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俄罗斯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

　　乌克兰与俄罗斯最早的纠葛要回溯到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对于中国大众而言是笼罩在迷雾中的国家，本文对基辅罗斯进行详细申说。历史上，是乌克兰开启了俄罗斯的文明之光，而不是反过来。

基辅罗斯到底在乌还是在俄

　　正如“拜占庭”一样，“基辅罗斯”是后世的称谓，不为当时这些国土上的人民所用。19世纪的学者们创造了“基辅罗斯”这个名字。今天这个词用来表示一个存在于10世纪到13世纪中叶、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体。13世纪中叶之后，这个政治体在蒙古人的攻击下解体。

　　最开始，争论主要集中在罗斯王公们的血统上：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斯拉夫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的关注范围开始扩大，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竞争成为其中一部分。

　　20世纪中，“智者”雅罗斯拉夫（我们在上一章用大量篇幅对他的统治期进行了讨论）的遗骨也成为争论的对象，这充分显示了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

　　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2月28日去世，被安葬在他主持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具白色大理石制成的石棺中，石棺外壁上雕刻着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各种地中海地区的植物作为装饰，其中甚至有棕榈树——这根本不是基辅罗斯本地的植物。

　　一种观点是：这具石棺是拜占庭文化帝国主义的石质象征，曾经是某位拜占庭显贵的安息之所，经四处劫掠的维京人或冒险的希腊人之手运到基辅。石棺至今仍保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智者”雅罗斯拉夫的遗骨却在1944年德国占领时期从基辅消失了。根据某些说法，它落入了侨居在美国的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之手，并曾在战后现身于曼哈顿。有人认为遗骨现在可能存放在布鲁克林的圣三一教堂。

　　为何雅罗斯拉夫大公的遗骨会被人转移到远至西半球？这并非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作祟，而是与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主张紧密相关。逃离祖国的乌克兰大主教带走了遗骨，以免它落入正在逼近的苏俄军队之手。为何那座布鲁克林教堂一直拒绝与乌克兰政府代表就雅罗斯拉夫遗骨问题进行商谈？对遗骨一旦回到基辅就可能被俄罗斯获得的担忧足以对此给出解释。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声称“智者”雅罗斯拉夫是他们的国家在中世纪时的杰出统治者。他的头像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纸币上。

　　在乌克兰纸币上，雅罗斯拉夫留着乌克兰式的唇髭，符合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及乌克兰哥萨克人的那种传统样式。在俄国，他是雅罗斯拉夫尔城传说中的建城者——他去世17年后，一部编年史上首次提及这座城市。因此俄国纸币上有一座献给这位建城者的纪念碑。此外，这张纸币上的雅罗斯拉夫留着和伊凡雷帝及其同时代俄国沙皇们一样的大胡子。

　　雅罗斯拉夫到底是一名俄罗斯统治者，还是乌克兰统治者？或者，如果二者皆非，那他和他臣民的“真正”身份还能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最好是把精力集中到他去世后几十年间的历史上。

智者雅罗斯拉夫

　　雅罗斯拉夫的去世是基辅罗斯历史上统一国家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基辅罗斯走上了加洛林帝国曾经走过的道路。查理大帝在814年去世后不到100年，他的帝国就分裂成了好几个国家。

　　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和瓦解的原因并无太大差别，其中包括长期存在的君位继承权问题、统治王朝内部的争斗、地方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兴起，以及对外来威胁和干涉的应对无能。

　　长期而论，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常被视为现代国家雏形的政治体的兴起：加洛林帝国的崩溃造就了法国和德国，而基辅罗斯的崩溃则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基辅罗斯宗法制的挫折

　　作为一位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预见到了他的家族在自己去世后会遇到的麻烦。他也许还记得自己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有多么漫长和血腥。

　　这一过程从他父亲弗拉基米尔在1015年去世开始，一直延续了20多年，直到1036年他的兄弟姆斯季斯拉夫死去——姆斯季斯拉夫曾迫使雅罗斯拉夫与之分治国土。在这两人去世之间的岁月里发生了许多次战斗和冲突，以雅罗斯拉夫众多兄弟的死亡为标志。

　　其中两人——鲍里斯和赫里布——没能得到基辅的君位，却获得了圣徒的地位，至今仍作为殉难的王子被人们纪念。部分历史学家怀疑是雅罗斯拉夫谋划了他们的遇害事件。无论如何，在接近其生命终点之时，雅罗斯拉夫显然希望他的儿子们能避免这种自相残杀。

