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大内侍卫打不过一个厨子？嘉庆帝看不下去了

　　八旗子弟在清初是个尊荣的称号。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然而，这套优厚待遇随着战事的平定、圈地的停止，也就无法支撑了，八旗内部贫富迅速分化，一些八旗子弟贫困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富贵者穷奢极欲，有钱人自然声色犬马，贫困者又想着赌一把改变命运。

　　嘉庆帝十七年（1812）正月，宗室载锡朝会迟到，嘉庆帝大怒，下令拖出去打板子。然而此后短短一周内，迟到的，干脆不来的，实在太多，甚至有亲王在内，嘉庆帝只好下令“暂免板责”，各罚一年工资。可这些懒惰成风的腐败官僚原本也不靠死工资生活，这种处分对他们不痛不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时期，八旗的都统、副都统们已经连朝会都懒得去了。

　　乾隆时期，为了培养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准他们坐轿，八旗子弟一律骑马，这些八旗大臣知道骑马颠簸辛苦，又知道乾隆脾气，就坐马车上下班，乾隆看得无奈，只好规定王爷和一品大员可以坐轿，其余再不骑马，决不轻饶。结果到了嘉庆帝继位时，直隶提督上报的兵马档册里公开写着 “轿夫十八名，具系战兵充役”，他一个武官不仅坐轿子，还敢让打仗的兵丁给他抬轿子。

　　嘉庆年间，有四品宗室仪续、仪平，擅自出京，“在外宿娼”。移驻盛京宗室喀勒明阿，游荡哼肆，“强行奸污民女”。宗室喜龄，“经年在外宿娼”。甚至在军营中出现十余处赌场，军官带头设赌局。

　　驻守统治中心北京的八旗军队也极为废弛，连宫廷门禁都没人管。嘉庆十五年六月的一道上谕就抱怨说：“近来门禁废弛，各处直班官兵，全不认真管辖，以致闲杂人等任意阑入，毫无稽考。”时人爆料，这些大内侍卫，平时执勤经常旷工，“累日不至”，即使上工，他们还嫌刀剑沉重，赤手空拳往那一杵了事。到了夏天，御前侍卫就 “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各门前侍卫更是不堪入目，整天光着膀子在宫门外睡大觉，“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时有大臣相责，当事者竟说：咱虽然光膀子，但咱好歹大热天出来值班了，你还得便宜卖乖。这也难怪，嘉庆八年二月在宫内竟发生了一起行刺嘉庆帝事件，一个叫陈德的47岁御膳房厨子突发奇想跑来刺杀皇上，当时百余侍卫，只有六人上前护卫，其余均袖手旁观。六个大内侍卫打一个老厨子，其中一人还让人家一把小刀连捅了三刀。

　　对八旗兵的战斗力，嘉庆帝不抱希望。即位之初，他提到自己当太子时随乾隆南巡，亲眼看见杭州驻防八旗操练，“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练乎？”答案是不能。八旗兵在白莲教起义中出尽洋相。战事爆发之初，八旗将领纷纷请战，因为他们觉得白莲教无非一群流寇，大兵一到自然就跑了，到时候就可以抢劫发财，把无主田产收到自己名下。结果京营八旗最精锐的健锐营、火器营，表现让绿营都看不起，为了顾及影响，让他们提前回来了。这群八旗子弟，连北京城都没出过，这次扛枪打仗，走几十里山路就汗如雨下，气喘如牛，在川楚山区，只有苞谷杂粮，他们又抱怨伙食不好，还未交战就病倒一大半。一到打仗，“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让别人先上，自己站最后。由于官兵作战能力低下，当时民间嘲笑八旗子弟是 “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又说是 “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

《清仁宗嘉庆皇帝朝服像》，清，现藏故宫博物院。嘉庆帝在位期间（1796—1820 年）曾多次督饬王大臣及八旗都统严行管束宗室、八旗人等，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清语及弓马技艺，力戒好勇斗狠、酗酒滋事、各处游荡，违者从重治罪

