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原意本非歧视，在当时是“正能量”词汇

“中国”的诞生

　　时至今日，西方化、近代国家的形成已是不可改变的浪潮了。在眼下俨然存在著列强“并立”的激烈国际竞争。汉人的知识分子对于列强将自己国家蚕食鲸吞的“瓜分”，总抱持著一份恐惧与危机意识。唯有独立并成为能与世界“并立”的一国，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道路。至此，人们终于产生了“满清所统治的范围，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国土”的意识。随著危机意识的形成，这样的意识也不断提升。

　　因此当时的“支那”完全不是一个歧视性用语，而是带著新鲜气息的新创单字、外来用语，表示了要打破现状、推翻旧体制，并朝著统一的近代国家前进的意思。将这个外来语“支那”再度转换成有渊源且众人熟悉的汉语，就成了现在的“中国”这个称呼以及国家概念。在本系列的第一卷开头也曾经介绍过，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就以nationalhistory 的概念构想了“中国史”，并重新将自己的国家以“中国”的国号命名，而此举也源自于这个时代的思潮。

　　不仅是“支那”与“中国”，梁启超积极地使用这类日本汉语展开各种言论活动，将过去的汉语概念西方化，普及了国家主义等新的概念与思想。而这些举动都成了日后现代中文白话体的产生、否定儒教等旧思想的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先驱。

　　不过统治这个新“中国”的政权，在当下也只有清朝了。而试图推翻这个政权与制度的动作却越来越显著。同时，认为不能再依靠清朝政府，有必要打倒、翻新体制的认知也逐渐扩张开来，这也引发了政治上的革命。

　　并且，如此的转换并非仅限于在汉人社会当中。清朝政权在当时已经必须要靠汉人督抚的军事力支援，并仰赖汉人的社会经济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尽管同样是清朝政权本身，或是在清朝统治下的汉人以外的世界，也势必会被汉人产生的变化所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在短期间内说服力剧增的“追求中国一体化”。当中成为槓杆并登场的，就是相当于西方近代国家概念的日本汉语“领土”与“主权”。清朝政府将原本称为“藩部”的汉人以外的土地改称“领土”，并对领土宣称“主权”，开始强化自身的统治权。

“领土主权”

　　当然这样的动作并非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才开始的举动。例如新疆，诚如前面所述，已有“督抚重权”的制度进入，被编为新疆省。不仅是“藩部”，对于隔著海洋的台湾，也在新疆建省的同一时期，设置了台湾省。

　　这些都是在一八八○年代，为了防范俄罗斯、日本与法国等外敌所实行的举措，也是对外危机意识的产物。透过“因俗而治”这种委託当地自治的做法已不再能维持统治，也无法阻止外敌侵略。因此就采用了在统治汉人时，镇压内乱及维持治安极为有效的“督抚重权”。

　　然而当时仅停留于省的设置与“督抚重权”的实行。但进入二十世纪后，与统治汉人时同样设置了省，并设置总督与巡抚，就等同于维持“中国”这个一体化国家的“领土主权”了。过去的“督抚重权”藉由政治思想的转换，产生了新的意义。

　　二十世纪初期“瓜分”的重大威胁，一直存在于东三省。这块角逐之地甚至引发了日俄战争，在战后也有各国的势力不断渗透。清朝在一九○七年设置了东三省总督，虽然较迟，但仍将此地改为与汉人各省相同的体制。这也是在日俄战争之后，企图守护战争过后好不容易才确保的“领土”与“主权”所采取的尝试。

　　东三省原本是努尔哈赤兴起的满洲人旧地，在入关之后，满清也在此地设置了陪都，不让汉人踏进一步，算是一个圣域。然而这样的定位却逐渐地有名无实。十八世纪人口爆炸性的增加与十九世纪大量的移民迁入，让丰富的森林消失殆尽，成为一整片的大豆田，居民也大多是汉人。

