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的用刑？用刑的“人道”？

1968年的春天，北大校园里发生了武斗，随后，历史系又有几个人被押送到太平庄来。按说，送来的本来只是武斗的“战利品”，现在进了“牛棚”，对不起，每人要加送一点“牛棚”里的政治“帽子”。

第一个送进来的是吕遵谔，考古教研室的讲师。1953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的前夕，他刚好毕业。裴文中先生和夏鼐先生给我们合开“考古学通论”一课，他当助教；林耀华先生开“古人类学”，他也当助教。他是我的老师。从那时直到现在，他一直从事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1984年，由他带领的考古队，在辽宁发现的“金牛山猿人化石”，被认为是中国人类考古学上的一大收获。

“文革”之初，吕遵谔看不惯聂元梓的所作所为，张贴大字报反对她，称她“老佛爷”。可在聂元梓得手、秋后算账的时候，他一个不留神，竟让“老佛爷”手下的人绑架了去，给狠狠收拾了一通。送到太平庄以后，他偶尔说几句如何被打的事，我们个个用心去听——这种事，说不定明天就会轮到自己头上，该有点了解才是。但是，听归听，并不能借鉴到手。

比如，吕遵谔说，同是挨打，蒙头不蒙头，大不一样。不管是手掌还是木棒、铁棒，打下来，你看得见，哪怕稍稍偏一下，承受打击的力度都会有所减弱。头被蒙上了，左边打下来，你正往左转，迎着撞上去，形成方向相反的两个力的合力，像火车对撞，那就大不一样了。听过他的话，我知道他被蒙上头打过。至于他说的“挨打比较学”，虽然言之成理，无奈蒙头不蒙头由不了自己，听过他这一番话，我们倒是多悬起一份心。

天气大热之后，我们脱了上衣赤膊干活，只有邓广铭、杨人楩、商鸿逵等几位老先生，还多穿件单衣。等回到宿舍，邓广铭、周一良两位，也同我们一样赤诚相见。吕遵谔的衣服一脱，真是红肉红、白肉白，前胸的白肉还多，后背上的红肉一条压着一条，两般颜色，红白分明。他说，春天被打的时候，多亏有棉衣在身，否则几根自行车链条和棍棒轮番抽下来，难保没有内伤。刚送进太平庄的时候，他伤情还重。他后来说，当时只怕发炎感染，夜晚不敢去碰，翻身尤难，现在总算熬过来了。

聂元梓手下的人收拾他并送他到太平庄，找了一个由头：“中统特务”。“文革”后期，“军宣队”入校，力图消除两派对立，搞“大联合”，要人们反省的时候，常常要说一句话：“把蚂蚁当成大象，把蚊子说成飞机”，意思是说当初把事情无限度夸大了。可是，直到1978年给吕遵谔平反的时候，谁也说不清他头上当初的那只“蚊子”或“蚂蚁”究竟是个什么，因此，只能干巴巴的说一句“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作为了结。

随后送进来的是罗荣渠和谢有实。罗荣渠，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教员，他长我七岁，高我八级，但我学生时代没有听过他的课，工作以后平日接触也很少，因此并不熟悉。进得“牛棚”，听见他有两顶“帽子”，一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借什么缘由戴上的，我弄不清楚；同室为囚，也不便多问，就是监管学生，好像也很少提到这顶“帽子”。另一顶常常提起的，叫做“老保翻天急先锋”。这顶“帽子”，如今让人听了，有点难明就里；可在当年，它的分量重似千钧，甚至重过“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真能把活人压死。

话要说得远一点。1967年春，“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旗帜鲜明反对“文革小组”，让不少人感到振奋。而江青等“文革派”人物，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很少出来说话，这就更加增加了人们对形势回转的盼头。不想，最高统帅定性“二月逆流”，立时乾坤逆转，江河倒流，形势急转直下。江青等人顿时气往上长，把“二月逆流”又称做“老保翻天”，即“保守派”翻天。如此一来，二月以及二月之外，管它哪个时辰发生的事，凡属不顺耳者，不论上层、基层，凡想装进来的，一律被“文革派”装进“老保翻天”这个大箩筐里。他们乘机扩大战果，一起“秋后算账”。

