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名：为何汉晋多单名，东晋以后常见双名

　　世人热衷于取单名，似乎是汉晋时期的时代特色。先秦时期的霸主，如晋文公重耳、齐桓公小白，都是双名；及至东晋以降，高门世族取用双名也屡见不鲜，如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操之、王献之、王凝之……

　　那么，为何汉晋之际多见单名，而东晋以降，双名却开始变多了呢？

一　社会上层趋向于单名化

　　现存于河南省偃师商城博物馆的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中，录有24个人名，其中单名与双名者各占一半。须知，该“石券”出土于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东汉时属河南尹缑氏县，距离都城洛阳也不远。由此可见，在东汉政治中心的辐射范围内，普通民众在单双名的选择上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这似乎与我们的认知大有不同。正如开头提到的，观汉晋时期的著名人物，的确是单名居多。只能说，这两种现象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传于后世之名，多见于史书或石刻碑文；问题是，能够青史留名或立碑留名的人，几乎都是官员、士大夫以及王公贵族之家。

　　再结合下图，便不难得出结论：两汉时期，社会上层的单名化趋势，一直在不断加强；及至汉末魏晋时代，蔚为大观；而在东晋南朝以后，双名化的倾向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汉晋之际单双名对比

二　避讳制度下的单名化倾向

　　显然，这与皇帝的“带头作用”离不开关系。两汉23位帝王，皆为单名；而有意思的是，其中三位皇帝原本为双名，后才改为单名，他们分别是汉昭帝刘弗（刘弗陵）、汉宣帝刘询（刘病已）与汉平帝刘衎（刘箕子）。此三者，既已贵为天子，又为何不嫌麻烦地把名字改为单名呢？

　　因为在避讳制度下，皇帝若不改单名，将会有更大、更多的麻烦。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非常重视名字，认为它与自己的安全、健康、命运息息相关；这便导致名字不可轻易示人，更不能随便让人使用。因此，人们为了表达自己对尊长或君主的敬畏，往往会对他们的名字加以避讳，久而久之，避讳制度便出现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 连环画

　　民间有个很出名的谚语，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田登担任郡守后，命地方百姓避其名讳，于是便改“灯”为“火”，结果闹出了“上元节放火三天”的笑话。可见，避讳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有多深远。

　　中国的避讳制度大约起源于周，成于秦汉年间，兴于唐宋之际，及至明清时期变得更加严格；直到民国成立后，它才被废除。秦汉时期，避讳制度趋于成熟，为避讳皇帝之名，与之相关的地名、人名、书名等，统统要被替换掉。如汉光武帝名刘秀，秀才便被改为茂才；又因为汉明帝名刘庄，所以《庄子》一度“改头换面”成了《严子》。

　　据《礼记·曲礼上》记载：“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由此观之，先秦时期的避讳较为宽松，人们非但不用避讳同音字，在遇到双名时，也只要注意两个字不连用就行了。看来，这就是先秦时期双名常见的一个主要原因。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

　　然秦汉以降，封建制度确立，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统治阶级对避讳制度的要求更甚于从前。彼时，非但每个字需要避讳，就连同音字也要避讳。

　　如秦始皇名嬴政，“政月”避讳为“正月”，且“正”字要读平声；又如汉武帝名刘彻，结果“彻”与“辙”二字都要避讳，“车辙”就成了“车通”。这么做有个很明显的弊端：它很容易造成地名、书名、人名的混乱。

　　是以，为尽量减少因避讳制度带来的麻烦，皇帝不仅多以单名为主，还经常使用生僻字，毕竟，“难言而易讳”。正如后世的大明王朝，皇族朱家还造出了一张“元素周期表”出来。

　　有皇帝的亲身示范，其他王公贵族见状，也纷纷学着取了单名。当然，一些皇族、外戚的名字有时也须避讳，则是促使社会上层倾向于单名化的又一主要原因。如汉高后吕雉，为避讳其名，人们便将“雉”唤做“野鸡”；又如孝元皇后之父王禁，让“禁中”一度被改为“省中”。

吕雉（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

三　王莽改制的进一步推动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莽掌权时，曾推动“去二名化”。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此事亦见于其本传。

　　不过，有人曾表示反对。如宋人邵博所言：“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讽单于为一名。东汉士大夫以操节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终其世谨一名之律，何也？”在他看来，王莽篡权已为士族不耻，故而其政令应该很难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中推行下去。

　　诚然，汉平帝刘衎改单名，或许是碍于王莽“淫威”；但在此之前，还曾有昭帝、宣帝两人“去二名”。这便意味着：“去二名”由来已久，而王莽此举也不过是顺水推舟。那么，一个本就被社会上层承认并习惯的规矩，总不能因为王莽在后面推了一把，其他人就要避之如蛇蝎吧。

　　是以王莽的“去二名化”虽然并非是单名化倾向形成的主要原因，但的确对这种现象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既然如此，为何到了东晋南朝以后，社会上层又出现了很多双名呢？

王莽(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

四　东晋南朝以来的双名化趋势

　　东晋后期，高门世族之间开始流行一种新兴的取名方式：在单名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无实际意义的虚字，如“之”、“道”、“僧”、“灵”等。

　　陈垣在《史讳举例》中说：“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南朝）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

东晋的文人雅士

　　这种奇特的“双名”，反映了世族门阀在信仰、思潮上的某种倾向。以琅琊王氏为例，作为时代“弄潮儿”，王氏在各种思潮的碰撞下，不仅发扬了玄学，也曾接受过佛学思想，如颇负盛名的竺法深与道敬法师，皆出身于琅琊王氏。因此观之，王氏中大量出现“之”或“僧”的例子，便不难理解了。

　　当然，也有些字具有实际意义，这显然是家族对于族中子弟的一些要求或祝福，比如宋武帝刘裕的子侄辈，皆是“义”+名的形式，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宋文帝刘义隆和《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时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

　　除此之外，晋宋之际的双名化趋势，还有可能是受到了胡风影响。须知，在此之前，大批胡人进入中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胡之间的文化交融。而衣冠士族虽然被迫南渡，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不少受到胡风影响的侨姓来到了南方。

　　正如沈德符所说：“至魏晋后，渐不复然，至五胡盗中原，胡名遂用三四者。”看来，少数民族中的双名现象（如拓跋力微、沮渠男成等），的确对东晋南朝的双名化趋势造成了不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