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登之围”一战：开启了中原与草原千年博弈

　　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晋北地区笼罩在一片寒冷肃杀的气氛之中。一支汉军正步履艰难地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朝着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方向前行。他们并不是得胜归来，而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般的“白登之围”，侥幸才从匈奴军队的合围里解脱。

匈奴是长期“战五渣”？

　　对于御驾亲征的汉高祖刘邦而言，这绝不是意料之中的结果。须知，在刘邦统率下的汉军并不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弱旅，而是充满了光荣与骄傲的胜利之师。汉元年（前206）十月，汉军率先进入咸阳，秦朝二世而亡；楚汉又苦斗五载，西楚霸王项羽只能自刎乌江。想必，统领胜利之师御驾亲征时，刘邦是自信满满的——区区匈奴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而历史也给了刘邦勇气。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里面提到，匈奴的历史可以上潮到夏朝，但一直到战国晚期，匈奴人才逐渐进入华夏人的视野。在此之前，他们只不过是中原视角下的“北狄”里的一支罢了。

　　谈到“北狄”，《春秋公羊传》里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话说的吓人，其实是为了烘托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功绩，倒不见得真是如此。“南夷”楚国自不待言，春秋时期已逐步华夏化，最后楚庄王干脆被承认是齐桓公一样的“霸主”。

　　“北狄”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凭借着组织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华夏诸国很快将其变成板上鱼肉。燕国在“战国七雄”里是个“战五渣”，除了五国联合破齐，差不多没有打过胜仗。但燕人还是可以大破东胡，辟地千余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用兵林胡、楼烦，一直打到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就算到了战国末年赵国已经岌岌可危，名将李牧还是能够一战斩获骑兵十余万人，迫使匈奴十多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更不用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一举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一带），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骑兵）不敢弯弓而报怨”……

　　这样的长期手下败将，也难怪刘邦会生出轻视之心，把劝谏进兵的娄敬（刘敬）抓进监牢。说起来，匈奴人埋伏精壮以老弱示人的策略其实并不高明，久经沙场的刘邦没有道理看不出来——毕竟连娄敬都能识破。归根结底，是刘邦对匈奴的实力发生了误判。

摇身一变成了“草原帝国”？

　　彼时的匈奴，已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摇身一变为东亚历史上的第一个“草原帝国”，其最高统治者叫“单于”，掌控整个“帝国”的事务。单于之下是二十四长，分布于整个帝国的东西部。他们是主要地区的守土之官。第三层级是巨大的地方部落首领阶层，他们是二十四长之下的官员。然而，实际上，他们得到自身部落集团的支持，各自都有领地。匈奴的兵制寓兵于牧，所有成年男子都被编入“甲骑”。什长领10帐之兵，是最小的作战单位，合10个什长置百长，领兵约百人，百长以上的千长统兵千人。千长以上的诸王将各有兵数千或万余骑不等，他们也称之为“万骑长”。当从草原各地而来的大量军队聚拢起来后，就能在一个单一的军事指挥体系下行动。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巧合。就中原汉地通过残酷的兼并战争整合为秦汉这样的大一统帝国时，原本名称繁多、形如一盘散沙的游牧民族居然也整合成了匈奴这样一个结构复杂的政治实体。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联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群的社会群体规模大小，常对应于其当时所面临的外在敌对势力的强弱。春秋战国以降，中原的华夏认同形成，地处北方的华夏国家——秦、赵、燕——为了壮大自身实力纷纷向北扩展并强力维护的北方资源界线（长城）。

　　作为回应，生存空间因此变得日益逼仄的草原人群避免部落相争，而组织成较大的群体向外争夺资源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与其与同样贫苦的牧民斗得你死我活，倒不如联合起来去劫掠富庶的农耕地带。于是乎，当南方农业邦国凝聚成为秦汉帝国时，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也凝聚成匈奴“国家”以与前者对抗并获得资源。

