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如何榨干百姓每一滴血、坚持打匈奴？

　　汉匈河西之战后，整个匈奴部族都陷入了一片无可救药的低迷气氛之中。汉朝的持续打击兼重赏诱降政策，已使匈奴日落西山，渐呈土崩瓦解之迹象。

　　有民众甚至哀婉的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前一句好理解，祁连山是天然的畜牧基地，其水草之丰美，号称亚洲第一，它对于匈奴经济上的意义自不用多言；后一句的焉支山，则盛产一种草本红花，名燕支花，据晋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篇》记载：“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亦谓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燕支粉即胭脂粉也。霍去病率军攻占河西，这就使得匈奴妇女没办法打扮自己，不能女为悦己者容了。

　　晋人习凿齿亦言：“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其可爱如胭脂也。”看来这首哀婉的民歌，反映出匈奴不仅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甚至在心理上都有些沉沦了。伊稚斜意识到，如果再不对采取一两次报复性的反扑，匈奴民族将再无未来可言。无论如何，草原之狼沦为汉朝之狗，这是心高气傲的伊稚斜决计无法容忍的。

　　于是，河西之战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秋，匈奴左贤王率数万骑兵侵入右北平郡，同时伊稚斜也率数万名骑兵越过蒙古大漠，侵入定襄郡。两郡措不及防，军民被杀一千余人。

　　汉武帝刘彻明白伊稚斜的心思，这家伙正是想激怒我大军进入漠北，然后欺负我军后勤困难，想来个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很好，既然你想要我点颜色，那朕就给你开间染坊！不就是区区一个大漠吗？寇可往我亦可往！无非黄金铺路而已。朕绝不会让你在漠北养足元气卷土重来，朕要打就打个大的，将你打残打废，有可能的话，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最好。

　　于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与众将商议道：“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漠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

　　显然，武帝决定倾国之力跟伊稚斜来场最后的对决，一战决定两个民族最终的命运，让后世子孙不用再受北方之累，可以安心的大踏步前进。而为了筹措这巨额的军费，汉武帝开始了他残酷而天才般的聚敛（抢钱），其手段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改革币制，打击盗铸。

　　货币发行向来是天下最赚钱的生意，正如世界金融大亨罗斯柴尔德所说：“我只要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根本不在乎法律是谁制定的。”所以，自有国家与货币出现以来，货币战争就是世界上最残酷、最隐蔽也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活动。我们前面也说过，自汉兴以来，汉朝百废待兴，故而屡屡放开货币铸造，但随着国力之增强，政府开始尝试垄断货币发行权，汉景帝中六年（前144），朝廷再次禁止民间铸币，凡出现违令者便以死刑处置。即便如此，民间仍旧有人将铜钱的边缘部分削磨下来私铸钱币，屡禁不止。

　　汉武帝即位后，刘彻又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不断摸索（注1），直到公元前113年禁止郡国铸钱，并在上林苑设置水衡都尉，专门负责铸造发行成色好、重量适中且难于盗铸的五铢钱（注2），才成功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最终垄断与控制了整个帝国的货币通胀。要知道，欧美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垄断，而汉朝两千年前就实现了，这便使得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财力都空前强大，中央集权成不可逆转之势。

　　此后，汉之水衡每年便以十万人采铜铸钱，至西汉末，共铸钱280亿，规模颇为可观；东汉初年，刘秀复五铢钱，继续通行此种货币，直至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才退出流通。如此算来，五铢钱前后存世七百年，可称是世界历史上最长寿的货币。

　　第二种，增加口赋。

　　我们前面也说过，所谓口赋，就是人头税，汉朝规定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向国家交120钱，作为战备基金，购置车马兵器之用。汉文帝时减为40钱。汉武帝时由于军费开支巨大，又恢复到120钱。另外，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本来是不用交人头税的，但汉武帝为了钱，规定三岁到十四岁的儿童也要交口赋，一个人23钱。而我们知道，这些未成年人是没有赚钱能力的，这便导致很多穷苦家庭不敢多生，但古时候避孕措施不像今天这么完善，经常有很多计划外出生的孩子，有些穷人没办法，只得亲手杀掉初生的孩子，简直就是作孽。

　　第三种，征收财产税。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征税大部分都靠农业税，而汉武帝就是第一个发明商业财产税的人才。

　　其实，汉初本有财产税，称“訾算”，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意思说政府根据各人的申报，决定财产估价额，以每万钱上缴一算（127钱）的税率来征收。税率才1.27%，应该来讲真的不算高，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统计帝国中产阶级与富裕阶层的数量。汉律规定，訾算达到十万钱以上的家庭（后来汉景帝改为四万钱），可选一子入宫为郎，而訾算达到五百万钱以上者，更可为常侍郎，常随皇帝左右（注3）。