　　根据《古编年史》，雅罗斯拉夫留下一份遗嘱，将其国土分封给他的儿子们，每个儿子得到一个公国。根据遗嘱，长子将继承基辅大公之位，除了拥有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土地之外，还凌驾于其他王公之上。其他儿子则在长子的保护和监督下治理各自的公国。

　　一般认为这份遗嘱要求大公之位在兄弟之间依长幼之序传承，直到这一代王公全部去世，再从下一代开始循环——从上一代长子的长子重新开始。许多学者质疑雅罗斯拉夫遗嘱的真实性，但无论它是否存在，那些据称出自这份遗嘱的文字正反映了雅罗斯拉夫死后发生的情况。

　　雅罗斯拉夫去世时有5个儿子在世。“遗嘱”中提及了其中4人，然而只有3人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得到过最高权力。

　　在世儿子中的最年长者伊贾斯拉夫获得了大公之位，但他与两个弟弟分享了权力。两个弟弟分别统治着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两座城市离基辅都不远。他们组成了某种非正式的三头政治，共同做出的决定对其他留里克（Rurikid，留里克是基辅统治王朝的名字，源自传说人物留里克）王公具有相当的约束力。

　　三人镇压了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将波洛茨克（位于今白俄罗斯境内）王公——他们兄弟中的一个——抓了起来。在各种罗斯编年史中，他们各自的都城成为“罗斯国土”（Rus’ Land）的三个中心。

　　“罗斯国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伊拉里翁都主教的《律法与神恩训》中就曾出现过，因此可以被认为来自“智者”雅罗斯拉夫的时代。这个词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初变得空前流行。

基辅罗斯区域图

　　此时三巨头已经谢幕，而他们的子侄们一边忙于处理家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矛盾，一边还要抵抗来自南方的侵略。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孙子和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Constantine IX Monomachus）的外孙——在其一生中都在宣示并证明自己对罗斯国土的忠诚。

　　作为三巨头之一的儿子，他成为佩列亚斯拉夫王公，统治着从南方的边境草原绵延到东北方莫斯科周边森林的广袤土地。此时在东北方森林地带生活着的是叛乱的维亚季奇部落。

　　维亚季奇人抗拒基督教化，经常杀死基辅人派去向他们传教的修士，然而莫诺马赫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们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于公国南疆越来越频繁的游牧部族活动。

　　罗斯王公们刚刚削弱了佩切涅格人（雅罗斯拉夫在1036年击败了他们），更具侵略性的新部落就出现在基辅的边界上。这些人被称为波罗维茨人或库曼人。

　　在11世纪末，他们占据着欧亚大草原的大片土地，东至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各罗斯公国无力独自对抗波罗维茨人的攻击，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没有人比佩列亚斯拉夫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更坚持这一立场的了。一部编年史称他组织了多次针对波罗维茨人的远征。

　　作为罗斯国土统一化的伟大推动者，莫诺马赫提出了对王公继承制度的改革。

　　1097年，在莫诺马赫的推动下，罗斯王公们在柳别奇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废除“智者”雅罗斯拉夫建立的平行（横向）继承制度，因为它过于僵化，容易引起冲突。

　　与其让三巨头的子孙们轮流占据王公之位，并个个都努力争取最终成为基辅大公，不如让他们各自统治自己的疆域，只有雅罗斯拉夫长子伊贾斯拉夫的后代才可以继承基辅大公的宝座。

　　然而这个新制度没能付诸实施。莫诺马赫自己也没有遵守它，在1113年成为基辅大公。他的继承者们同样如此。从1132年到1169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有18位统治者轮流入主基辅，比基辅大公国此前历史上的全部君主数量还要多4位。

　　基辅宝座上的新面孔大多数都是通过政变或恶意夺权上台的。每个人似乎都觊觎着基辅，只要有一丝机会就会试试运气。

基辅罗斯的解体

　　然而这个模式在1169年被打破了。这一年，位于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罗斯王公中最强大也最野心勃勃者之一——派出大军夺取了基辅。

　　他本人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派他的儿子领军作战。胜利者攻下基辅之后，在城中连续大掠三天。这位王公拒绝迁往基辅，也拒绝将之作为自己的都城。

　　博戈柳布斯基的选择是他自己的都城——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这反映了12世纪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发生着的某种变化。