　　或许也因如此，满洲对于在东三省设置总督、统治汉人，换句话说就是将此地“领土化”，似乎没有太大的抵抗。然而这样的过程却不适用在东三省以外的土地，而诚如日本人所熟知的，东三省也并没有非常顺利地与“中国”统一。

民国

　　西藏

　　焦点在西藏与蒙古，也就是藏传佛教的世界。这个地区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外界都没有沾手。而这意味了清朝的统治相对来说还算顺利，也代表清朝政权倾力建立了一套秩序。

　　在康熙皇帝之后，透过与准噶尔的殊死战，争夺蒙古的霸权，清朝认识到压制住西藏与藏传佛教的重要性。尤其乾隆皇帝透过长期的治世，一边尊崇保护著藏传佛教，同时也对达赖喇嘛稳固了大施主以及转轮圣王的地位。

　　看在西藏佛教徒眼里，很有可能会被视为外来征服者的清朝皇帝，就这么被认可为“传播佛教拯救众生”之人。其中乾隆皇帝更是被称为“菩萨王”，其治世称得上是建立了一统满、藏、蒙的藏传佛教世界，完成了此地的统治秩序。

　　尽管十九世纪满清在汉人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西藏却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南方的喜马拉雅各国却不断地产生纷争。在前面提过的“十全武功”其一，就是廓尔喀族与尼泊尔的纷争，另外还有不丹、锡金等更小的国家，也不断地出现动乱。

　　尽管纷争的数量很多，但其实规模都不足挂齿，唯独与南面相邻的印度之间的关係是个问题。尤其是十九世纪后半过后，英国进入印度殖民，开始介入喜马拉雅各国，并希望能与西藏有交通与贸易的往来，但达赖喇嘛政权都以满清为挡箭牌，贯彻了拒绝的姿态。

　　然而在日俄战争之后，英国对俄罗斯南下的恐惧，就带来了重大的转机。为了保卫印度、防止俄国入侵，就必须要与位居中间的西藏建立紧密的关係。做出这番判断的印度政府机关，断然远征拉萨，并直接与达赖喇嘛政权进行交涉，最终在一九○四年签订了拉萨条约。西藏在同意清朝“宗主权”的基础之上，自行“直接”决定了与英国之间的关係，达成协议。

　　北京政府对于这样的过程感到震惊，因为这时满清已开始对“领土主权”有所意识。西藏“直接”与英国交涉，等同于在诉说著清朝政权在此地并不拥有“主权”。换句话说，西藏不再是满清的“领土”，而这违反了“中国”的统一。

　　清朝政权透过此一危机感，很快地自觉到对西藏的“主权”。因此捨弃了在西藏当地委任给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管理的“因俗而治”，匆匆忙忙地开始转而统治“领土”。

　　这里的“领土”统治，和设立了汉人各省是相同的体制。由于东邻四川省，因此西藏东侧不断有汉人移居，拉萨则有新任的汉人大臣进驻，在军事与政治层面都强化了满清的统治。过去相当被尊重的西藏佛教世界的传统，已不再被满清放在眼里。

　　到了一九一○年二月，清军为了强化统治，从四川进攻西藏占领了拉萨。满清企图以拉萨为中心设置“西藏省”，并在东部西藏设“西康省”，达赖喇嘛十三世（一八七六―一九三三年）为了逃难而远走印度。然而在隔年十月十日，发起了辛亥革命，清朝在四川省的权力遭到瓦解，驻西藏的清军被驱离。达赖喇嘛得以回到拉萨，西藏在实质上达成了独立。 

　　蒙古

　　对清朝而言，蒙古的重要性与西藏不分上下。若要将广大的蒙古做个大致上的区分，那么就是与清朝皇室有姻亲关係、几乎已经统一、位居戈壁沙漠南方的“内蒙古”，以及戈壁沙漠以北、主从关係更为鬆散的“外蒙古”。这两者都是汉语，因此跨越时代来看，这样的称呼并不一定是精确的区分方式，但却持续到了现代，是个很简而易懂的概念，因此本书就权宜地概括性使用这个词来进行论述。