　　可汉武帝认为，訾算的税还是太轻了，对那些大豪商来说简直九牛一毛。而商业税则更难征，当时又没有全国联网的报税系统，更没有增值税发票，国家只能在明面上收一些关市之租，很容易被大商人偷税漏税。

　　于是，汉武帝决定推出一种专门针对工商业的新财产税，称“算缗”。“缗”就是用来穿钱的丝线，一串就是一缗，也就是一千钱。汉武帝规定，商人二缗一算，也就是每两千钱（包括拥有田宅、奴婢等也要进行折算）抽取赋税一百二十钱，税率6%，是普通民众的五倍；手工业者四缗一算，也就是每四千钱收税一百二十钱，税率3%，是普通民众的2.5倍；有商人户籍者如果冒用农民户籍占用田地，则财产全部没收。这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重农抑商行为了。

　　除了财产税，汉武帝还发明了车船税。他规定，民用马车课税一百二十钱，商用马车加倍，五丈以上的船也课税一百二十钱。

　　按说这样的税率仍然不算太高，并且征收这些税，可以防止人们囤积货币和实物资产，从而起到刺激货币流通、减少通货紧缩的作用。

　　然而，汉武帝这招一出就吃瘪了，如前所述，汉初实行的是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你骤然提升商人豪富们数倍的财产税，他们自然会百般逃税，隐瞒财产，比着赛的装穷；况且，当时也缺乏有效的金融、财会等方面的技术手段来准确有效地统计个人财产。再说了，像田产住宅商铺此等不动产也很难估值，因为有建筑材质、地段、肥瘠等种种难以估算之因素，就更别说各种古董奢侈品了，总之是一摊烂账，操作性很差。不过，汉武帝相当“聪明”，他很快就发明了一个节省行政成本的好法子，那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称“告缗”，即鼓励民众互相检举揭发瞒报财产的情况，一经查实，被告人将罚戍边一年，其财产全部充公，而告发者则能得到其一半的财产作为奖赏，这可太诱人了，简直就是最轻松的发财之道啊。当然，郡国官吏与当地富商豪强一般都有勾结，所以 “告缗令”的执行效果起初并不如意。于是汉武帝将抵制告缗的酷吏义纵以“废格沮事”（阻碍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公开处死，并派了另外一位酷吏杨可（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14年）率领一帮“精算师”主持天下“告缗”，以更好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这一下子立竿见影，国家一口气从有钱人手里罚没金钱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而抄没的住宅也达到了惊人的规模，结果，大量中产阶级面临破产（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简直就是抢钱哪！

图：汉代集市画像砖，反映了汉代市场交易兴旺的景象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汉武帝的“告缗令”，因为这些罚没的金钱都用于对外战争扩张土地；罚没的奴婢则被发配到官府，成为国有马苑、铁官的奴婢；罚没的土地则通过“假民公田”等方式以极低的田租发给普通农民使用，这些举措最终使得“中家以下，得均贫富”，从而缩短了社会贫富差距，加快了阶层流动（告缗成功即成富豪），刺激了市场消费（留着要交税，不如赶紧花出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注4）。总之，汉武帝好大喜功，是喜欢折腾老百姓，但他主要折腾的还是豪强富商等中上层阶级，对下层百姓影响有限，而且他多次救助饥民，“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所以汉武帝时虽有“瓦解”之势（上层离心），却未如秦朝般既“土崩”（百姓造反）又“瓦解”。

　　第四种，实施盐铁专卖，搞国家垄断企业，这一项对后世影响最大，因为它来钱多抱怨又少，自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财政手段（注5）。

　　在汉武帝之前，盐铁大都是由民间生产经营的，皇帝只是让少府收个税，作为皇室的一个重要财源。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盐铁的收益越来越大，盐铁商人越来越富，皇室财政也越来越丰厚，乃至后来竟超过了国库收入。这下汉武帝就坐不住了，打匈奴这么缺钱，得靠盐铁收益顶上啊。于是，汉武帝带头将盐铁税收捐出来，从皇室财政转拨入国库，以示不私，并号召全国富商特别是盐铁商人也都出来捐钱支持对匈战争。可没想到社会响应不佳，大家都不理会皇帝号召。汉武帝气坏了，给你们脸了还，按照古法，山川池泽之利本就归于天子，天子仁慈开放给你们商人经营，让你们大发其财，可你们却不为天子分忧，不为国家出力，那可就别怪朕将这些好处全收归国家了！