　　在战时，单于指挥突袭，为他的追随者和匈奴国家掠取战利品。在和平时期，单于则扮演了中原与草原之间的中介者角色，进行贸易，并通过贵族制度对中原物资（如丝绸）加以再分配。美国学者巴菲尔德更是将这一论点发挥到了极致：草原游牧国家的存在需要有一稳定的华夏帝国供其剥削。因此匈奴游牧国家因应秦汉帝国之统一而形成，因此它也与东汉帝国在同在一世代间相续衰亡。

白登之围是轻敌冒进么？

　　这话说的有点言过其实，但历史根源却正在于汉朝初期的这场“白登之围”。

　　秦末中原逐鹿，边卒逃散，北疆空虚。匈奴的冒顿单于利用东进大破东胡，西击逼走月氏，一统草原，随即挥师南下，又将秦朝占领的“河南地”夺了回去。这样一来，“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匈奴无疑成为初定天下的汉王朝的一大威胁。对汉高祖来说，趁着“天下归一”的余威，解决北方边患，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此时，匈奴人的寇边，也成为了这一策略顺利实施的理由。公元前201年，匈奴单于冒顿兴兵南侵，韩王信（不是名将韩信）反叛，冒顿单于因此引兵南下，越过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太原郡治晋阳形势危急。汉高祖觉得事态严重。第二年冬天，刘邦亲自率大军前往太原郡。汉军一路进展顺利，在铜鞭（今山西沁县南）大破韩王信军，韩王信逃入匈奴，部卒四处逃散。刘邦乘胜进军，进驻晋阳。此时，匈奴派遣左、右贤王率一万多骑兵与韩王信残部集聚于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南下反攻晋阳。结果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联军又被汉军几次击败，全然无还击之力。在万众祝捷的欢呼声中，刘邦在谋士部将的簇拥下得意洋洋地率领大军进入平城。

　　这时，冒顿单于率领的匈奴军主力就驻扎在距平城不远的代谷（今河北蔚县东北）。这里有战国时期的赵长城，雁门关是武灵王开边之前的赵国通向北边最重要的关口。汉军斥候的侦察结果是匈奴已远离关口。沿途所见，只有些许老弱之兵及瘦弱之畜。刘邦误以为匈奴已不堪一击，遂挥师直追。这时，正值寒冬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堕指者十之二三”，行动迟缓。刘邦只率着少数骑兵率先到达平城，驻扎在距离平城30里的白登山。

　　就在这里，汉军陷入了匈奴精心设置的圈套之中。根据史书记载，匈奴仿佛是在故意炫耀实力，又好像是精心的布置安排，在白登山的西方是一支都骑着白马的队伍，东方均是青色的马，北方皆是黑色的马，南方则都是赤黄色的马。刘邦就这样被冒顿单于的骑兵密密麻麻包围起来！

　　如今考察白登山的地势。以现在立有“白登之战遗址”纪念碑之处作为中心点，其东、北是山套着山，沟连着沟，无一处平坦之地，甚至也没有一条羊肠小道。其南沟不深，但不能上下攀爬；壑很窄，但无法纵身逾越，猎人也不肯走这种山路。西边是缓坡，如层层台地，但长满荆榛灌木，只是沿西南有一道山梁，山梁下有一条迂回曲折的山路直达平地。大抵刘邦是率军由此上山，冒顿选择在此封堵。由于大雪封山，有路也难行，无路更不能通行。刘邦遭受的是风雪的围困和匈奴的围困——整整七天七夜，自是苦不堪言。

　　其实，所谓匈奴“四十万骑”围困白登山大约也是夸大。冒顿单于全盛时麾下不过“控弦之士三十万”，总不可能尽数投入同一战场。若匈奴人真有如此惊人的数量优势，恐怕汉军也守不住白登山七天。但刘邦及汉军的形势极危险是个不争的事实。幸亏随军的谋士陈平还能保持清醒，据说是他向刘邦建议，让画匠绘出一张容貌清秀的汉族女子画像，派使者潜出匈奴的包围圈，携带厚礼，暗中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正妻），并且向阙氏展示美女像，告诉阙氏说汉皇帝欲和冒顿单于和好，将献美女给单于。“美人计”果然有效，阙氏非常害怕汉女与其争宠，于是吹起枕边风。劝告冒顿网开一面。刘邦这才侥幸得脱。