你们再不改，朕也懒得骂了

　　嘉庆帝的御制文集中，有这样一篇 《训谕八旗简明语》。在这篇文章中，嘉庆帝就像一个年迈的大家长，苦口婆心地劝说八旗子弟改掉毛病，走上正道。文章开篇，嘉庆帝先追溯了八旗子弟的优良传统，“百有余年，英才辈出，不可胜纪”。然而到了他这辈，八旗人口越来越多，不仅有青年子弟 “有失于教训”，就连都统、副都统这样的高管也净是些 “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才、只知尸禄保位”的酒囊饭袋，更有甚者，走上犯罪道路，“以作奸犯科、开局哄骗之莠民，以致趋于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惟图片时逸乐，罔恤一世身家”，看得嘉庆皇帝这个家长真是 “深可怜也”。嘉庆帝最痛心疾首的，就是八旗子弟中最流行的赌博之风。大道理每个人都懂，开赌局的绝对没有亏欠的道理，赌博上瘾，一定倾家荡产。但这样的简单道理，嘉庆皇帝还要亲自讲给八旗子弟，一条一条分析赌博的坏处：

　　“食禄于朝，罔知节俭，妄希恩泽，终至穷困，其弊一也；上不能供父母之甘旨，下不能顾妻子之饥寒，其弊二也；学习文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其弊三也；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之物既穷，偷窃之心顿起，其弊四也；偶为鼠窃，未犯王章，胆益放恣，卒至身名皆丧，其弊五也。”

　　这些大道理，嘉庆皇帝自己也明白，“贤者必不犯，不肖者必不改”，说了没用。但他还是要一条一条写下来，“诞告八旗，务令家喻户晓”，因为他手下这些掌管八旗事务的都统、副都统七十余员，个个都上班摸鱼，几十年不干正事，眼睁睁看着 “国家有用之子弟，半为无用之匪徒，不为朕加意训导”，令嘉庆皇帝十分无奈，但好像也没啥好办法。嘉庆帝这篇文字软绵绵的，最狠的话也无非是 “若诸臣中无一人尽心尽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是国家之大不幸，此篇文字不必存，朕亦不再饶舌矣”，你们要是再不改改，我也懒得骂了。

　　嘉庆多次申诫，号召各位戒赌。嘉庆十三年 （1808）闰五月，管理营房事务的旗员兴国保聚赌，又输不起，输钱不还，被索要时还恼羞成怒，喝令兵丁持鞭打人。传到嘉庆耳朵里，皇帝不仅命令枷号和杖责，最后还必须发往吉林充当苦差，以示惩儆。

　　然京师的赌博之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御史韩鼎晋密奏：近日内城聚赌之处甚多，而且大多是诸大臣的轿夫领头开局。嘉庆立即密令大学士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除当场抓获杏花天赌场一起人犯外，还讯知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也参与开赌，看衙兵役收受规钱，事发时有明亮家人通风报信。

皇帝大阅图，出自 《唐土名胜图会》 （1805年）。清朝前期，多数八旗子弟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汉人，相对安逸的生活使得八旗兵丁逐渐疏于操练，嘉庆年间驻守统治中心北京的八旗军队极为废弛，连宫廷门禁都没人管

　　嘉庆皇帝亲自过问此案，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虽然口称认罪，但语多谎饰搪塞，满脸不服气。经军机大臣再度传讯，明亮才说，负责查办赌场的大学士禄康，他自己的轿夫就是开赌场的，明亮怀疑禄康恶意打击竞争对手，想垄断京城赌博业。嘉庆马上改命英和与桂芳二人负责查办，一查果然确有其事，这不能不使嘉庆皇帝大为震惊。本来轿夫开局聚赌可以算是个人行为，但明亮、禄康这样一些身居高位的大员，他们互相知道对方的轿夫开赌场，说道自家轿夫设赌的事又支支吾吾，这些轿夫还总能奇迹般地提前得知风声，官兵还没出动就提前跑路，说这俩官员毫无干系，这事谁能相信？

　　嘉庆令将明亮所有太子少保衔、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管理稽察坛庙事务、上书房总谙达、清字经馆总裁、紫禁骑马、双眼花翎全行革去，降为二品顶戴、副都统，署理富兰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出差之缺。毕竟明亮是前朝老臣，随着阿桂平定金川有功，嘉庆帝对他还显客气。禄康则是“ 文过饰非，欲盖弥彰”，但最后也不过革去太子少保、内大臣、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步军统领、经筵讲官、阅兵大臣、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崔文门正监、国史馆总裁等职，拔去花翎，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两人只是降低了行政级别，照样锦衣玉食，倒是他们的那些白手套，开赌场的轿夫，被判令 “永远枷号，游示九门”，其他从犯分别枷号三年或一年，期满之日再发极边烟瘴充军。那几个轿夫披枷带锁，在京师九门一直示众到死。此后，嘉庆帝又连续查获京城赌案十三起，连前共有十六起之多。