　　在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深陷无尽纷争的同时，基辅世界外缘的主要公国正在变得更富有，更强大。在君士坦丁堡的支持下，喀尔巴阡山脉脚下的哈利奇公国（位于今天的乌克兰西部）沿着多瑙河与巴尔干人展开了贸易。

　　哈利奇王公们不需要第聂伯河通道来发展自己。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博戈柳布斯基成功地挑战了保加利亚人对伏尔加河贸易的垄断。西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则从波罗的海贸易中获得财富。

　　基辅和第聂伯河通道依然存在，而且虽然波罗维茨人虎视眈眈，这里的贸易量仍在增长。但它已经不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经济生命线，甚至连主要的都算不上了。

　　随着各地王公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有，他们开始谋求自治权，甚至完全从基辅统治下独立出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从父辈和祖辈手中继承来的土地作为自己主要的忠诚对象，而非那片以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为中心被神化了的罗斯国土。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就是第一批有如此想法的王公之一。他在1169年对基辅的洗劫给基辅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而他的其他一些行为同样让他想成为独立统治者的企图昭然若揭。

　　这一切从安德烈离开基辅附近的维什戈罗德迁往东北方（这一举动违背了他父亲尤里·多尔戈鲁基的心愿）时就开始了。

　　在1147年建立了莫斯科的尤里是老一代思维的代表。他是莫诺马赫之子，将苏兹达尔公国从莫诺马赫的遗产中独立出来，并着手将之变得更大更强，然而他的最高目标仍是基辅的大公之位，并作为苏兹达尔王公以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它。尤里最终在大公任上死去，并被安葬在基辅的一座教堂里。

　　多尔戈鲁基叛逆的儿子对基辅毫无兴趣。他将自己公国的都城从苏兹达尔迁至弗拉基米尔，并尽一切力量将其变成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基辅。

　　安德烈离开维什戈罗德时并非两手空空，而是带走了当地的圣母（希腊语Theotokos）像——这幅圣像后来以弗拉基米尔圣母像之名闻名于世。将一件圣物从基辅地区移往弗拉基米尔，这是博戈柳布斯基将罗斯首都的权力的象征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最好隐喻，因为基辅的重要性得益于其全罗斯都主教驻地的地位。

基辅罗斯首都的象征，弗拉基米尔圣母像

　　安德烈从未将自己的公国视为罗斯国土的一部分——他希望拥有自己的都主教区。1162年左右，即他洗劫基辅之前7年，他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团，请求拜占庭批准他提名的新任都主教。君士坦丁堡断然拒绝了他。

　　这对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已经做好了成立都主教区的所有必要准备。为了迎来一位都主教，他新建了一座金顶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与基辅的金顶圣米迦勒大教堂几无二致——最后却只能让它容纳一位主教。

　　安德烈还建起了一座金门，这无疑是另一个源自基辅的工程。教堂和金门至今尚在，成为这位弗拉基米尔王公雄心的证据。与他的先辈“智者”雅罗斯拉夫一样，安德烈复制了现有的帝国都城，以证明自己独立于它的地位。

　　有趣的是，安德烈的模仿比雅罗斯拉夫走得更远：他不仅将圣像、观念和建筑的名字从基辅搬到弗拉基米尔，还用基辅的地名为本地地标命名。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周边的河流——利比德河（Lybid）、波察伊拿河（Pochaina）和伊尔平河（Irpin）——都得名自其基辅原型的由来。

　　“智者”雅罗斯拉夫和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同为罗斯王公，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族群文化身份，然而从他们的建筑工程可以看出，在罗斯国土的问题上，这两位王公有不同的忠诚对象。

　　雅罗斯拉夫的忠诚明显属于基辅和从基辅一直延伸到诺夫哥罗德的广大国土，这令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区别开来——斯维亚托斯拉夫并无这样的眷恋，也令他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不同——莫诺马赫的忠诚主要献给了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周边的“罗斯国土”。

　　安德烈的情感则仅系于大罗斯内部他个人继承的部分，这使他与先辈们都不相同。

　　多种多样的罗斯身份认同逐渐出现在罗斯诸编年史和法律文献中。我们应当将罗斯王公们忠诚对象的变化置于这些认同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

基辅罗斯的政治与社会

　　《古编年史》的作者们（记录事件并进行评论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在一代又一代修士中传承）不得不在他们的叙事中调和三种不同的历史身份：基辅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的罗斯身份、受教育精英阶层的斯拉夫身份，以及本地部族身份。