被打出了个“百年阴影”

　　这个“美人计”的说法，最早出自两汉之际的学者桓谭（约前23-50）。这个故事虽然生动八卦，却很可能不是事实。须知，冒顿单于是何许人也——为了骄敌（东胡）之心曾把阏氏随意送给对方，在战争胜负、国之兴亡的大问题上怎么可能被身边的一个女性左右？

　　后来，《汉书》作者班固说刘邦是“用陈平秘计得出”。究竟什么“秘计”却是语焉不详。当代柏杨倒是一语道破：“虽然我们不知道秘计的内容，但可以肯定这个秘计一定严重伤害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否则，匈奴不会网开一面。”

　　从以后的历史情况看，“白登之围”很可能是以刘邦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而结束。换句话说，冒顿的“围”是威胁，迫使刘邦就犯；“放”是放其生路，好尽被臣服者的义务。虽然司马迁与班固对此都采取了“为尊者讳”的鸵鸟态度，但史料里还是不免流出了蛛丝马迹。

　　其一，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文帝曾让使节带给当时的匈奴老上单于一封国书，里面提到一道“先帝诏书”。这一诏书的内容是，秦长城以北是匈奴的“引弓之国”，都要听命于单于；秦长城以南是汉朝的“冠带之室”，都要听命于汉朝皇帝。这一先帝诏书不知道是高祖刘邦所下还是惠帝刘盈所下，但从内容上看，很像是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后颁布的。根据诏书规定，汉朝的军队要撤到秦长城以南，将秦长城以北视作匈奴人的领土，也就是承认了匈奴对“河南地”的占领。

　　其二，汉武帝时，杨信出使匈奴。匈奴方面提到了“故约”的规定：“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这就是说，汉朝要嫁公主与匈奴单于，每年还要奉送大量的缯、絮、酒、米、食物等珍贵物品给匈奴——这实质上就是纳贡。难怪贾谊在《陈政事疏》里义愤填膺：“匈奴本是夷狄之邦，却每年享受我们的贡品；我汉朝天子要每年为匈奴进贡，这是臣下应尽的义务。这样一来，不就变成本来应该在下面的双脚，跑到本该在上面的头脑之上去了吗？”

　　这话说的固然解气，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开国皇帝刘邦亲自率军进兵，换来的是一场惨败。这是有史以来华夏政权在匈奴面前所遭受过的最可耻失败。在后来很长时间里，只要一提及“白登之围”，朝廷就不得不对与匈奴交战犹豫再三。班固在《汉书》里感叹，“和亲”政策出自陈平，刘邦之所以采纳就是因为“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刘邦去世后，冒顿单于在给吕后的书信里出言不逊，大将樊哙声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结果被人搬出白登之围时樊哙身为“上将军”不能解围的故事大大奚落了一通。既然以汉高祖之英明尚不能胜匈奴，此番出征能否获胜更无把握，出兵匈奴之议也就不了了之了。吕后执政时期，即文帝、景帝年间，对白登之围时“七日不食、不能彀弩”的惨败一直心存余悸的汉朝统治集团对匈奴也只能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

　　直到汉武帝继位后，以全盛之国力对匈奴展开反击，才算洗雪了屈辱。距离“白登之围”差不多正好过去一个世纪时，汉武帝在太初四年（前101）的诏书里还在愤愤不平地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白登之围”留给汉朝的阴影足足百年。而在更为深远的历史尺度上，“白登之围”也是东亚的农耕与游牧-渔猎两大力量千年竞逐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