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宋代人，为什么喜欢在诗作中大肆谈钱？

　　宋代人才辈出，当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王安石等人群星闪耀的时候，王禹偁的名字和他诗文的光芒，仍然是后辈眼中仰望的那一颗明亮的大星。他的《小畜集》像写日记一样，许多诗题下均注有写作的年份和季节。还有，嗟穷叹老，尤其在贬谪期间，许多诗句频繁地写到“俸”“钱”，这在耻于谈钱的中国古代文人中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魏晋以来，一向避免谈“阿堵物”。“阿堵”为六朝、唐代的口语，就是“这个”的意思。西晋末年的王夷甫从不说“钱”字，妻子乘他熟睡的时候，故意将铜钱堆绕在他的床前，妨碍他走路，想，“你这一下子总要说‘钱’了”。而夷甫晨起，呼婢“举却阿堵物”（搬走这些东西），仍然不说“钱”字。而宋初著名文学家、“八年三黜”的一代诤臣王禹偁不但不避讳，甚至让“俸钱”成为自己的诗歌意象，屡屡谈“俸钱”，谈经济，谈穷困，完成从牢骚到自我调侃，襟怀抒写的升华。

好以“薪”“俸”“钱”字眼入诗的王禹偁

　　宋代以前，也有一些诗人会在诗中谈“钱”，但都没有超过王禹偁的，因此，宋初的王禹偁成了谈“俸钱”的诗人代表。

　　王禹偁喜欢以“薪”“俸”“钱”等字眼入诗。《小畜集》中，写到“薪”“俸”“钱”的诗多达四十首；“俸”“钱”等字样在《小畜集》中出现高达六十四次，相较于其他意象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譬如：“年来失职别金銮，身世漂沦鬓发残。贫藉俸钱犹典郡，老为郎吏是何官”（《自笑》）；“今为谏官非冗长，拾遗三馆俸入优”“俸钱一月数家赋，朝衣一袭几人裘”（《对雪示嘉佑》）；“楼中何所有，官酝湛蚍蜉”（《月波楼咏怀》）；“谪宦自消遣，不敢夸独醒。往往取官酝，时时对花倾”（《扬州寒食赠屯田张员外成均吴博士同年殿省柳丞》）等。二曰“俸茶”，如“静对春天雪，时烹月俸茶”（《次韵和仲咸对雪散吟三十韵》）。

　　对比王禹偁同时代的文人，徐铉《骑省集》存诗文四百六十一篇，寇准《寇忠愍公诗集》存诗三百零四首，均未见提及“薪俸”之句。和徐铉一样，与王禹偁同为白体诗人代表的李昉，现存的八十二首诗中也不见有“薪俸”之语。其他宋初文人如潘阆、柳开等现存诗文中，亦未有与“薪俸”等类似的词句。

　　为什么王禹偁不避谈“薪”“俸”“钱”，并以之入诗呢？这就涉及王禹偁的贫富和经济收入问题，有以下几点值得谈一谈。

　　一是，宋代官吏和文职人员的薪水，要比唐代高，有人说，宋代官员薪俸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账面上的钱多不等于经济水平高，还必须查一查宋代的“物价指数”，比唐代低了还是高了，高多少？这是很关键的。“通货膨胀”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

　　二是，宋代官员经常加工资，譬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对官员薪俸做过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使官员的俸禄有了明显提高；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颁布了《禄令》，薪俸又一次上调；元丰改制后（1082），又使薪俸有所提高。

　　但是，这几次加薪水，都与王禹偁无关，最早的一次是大中祥符五年，此时王禹偁死了十一年，可谓人已死去，机会方来。此后的一次次加薪，正反衬王禹偁当年没有享受到宋代皇帝的“阳光政策”。因此，《小畜集》中，除了有五例反映了他薪俸较优厚时的怡然心境外，其他诗句均为感慨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之作，且多作于贬谪时期，穷而且困。