　　于是汉武帝下令：“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 平准书》），敢于私自生产盐铁者，没收生产工具，还要让他左脚穿个铁鞋子；并在大司农下设立盐丞与铁丞，在天下各郡县盐铁产地设立盐官与铁官，从而逐渐将盐铁生产经营全部收归国有。至于那些盐铁商人则直接转化为国家官吏，这样他们的“公司”也就直接变成国营的了。汉武帝晚年，又增加了“平准”、“均输”与“榷酒酤”，将大宗商品的物流贸易与酒类产销也都给垄断了，也就是由国家利用公权力来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甚至强买强卖，垄断物价，这便彻底断了民间商人的暴富之路，同时也彻底扼杀了民间商业的活力，而国库财政却因此收入暴增；光“均输”一项，就使得中原漕运由数十万石猛增至六百万石，库存的绢帛也增加到了五百万匹之多。至此，告缗这些反常规的方法也就无需再实施了。

　　总之，汉武帝费尽心机，总算为远征军筹集了足够的财力与物力。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百姓的血泪才换来了这巨额的军费，所以刘彻告诉众将，你们给朕狠狠的打，不要在乎钱，朕有的是钱。你们要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用锋利的刀，就别怕割伤自己的手。朕不想再跟匈奴耗了，朕也耗不起了，朕要一劳永逸，给这十几年的汉匈激战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决战，最后的决战，汉匈以来绝无仅有之决战！这是高潮中的高潮，史诗中的史诗。千秋以下，万载之后，天下都将铭记这一刻。决战将至，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大汉名将的热血都沸腾了，整个帝国的热血也都沸腾了。

　　于是一时间，在帝国的各个角落，万民风动，羽檄星传。士卒，民夫，武器，战马，车辆，粮草……数不清的人员物资从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般运往北方边郡。汉武帝甚至还将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迁徙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等边郡，以就近支持远征。这些贫民，大多是十三年前（公元前132年）黄河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后受灾失地的农民（注6），而让他们迁徙到北方边郡，一则是支持对匈战争，第二也是让他们开发新土地，重建新家园。

　　这是真正的全民总动员，不包括帝国内部的运转人力，武帝这次一共出动了十万骑兵，每人都配有官府马苑中最好的粟马，另外还有官兵自备的“私负从马”十四万匹，完美的实现了“一人双马”。这样骑兵在远征中，就可以通过两匹马的轮流休息，既保证行军速度，也在战斗开始时，让战马处于体力充沛的临阵状态。

　　另外，汉武帝还组织了步卒数十万在后方运输粮草。这数十万步卒，无异于一个移动的后勤补给基地。如此一番安排，可使汉军既能保持机动性，又能保证持久性，跟在家门口打仗一般无二，唯一的缺点，就是花费太大了，刘彻这是掏空了整个家底在打一场空前绝后的战争：一次出动十万骑兵，远征数千里至漠北，这在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一定要胜，还要大胜。胜则千古流芳，传奇不朽；败则不仅是丢人现眼，英名尽丧，而且对不起天下百姓，乃至对不起整个中国历史，成为真正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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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比如，汉武帝曾发明了一种虚拟货币，叫做狗狗币，哦不是，叫白鹿皮币，此币以上林苑中珍稀动物白鹿之皮制成，一枚价值四十万钱，差不多相当于是四个中产阶级的全部家产，然后规定王侯宗室朝觐天子必须要用这种白鹿皮币献礼，你不用就是大不敬，就要杀头，你心里认为这不对，有腹诽，也要杀头！

注2：民间比较普遍的盗铸方法是，拿到比较新的铜钱后，用硬物慢慢地沿着铜币边沿刮，刮下来的铜屑收集起来融化了再浇铸，便可凭空多出来新的铜钱。而汉武帝发明的五铢钱两面都有花纹，且内外皆有周郭，可作为防伪标志，让人无法磨取铜屑。

注3：这主要还是因为汉之郎官是要自备马匹鞍具刀剑绛衣的（见《史记 田叔列传》褚先生补记），而且常年无休假，只有捐钱给宫中，才能换取文书出宫休息（见《汉书 杨恽传》）。总之，郎官可不是贫民子弟瞎凑热闹的，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负担，文帝时名臣张释之就是因为长期为郎得不到升迁，结果生生把哥哥弄穷了。

注4：但如此严厉的打击商业与富人阶层，矫枉过正，就有一个巨大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导致西汉帝国灭亡的最大原因，具体情况我们到后面陈汤篇再来分析。

注5：这也导致中国的经济管控制度贯彻古今，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出现。

注6：黄河决口夺淮入海后，汉武帝曾多次组织人员堵口，都塞而复坏，未能成功；直到又十年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巡行泰山之际，见河流泛滥，百姓苦不堪言，乃作《瓠子歌》悼之，发数万卒塞决口，并令群臣自将军以下背负柴草，参与“抗洪抢险”，最后终于成功堵口，从此河水北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司马迁适逢其会，也“从负薪”塞口，于是将这整个壮丽场面记录下来，传诸后世，激励后人，是为《史记》之《河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