话该说回来了。聂元梓与江青本属同根，荣枯一体。江青隐忍之时，正是聂元梓狼狈之日。当时校内轰聂的炮声隆隆。跟她走的学生当中，很多人另拉了山头；周培源、季羡林、周一良等多位名教授受到军政元老讲话的鼓舞，情绪高涨，公然站出来反对聂老佛爷；她的左右亲近，一时也纷纷倒戈。“红色政权校文革”，岌岌乎处于危殆之中。就在这个时候，罗荣渠以他一支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连续写出几份长篇大字报，矛头直指聂元梓，弄得大字报前毂击肩摩，站在前边的要大声朗读，念给后边看不见的人听才行。

那个时候，人们表达言论的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装有高音喇叭的有线广播，快速印刷的小报，以及用男女声交替轮呼的口号，如此等等。学校里最多的本是教室，这个时候，教室却是蟏蛸满室，空置大半年了。偏偏罗荣渠这时候连讲了几堂课，也可能是学生们重回暌违已久的课堂，有新鲜感，兴趣至高，居然听众爆满，而且掌声不断。他讲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慈禧是怎样上台的？”尽管他讲的不离事实，也不算牵强，但在材料取舍之间下了功夫，学生们“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彼时彼地，自然另成一番效果。听众一阵鼓掌，一阵讪笑，都是冲着“老佛爷”聂元梓去的。

这样一来，罗荣渠和他的战斗队“长缨在手”，一时名满校园。不想就在这个当口，江青在朝中得手，腾出身来给聂元梓助威。1967年9月16日，江青在一个规模颇大的群众场合说：“北大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此言一出，“老保翻天”就成为继“走资派”之后的另一顶政治“帽子”！当时的北大，“老保翻天”的不少，罗荣渠则要算“老保翻天”中的急先锋。老罗的大字报写的字字铿锵，手上劲却不足以缚鸡，三天两天他就成了聂元梓手中的猎物，被送进“牛棚”里来。

与罗荣渠一同送到“牛棚”里来的还有谢有实，他是“长缨在手”里的一位干将，还是“战斗队”队长，论出身、论历史，他都没碴没砟，找不出一点点缝隙。上个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他在莫斯科大学留学5年，回国分配到北大历史系之后，免不了同人谈起苏联。“文革”之前，中苏交恶已经有年。那个时候，昨是而今非的事，常见不鲜，于是就有人借这个题目，给他量身定做了一顶“企图越境投苏修”的“帽子”，这在当时只算顺手一办的小活儿。大字报贴出来，一个根红苗正的人，就此被送进了“牛棚”。就是进了“牛棚”之后，监管学生有一阵子还让他当我们的“汇报人”。所谓“汇报人”，就是饭前“请罪”的时候，他先单口一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牛鬼蛇神”一众赶紧齐声跟喊：“请罪！”并按例顺序逐个报出自己的“帽子”和姓名，如我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郝斌”；周一良先生的“帽子”有五顶，要喊得一个不漏，喊的时候还要弯腰、低头。

谢有实的腰最早弯下来，等到我们一个一个喊完，大家才一块直起腰来，这样一算，谢有实弯腰低头的时间最长。这个“节目”，说来有点像京剧舞台上对待罪犯或是有意让来见者受辱的“报门而进”，但我们一天要三喊三进，才能吃上三顿饭。后来出了“牛棚”，我们跟谢有实开玩笑也兼自嘲，戏称他“牛头儿”“牛组长”，喊了好一阵子。

江青得手之后，聂元梓趁着大局的变化，学着江青整元老们的伎俩，如法炮制了这一回。校内曾经造过聂元梓反的师生，凡是出了头的，都被打为“老保翻天”，被整的又是一批人。若是看过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就会知道，他和此前已经整挨的周一良，1967年秋天以后所受的批斗，更是变本加厉，前一年夏天的批斗水平同此刻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后送进来的是个学生，五年级的杨绍明。

杨绍明是杨尚昆的次子，人称“杨小二”。杨尚昆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1966年春夏之交，杨尚昆因“录音事件”落马，稍后被打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清理出局。当时，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在北大读书的不少。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之中大多被打倒，只是略分先后而已。这些血性青年，少不更事，父母被打倒了，好像与自己全无干系，爸爸妈妈有问题，那是爸爸妈妈的事情，我还是照样要干革命！因此，该说的照说，该做的照做。

“文革”初起之时，有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是整治地富资本家子女的张本；可现在，物换星移，这话被另一些人接了过去，就变成整治“黑帮”干部子女的天然理由。“杨绍明——杨尚昆的狗崽子！”只消这个血缘关系在，不要DNA鉴定，就足以随便整治他。可杨绍明呢？像前面说过的，还以为自己也是“革命小将”，还要说三道四；这时候偏偏康生又出来说话，康生指名道姓，说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跳得很高”。一句话刚刚落地，杨绍明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于是，杨绍明也升级为正品“黑帮”，父子落入同一命运。

