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报告会场“没有”掌声，而是充满恐惧

1956年2月，临近苏共二十大尾声，当外国代表相继离开后，在1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的注视下，赫鲁晓夫给自己那场历史上分量极重的“秘密报告”做了个开场白；几天后，一个名叫维克托·格莱耶夫斯基的年轻人在女友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只印有“绝密”字样的信封，里面的内容摧毁了这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的信仰。

维克托·格莱耶夫斯基以这份绝密为筹码向以色列换取逃离苏联的承诺，当内容的复印件被递到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手中时，他忍不住感叹：“苏联以后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如今，连职场都能被视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更不用说1953年后若干年里苏联的政治场了。秘密报告会场的掌声似乎更多代表了一种讽刺的含义：不少人把赫鲁晓夫视为苏联的罪人。然而，恰恰是他为拯救苏联做了尺度最大的尝试。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赫鲁晓夫其实也很难做：一名合格的政治家的理智令他心里清楚，这一步必须要迈出去，但迈大了容易扯到裆，迈小了又不足以震撼人心，很显然，心思缜密的赫鲁晓夫一早就为“秘密报告”这一步做足了准备。

根据资料显示，赫鲁晓夫刚一接过权柄便大量提拔年轻干部。他把前任的许多秘密都摆在这些年轻人的面前，其中的不少深受震撼，如谢列平、谢皮洛夫等，斯大林完美伟岸的形象在他们心中顿时崩塌，转而勤勤恳恳地为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服务。后来据专家统计，秘密报告会场的1400余名代表中，有至少40%为后来提拔的“新人”。就在这间不小也不大的会场里，赫鲁晓夫十分“漂亮”地打响了他成为最高领导人后的第一炮。

据后来的描述：当时会场里掌声阵阵，人们随着赫鲁晓夫尖酸刻薄的讽刺而发出窃笑；当演讲进入高潮时，人们都屏住呼吸，生怕错过哪怕是一个字。当报告完成后，赫鲁晓夫获得了与会者们发自内心的长久的掌声和欢呼，由此看来，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了彻彻底底的宣泄，它为赫鲁晓夫随后的改革开了个好头。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我们先不急着揭开谜底，不妨来看看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年轻的遭遇。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在理想主义者的心目中是一座光辉的天堂。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爆发后，苏联以稳健的速度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心怀同一个梦想，热情高涨地为这座殿堂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苏联存在的意义已远超一个国家，它已然成为一座丰碑。这一时期，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跑到苏联追逐理想，维克托·格莱耶夫斯基便是其中一位。

维克托原名施皮尔曼，是个犹太人。当时，当局对犹太人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因此，维克托为自己起了个听起来很波兰的名字，他不但借着这个新名字加入了共产党，还在苏联混得风生水起。维克托是一名十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把列宁与斯大林视为自己的偶像，希望能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一家都定居以色列，但他偏偏要留在苏联，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奔走在苏联、波兰等国之间。1956年初，维克托与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的爱德华·奥哈布秘书的露西亚·巴拉诺夫斯基成为了恋人，两人正谈得热火朝天，维克托甚至不顾影响直接跑到露西亚的办公室里拍拖，然而谁能想到，这竟无意间改写了历史。

1956年4月的一个早晨，维克托在办公室里等待露西亚时看到了一个印有“绝密”字样的信封。他看到里面有本小册子，或许是出于好奇，也或许是记者职业的敏感，维克托竟向女友提出要借走看一眼；荒谬的是，露西亚居然同意了，她要求维克托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还回来，只要这只信封能按时地锁进保险箱，那么这件事便天不知地不知了。谁料，信封里的那本小册子正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用的演讲稿，虽说在刚做完报告的那段时间里，报告内容只是流传在一小撮人内部的小秘密，但也难免走漏一点风声；也正是如此，西方阵营发了疯地想要得到它，CIA甚至出价100万美元作为悬赏。

读完报告后，维克托的信仰被彻底摧毁了。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前任的百般挖苦，这让维克托开始怀疑自己之前所秉持的主义到底是一堆什么玩意儿。当他心情复杂而沉重地要把小册子交还给露西亚时，心里突然多了一个想法：维克托匆匆地跑进了以色列大使馆，他用这份“厚礼”换来了移民以色列的承诺。随后，露西亚将信封按时锁进了保险箱，而报告的复印件则被送到了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后来，当辛贝特局长阿莫斯·马诺将复印件递到本-古里安总理手上，后者沉默良久才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苏联以后将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随后，以色列当局通过摩萨德将这份报告交给了华盛顿，它很快便传遍了西方阵营。摩萨德依靠这份文件名声大噪，一跃成为世界一流情报机构；西方阵营仍对报告带来的震撼意犹未尽时，苏联人却为此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之中。一位叫做雅科夫列夫的代表后来回忆：所谓的“掌声如潮欢呼阵阵”不过是赫鲁晓夫编造出来的华丽说辞而已，实际上，“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既听不到坐椅发出的嘎吱声，也听不到咳嗽声和窃窃私语声。”人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根本不知道该相信谁，也因此陷入了犹豫、恐慌和压抑。

而苏联作家爱伦堡则直言：“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在赫鲁晓夫宣读报告的时候，几位代表当场晕了过去……我不隐瞒，我在读报告的时候，我也大为震惊，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受到平反的人在朋友圈子里说的，而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代表大会上说的。”爱伦堡是个作家，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做任何夸张。后来，专家们根据资料证实：会场上当场晕过去的就至少有30人；报告结束后，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例，有若干人因无法接受此事也自杀。

法捷耶夫在自己的遗嘱中写到：“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暴发户们’（指赫鲁晓夫等人）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这令人们对领袖彻底失去了信任，即便将斯大林同志视作‘暴君’，赫鲁晓夫们的罪行仍更加恶劣”

值得注意的是，打破人们对某一个人的神话并不是赫鲁晓夫一人所坚持的事情。早在1953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便做过类似的事情，只因为阻力太大而不得不放弃。1956年2月9日，几位掌权者就是否要回归列宁“集体领导”做出了激烈辩论。在这次会上，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前任的做法的确违背了列宁的意愿，“但他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

我们暂且以“小人之心”揣度一番赫鲁晓夫的初衷：即便不是为了彻底摧毁束缚苏联的牢笼，他此举只是为了不活在前任的阴影下。前任的“神化”被打破，赫鲁晓夫自己的神化又立马被建立起来——他的尝试其实根本就没有打破这个怪圈。如今来看，“秘密报告”更像是一次极为危险的政治投资，它并没有为苏联带来太多，而是让赫鲁晓夫在他得势的十余年里赚了个盆满钵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