，而保护动物行为纵横历史数千年，也直接的推动和保护了儒道这两个本土学说的传承和发扬。

结语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问题分析角度，宋代人民“爱动物的心”作为上层建筑的外化表现，其实也是宋朝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城市商业繁荣发展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总而言之，无论哪个历史时期，人类无论保护哪个客体，最终都是为了主体——而所谓的宋朝保护猫、狗乃至野生动物的行为举措，是为了保护物种，保护物种是为了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物种多样性是为了保护生态，保护生态是为了保护环境，保护环境最终是保护人类的环境，而不是保护环境本身。

宋朝人民的众多看起来颇为“癫狂乃至极端”地保护动物的举措，其实归根结底是意识到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的明智之举，“馈以自己”是宋朝人民保护动物的最终目的，也是必然结局。

参考资料来源：

1、《梦粱录》

2、《西湖游览志》

3、《狸奴蜻蜓图》

4、《富贵花园》

5、《宋：现代的拂晓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