发钱策略治标不治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八旗风气堕落，组织涣散，旗人违法乱纪事件不断发生，八旗生计艰难、经济困难，是很重要的原因。嘉庆帝不断地以行政手段扭转八旗风气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筹划八旗生计。八旗子弟在清初是个尊荣的称号。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就连地位最低的披甲人也能分到房屋二间、耕地三十亩、月饷银二两、年米十余石，以及出征时一定数量的银米津贴 （称为行粮）。然而，这套优厚待遇随着战事的平定、圈地的停止，也就无法支撑了，随着这些八旗兵的繁衍生息，以往分配到兵丁个人的土地、粮米，慢慢地要养一家乃至好几家人，八旗内部贫富迅速分化，一些八旗子弟贫困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富贵者穷奢极欲，如和珅、福康安等动辄将数千顷官地收入囊中。有钱人自然声色犬马，贫困者又想着赌一把改变命运。

　　为此，嘉庆帝一方面扩大养育兵的兵额。八旗战兵的后备力量，称之为养育兵，通常食正兵一半饷银。嘉庆帝此举意在让更多的八旗子弟参加军事训练，增加八旗子弟的军饷收入，至于打仗，连八旗正兵都靠不住，自然也不需要这些养育兵上，这项政策可以视为一项纯粹的福利政策。不久，各都统为增添养育兵事上折谢恩，嘉庆帝也借此向八旗官兵进行一番将心比心的思想教育。他在上谕中说：“添设养育兵额，实因旗人生齿日繁，生计拮据”，纯粹为了改善你们生活。但同时，他希望各都统、副都统好好履行 “教养兵丁之责”，“俾兵丁各习弓马，勤慎当差，节俭生计”，虽然也让他们练习弓马骑射，但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参加训练，接受纪律约束，因为嘉庆帝根本不谈军事训练，只是念叨，你们可要改邪归正，不要老想着吃福利，如果再 “妄行僭越，华服饮酒，赌博听戏，钱粮入手，立即荡然，是多添银两，转于伊等有损无益。况国家经费有常，朕亦不能屡加恩施”。

　　这种发钱的策略治标不治本，原本僧多粥少，更何况交给这样一群声色犬马之辈，让这群人进军营，原本的老实军人也得被他们带着吃喝嫖赌。于是，嘉庆帝一方面整理旗地，以保证旗人有所收入，同时迁移京旗实边垦荒，发展生产。早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就提过这个建议。法式善也是前朝老臣，是个蒙古旗人，能提出这种改革八旗的措施，当属公忠体国。但当时嘉庆亲政不久，对京城八旗的状况还未绝望，反倒把法式善骂了一顿。直到嘉庆十七年后，他的态度始有所改变，希望将京城八旗子弟移往吉林开垦，但当时吉林将军赛冲消极抵制，两年之后，另一个蒙古旗人富俊调任吉林将军，开始认真策划屯垦。在朝廷发给种子、农具、耕牛后，富俊亲自驻扎屯垦基地双城堡。

　　这个双城堡就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的双城子，当时虽然归在吉林将军辖区，但已经离哈尔滨很近了，天气寒冷，故第一年遇上早霜收成不好，但几百年无人开垦的黑土地肥力深厚，屯垦迅速获得成功，但直到嘉庆驾崩，也没有京营旗人前来开垦，来这里的大多是盛京、吉林自愿前来的贫苦旗人，来了有地种，有优惠政策，何乐不为。而对那些京营八旗，放着提笼架鸟的日子不过，跑到这苦寒之地开荒种地，他们才不来呢。至于北京的那些宗室权贵，虽然没有生计问题，但惹是生非，还不能严加苛责，毕竟是皇上本家。

和珅像，出自 《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清乾隆）。作为满洲正红旗人，和珅是八旗子弟中穷奢极欲的代表，动辄将数千顷官地收入囊中，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

好端端的，把自家亲戚给发配了

　　嘉庆亲政不久，就重开了宗室参加科举，希望用读书教化宗室，让他们除了提笼架鸟之外也有进身之阶。宗室考试，无论是乡试、会试直至圆明园光明殿复试都只考一诗一文，“用制艺一篇，五言八韵排律诗一首”。别人参加会试八月初四五鼓时入场，初五即可交卷出场，要考两天，由于宗室会试简单，一日即可答完，嘉庆帝九年规定 “改于各士子乡会试三场完毕后，十七日点进，当日完场”。可见宗室考试与正常科举相比简单很多，宗室在考试排名引见的特殊待遇更是不少，规定宗室 “点名在八旗及各省士子之前。并另编坐号，不致拥挤。颁发钦命试题。先行揭晓”，地位尊隆，又是单独录取。