　　前面已经提过，藏传佛教世界中有一部分是“外蒙古”，因此清朝对此地，以保护西藏佛教的“菩萨王”也就是“博克多汗”（神圣的大汗）进行统治。在悠久的历史当中，尽管蒙古的游牧民族社会也无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变化，但此地与西藏相同，实现了相对较稳定的统治体制。经过了动盪的十九世纪，却不见较为显著的纷扰或动乱。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清朝这股“新政”的浪潮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蒙古。清朝政权从来没有轻视过蒙古，但由于汉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转换，使得重视的意涵也产生了改变。不仅增加了驻留军，也限制了对贵族与僧侣的优待，废除对汉人活动的限制，这些政策都开始在“内”、“外”蒙古实行。

　　与清室已一体化的“内蒙古”，对于这样的变化抵抗相当微弱，但对于隔著遥远距离的外蒙古而言，就不是如此了。眼见与长城相邻的“内蒙古”增加了大量移居而来的汉人，而蒙古人游牧的土地逐渐减少，自然会感到不安。

　　一九一○年，三多受到北京政府的命令，以大臣的身分前往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并试图强硬推行“新政”。三多不仅是蒙古的旗人，也是出生于杭州、通过科举的人物，因此倒不如说他更接近同年代的汉人知识分子。他和当时的汉人、满洲人的重要人物相同，对于透过“新政”达成“领土主权”统一的概念，以及将此概念套用在蒙古之上，丝毫没有感到任何怀疑。

　　“外蒙古”的贵族与僧侣对三多与清朝政府的政策强烈地反弹，因此在隔年一九一一年悄悄的开始计划脱离北京。到了十月，却收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通知。

　　“外蒙古”的贵族与僧侣反应得很快。他们将三多驱逐出库伦，拥立西藏佛教活佛转世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八六九―一九二四年）为“博克多汗”，并宣布独立。他不仅是西藏人，也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哲布尊丹巴一世的转世灵童与后继者。他在库伦即位的行为，即意味著与清朝中央断绝关係，并公开宣示从中国脱离之意。 

　　汉人与五族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博克多汗在蒙古高原即位，并树立了新的政权。巧合的是，在遥远长城之南，同一天，汉人各省的代表也宣布从清朝独立，并在南京组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就是说，从清朝中央脱离的不光只是西藏、蒙古，还有汉人。

　　清朝至此已是名实皆已瓦解。十七世纪诞生于东亚，清朝收拾了一片混沌，并扮演了多元共存的核心角色。而这片共存出现了破绽并解体的话，也就代表了清朝的历史性命脉就此断绝。

　　不过就算清朝灭亡并且退场，也不代表其角色与课题就此消灭。因为东亚的混乱在二十世纪仍然存在，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

　　在这里出现的最重要的动向，就是巨大化的汉人世界，以及他们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的二月十二日接收到清朝宣统皇帝溥仪的正式退位后，正式发起了名实皆由汉人为主体的政权。此时他们以“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是曰民族、领土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条件建国。国民政府透过这样的承诺，拥有了原原本本继承清朝领土规模的法律性根据。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这个“五族”共和却不再是过去清朝的多元共存了。其中的核心在于“中国”的“领土”统一，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往后，就成了以汉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要称其为Nationalism的确也是可以的。然而“民族主义”背负了本书一路以来叙述的历史，并且还历经了下面要详述的过程，因此不能轻易地视为是一般的Nationalism将之普遍化。

　　在此之前，一九一二年的元旦，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也定义了：“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里被“统一”的“民族”被拟人化为“一人”，在往后被通称为“中华民族”。而诚如众所周知之事，“中华民族”的“统一”正是与民国时代到现代为止一贯的史实历程不可分割的学术用语。

　　不过“领土”、“民族”的“统一”这样的承诺、宣言、称呼与认知，尽管是始终如一，但在现实中却不一定得以实践。我们倒不如说，正因为现实并非如此，才必须要高唱著这样的主义吧。

（ 注：本文摘取自《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5：中国的形成》，作者：冈本隆司，联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