　　尽管基辅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接受了罗斯这个名字，但他们自我认同的基础是与这个名字发生联系的斯拉夫身份，而非斯堪的纳维亚身份。

　　留里克王公们在斯拉夫腹地统治他们的国土，他们的臣民大多数也是斯拉夫人。更重要的是，斯拉夫身份认同向基辅地区之外的流布与以下两点密不可分：第一，对拜占庭基督教的接受；第二，教会斯拉夫语成为罗斯祷文、布道词和知识分子对话使用的语言。

　　在基辅疆域中的斯拉夫区域和非斯拉夫部分，基督教都以斯拉夫语言和斯拉夫文化的外观出现。罗斯越是基督教化，也就越会斯拉夫化。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们将本地历史纳入了巴尔干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大语境，并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将之纳入了拜占庭和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在地方层面，部族认同缓慢却又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本地公国，对那些与基辅联系在一起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的认同。

　　编年史在叙事中开始用那些以诸王公都城为中心的地区来代替土著部族。正因如此，编年史作者才会说1169年洗劫基辅的军队成员来自斯摩棱斯克，而不将他们称为拉迪米奇人。维亚季奇人或马里亚人被改称为苏兹达尔居民，西维利亚人也被改称为切尔尼戈夫人。

　　这种做法蕴含着基辅君主治下全部土地的统一感。尽管留里克王公之间有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仍被他们视为“我们的”，而不是外国人或异教徒。

　　关键在于承认罗斯王公们的权威。当一些突厥草原部落承认这种权威时，他们也开始被称为“我们的异教徒”。

　　多样化的部落地区在政治和行政上统一起来，导致它们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标准化。占据着金字塔顶端的是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更准确地说是“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后裔们。

　　他们之下是王公部属。这一团体最早由维京人组成，但是其中的斯拉夫人越来越多。他们与本地部落精英共同组成被称为“波雅尔”的贵族阶层。

　　这些人是战士，但在和平时期也管理国家。波雅尔是主要的地主阶层。根据公国的不同，波雅尔们对王公行为的影响力或大或小。教会大主教和他们的仆从同样属于特权阶层。

　　剩下的社会成员需要向王公纳税。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市民阶层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可以在市民会议上决定一些地方治理事务。本地王公的继承问题也会受到此类会议影响——这种情况在基辅偶有发生，在诺夫哥罗德则更为经常。

　　占人口大部分的是没有丝毫政治权力的农民，分为自由农民和半自由的农奴两种。后者可能失去自由，原因往往是负债。债务还清或一段时间过后，他们也能重获自由。

　　接下来还有奴隶，多为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战士或农民。被俘战士的奴隶生涯可以限于一定时间，而被俘农民却要终身为奴。

　　在法典《罗斯正义》对不同罪行的惩罚条款中，基辅罗斯社会的阶层结构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立法者希望能禁止或限制血亲复仇，同时又希望让王公的钱袋变得充实，于是他们引入了罚金制度，对杀死不同阶层成员的行为进行罚款，所得归于王公的金库。

　　杀死一名王公部属或亲族（波雅尔）的罚款是80赫里夫尼亚；杀死一名为王公服务的自由民的代价是40赫里夫尼亚；一名商人的命价为12赫里夫尼亚；一名农奴或奴隶则只值5赫里夫尼亚。然而，如果一名奴隶打了自由民，杀死这名奴隶则被视为合法行为。

　　基辅罗斯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法，因此一部共同法典的引入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同质化，正如基督教和教会斯拉夫语文化自基辅向外辐射所产生的效果。

　　看起来，在同质化不断扩散的同时，基辅疆域内的政治碎片化却几乎不可避免。希望拥有自己公国的留里克王公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基辅疆域的广大，以及其境内各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都在动摇着这个一度统一了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土地的政治体。

　　从“智者”雅罗斯拉夫到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基辅王公们地缘政治目标的变化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忠诚下降的过程：先是从整个基辅罗斯下降到由“罗斯国土”界定的几个公国，最终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下降到足以挑战基辅的外围强大公国。

　　历史学家在这些基于公国的身份认同中寻找现代东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被视为早期近代莫斯科大公国的雏形，并进而成为近代俄罗斯的前身。白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波洛茨克公国寻找他们的根源，乌克兰历史学家则通过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的研究来挖掘乌克兰民族建构运动的基础。

　　然而，所有这些身份最终都要归于基辅，这令乌克兰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根本不用离开首都就可以对自己的根源展开寻找。

注：本文节选自蒲洛基《欧洲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