　　实际上，这些宗室即使通过考试当官，也不能做事。当时的礼亲王昭梿，自己姓爱新觉罗都看不下去。他指出，宗室人数庞大，当官的却很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这些宗室家里人特别多，一旦有啥经济纠纷，就 “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他们 “习俗倨傲”，架子大，汉族士大夫不肯亲近他们，就是满洲八旗子弟，稍微有点自尊的，也不肯在他们手底下干活，这群大爷谱太大。但市井小人就可以毫无顾忌，每天前来谄媚，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带着这些宗室吃喝玩乐。这些宗室一旦有违法乱纪，司法部门都管不了，市井良民又多畏其威势，只能忍气吞声，结果这些宗室就越来越离谱。

　　无奈之下，嘉庆就想将他们迁移回盛京老家安置，希望他们在祖居之地感染下返朴还真，至少少惹麻烦。为做好安置工作，他先令盛京将军和宁等在盛京小东门建房八十区，都盖上厚厚的院墙，可聚族而居。迁移过程中，特地雇来大车运送，备置行装，启程后还逐日发给盘缠，并由大臣照料，沿途文武官员护送，安排可谓细致周到，但仍遭到宗室们的强烈反对，这些养尊处优的皇亲国戚抱怨，好端端的，把自家亲戚给发配了。

　　嘉庆帝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很长的《训移居盛京诸宗室》加以劝导。其实嘉庆帝确实真的很喜欢写文章和人争辩。在文中，嘉庆帝说内地发往新疆的罪犯，是远离故土，遇有朝廷庆典、大赦天下，才有资格还乡，把你们宗室送回东北，那是 “衣锦还乡之乐事”，你们应该心里偷着乐，反而说我把你们给流放了，“稍有人心者，何忍出此言哉！试问犯罪发遣之人岂有受此重赏乎！”

　　然而，嘉庆帝的努力并没有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嘉庆二十四年 （1819）的一道上谕就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人，皆系国初时随来者，旗人子弟性习本属淳朴，及今日久，较先渐染流俗，惟尚虚华，不思技艺，此皆由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平日不善为教养，于挑缺时只论其家口挑取，并不教训八旗子弟，令其勤习技艺之故。”亲政二十余年，嘉庆帝仍然把八旗腐化堕落的责任推给八旗各都统，似乎他整顿旗务的努力并未收到显著效果。他原本计划每隔十年就把一批北京的宗室送往盛京，然而只安排了第一批就去世了。

翻译科会试录取事项的奏折 （复制品），原件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为清嘉庆十年四月十八日，会试考官英善和玉宁奏请定夺乙丑科翻译科会试应取中几名宗室成员的奏折，嘉庆朱批曰“取中二名”

　　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国家支柱，八旗子弟一直是清廷内部的一个特殊阶层，不允许经商致富，只能靠朝廷的铁杆庄稼供养。然而，随着清朝疆域的奠定，原有的丰厚待遇无法再通过战时的圈地、劫掠等暴力手段来维持，蛋糕只能做这么大，已经到头了。随着战事的平定，八旗人口逐步繁衍。很多八旗子弟堕入贫困，但归根到底，处境还是要好于当时衣食无着的农民，所以即使清廷的铁杆庄稼数额有限，但八旗子弟的人口增长一直很快，国家已无力负担，却不让他们自谋生路，势必造成八旗子弟的生活困难，规模已经发展到清廷倾尽全力也无法全部包揽下来的程度。嘉庆皇帝本人又是一个保守的君主，张口皇考，闭口祖宗，对于这项太祖开国时就定下的基本制度，碰也不敢碰，只能做些小修小补。就连颁布这些改革措施时，嘉庆皇帝态度也不甚坚决，遇到旗人的抵制，也不过写个文章回应一下，口吻唯唯诺诺，仿佛犯错一般。如此这般的整顿，失败也是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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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陈连营：《整理旗务与关注八旗生计》；

卜键：《由抬轿子的查到坐轿子的——嘉庆帝间问责枢阁重臣的一串聚赌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