杨绍明未到太平庄之前，我在历史系“黑帮”之中，是年纪最轻的，重活、累活多是我干；他到来之后，接替了我。他小我十岁，那一年大约二十四岁。休整半天的时候，大家要洗衣服，他从山坡下面挑三四担水上来，给大家不少方便。一个溽热的中午，山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杨绍明被喊下山去，拉走了。过了一周左右送回来时，他完全换了个人，头上缠着绷带，露出的半张脸，活像一张白纸；从山脚到宿舍100多米，他是被担架抬上来的。押送者与监管学生略说了几句后就走了。后来，监管学生发牢骚被我们听到：“人弄到半死，甩包袱送到我们这儿来！”

太平庄的监管学生无奈，只好准许杨绍明暂不出工，卧床休息，还搭上一个闫文儒日夜伺候他。轻活都不让他干了，凭这一点，或许能想象出此刻的杨绍明该是什么样子！他躺在床上，只说出来两个字“头痛”，除此之外，再没有话。闫文儒给他打回饭来，“张嘴！张嘴！”连喊十几声，才能喂进一勺，哪一顿饭也得喂上一个小时。杨小二全凭年轻，大约过了20天左右，渐有好转，又被喝令出工了。

这年，杨人楩先生63岁，是“牛鬼蛇神”当中年纪最大的。他素有哮喘的毛病，爬几步山坡就气喘吁吁，因此，所有工种中，劳动量最轻的火头军这个活儿，就派给了他：炊事员崔师傅在屋里烧饭，杨先生在屋外的灶口添柴。干这个活儿，全靠事前把粗细长短不一的树杈、禾秸截短理齐，屋里喊一声“上气儿！”杨先生就猛往灶里添柴；屋里喊一声“小火儿！”杨先生就停止添柴，再送进几铲湿煤末，压住火苗。我们下工回来见到的杨先生，烟熏火燎，灰尘满面，只有鼻涕、眼泪冲刷出几条白道儿，显得有点滑稽——这时候，讲授法国大革命的那位杨先生，全然不见。

杨绍明重伤初愈，被命令出工干活，杨人楩先生把火头军的差事让给了他，自己请缨上山。不管怎么说，添柴的时节，总还有个小板凳能让他坐下。即便是这样，崔师傅要大火的时候，杨绍明添柴不力，还是害得我们吃了几顿夹生窝头。

后来杨绍明能够上山干活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讲了那番经过，听得我脊背发凉，说不出一句话来。原来，他一上吉普车，就被蒙上了双眼，摘下眼布的时候，已在一个大房间里。满屋的人，手里拿着什么家伙的都有，虽然叫不出姓名，但凭面孔，他能判定都是北大的人。不过，让他纳闷的是，人群当中有一位白衣、白帽还带着药箱的人，显然是个医生。

没容他多想，带头的一个工人，上来三句、五句问过，劈头就打。杨绍明单衣单裤，毫无遮挡，自行车链条抡到头上，打出了口子，血流下来，糊住了眼睛，他倒下了。带头的人示意暂停，打手们坐下抽烟休息，大夫不慌不忙上来翻开眼皮看看，缝了七针，然后告诉带头的：“不碍事！”于是又是一通打——原来这是革命的分工：你——只管打，我——保他不死，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就是要给杨小二一个打而不死！

杨绍明说，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感到身上凉凉的，又过了一阵儿，才睁开眼睛，好不容易判断出，自己此刻原来躺在男厕所里长槽式的水泥小便池中！冲尿水不断淋下来，疼痛也随着漫到全身。但他头重千斤，无力挪动分毫，只能听凭冲尿水淋了又淋，浇了又浇！

前面说过的，聂玉海打周一良，那叫“一掴一掌血”；吕遵谔、夏应元挨打，那叫“一鞭一条痕”。这些手段，古已有之，算不得什么新鲜创造，倒是在杨小二身上，人未见伤，医生先到；打开了花，立刻缝上；待缝好了，接着再打，下手虽狠，但有节制，总以不出人命为限，真是残忍之中不失“人道！”这种施刑者的从容和气度，没有职业训练与修养的人，大概不能做到，或许武则天的宠臣来俊臣和周兴，能与他们相比一二！

正是：

一鞭痕一掌血司空见惯，

打了医医了打人道用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