北宋·赵佶《听琴图》（局部）

　　三是，宋代官员收入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根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官员的俸禄包括正俸（钱）、禄粟（粮食）、职钱、职田等诸多种类，大多以实钱支付。另外，还有茶、酒、薪、炭、盐，甚至喂马草料、仆役、布料、伙食费等各种补贴；宋初知县的月俸为十五贯，簿尉的月俸只三贯五百七十文，而大部分是以茶、盐、酒的形式支付。有人认为，这是宋代官员薪水高、福利多的证据。其实，用“实物”抵充薪水的做法，正说明宋代的经济不很宽裕，俸禄水平不高。尤其是王禹偁所处的宋初，全国的经济情况不好，北方又打仗，国家经济不好。欧阳修在集子里写道，他当地方官员的时候，过年配给稀缺物资，比如红枣，大户多少，小户多少，都有定数。

　　如此看来，王禹偁被贬黜时期与担任知制诰时期的俸禄，都处在宋初“低薪水”的政策之下。每次谪官，都会克扣薪水，所以王禹偁说“谪官无俸不胜贫”，苏轼后来被贬谪到黄州，也是类似情况。在这里，王禹偁是用汉乐府的口吻说话的。

　　四是，唐宋以来，官员们除了“体制内”俸禄，还有一项数量可观的润笔费。墓志润笔风行于唐代，到了宋代，甚至成了“国之常规”。名气越大的诗人、官员，润笔费越高。

　　王禹偁在宋初文名很大，根据《宋史》记载：“端拱初，太宗闻其名，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赐绯……二年，亲试贡士，召禹偁，赋诗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文莹的《玉壶清话》也记载，太宗曾对王禹偁说：“卿聪明，文章在唐不下韩柳之列。”

　　《宋史·王禹偁传》载：“初，禹偁尝草《李继迁制》，送马五十匹为润笔，禹偁却之。”虽然五十匹马的价值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被人品高尚、穷也有骨气的王禹偁推辞了。《小畜集》中，存有大量碑文墓志，均为王禹偁为他人撰写。王禹偁在左迁商州期间，便先后创作了《济州龙泉寺修三门记》《前普州刺史康公预撰神道碑》《谏议大夫臧公墓志铭》《故商州团练使翟公墓志铭》《四诰庙碑》《商州福寿寺天王殿碑》等，有的是为公家写的，有的是为私家写的，这些撰写墓志碑文带来的收入应该是可观的，但不知道王禹偁拿了没拿。

　　至于曾慥《高斋漫录》记载：“欧公（阳修）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仪谏议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作润笔资。欧公辞不受，戏云：‘正欠捧者耳。’仲仪即遣人如京师，用千缗买二侍女，并献。公纳器物而却侍女，答云：‘前言戏之耳。’盖仲仪初不知薛夫人严而不容故也。”但那时欧阳修的官俸与王禹偁已有不同。

宋·赵佶《文会图》

好以“俸钱”入诗自我调侃的原因

　　（一）原生之痛：家境贫寒，世代务农，生性耿介

　　王禹偁出身贫寒，《宋史》本传中说他“世为农家”，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有“（元之）年七八，已能文，毕文简为郡从事，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小畜集》中提及家境，王禹偁常用“乞丐”一词来形容。“当时（禹偁）未名，以乞丐自给，无立锥之地以息幼累”（《送鞠仲谋序》），“前时家弟自荆南乞丐以来，数日而去”（《与李宗谔书》）。王禹偁自己言说出身和家庭的贫困，并且已不避说这种穷困。

　　（二）宋初实行和中晚唐差不多的官俸政策

　　在“安史之乱”的唐代，许多官员不愿意到地方去，喜欢待在京城。于是，当时就实行京城“低工资制”，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降低京官的薪水。弄得京城的官员叫苦连天，在这种情况下的颜真卿，穷得甚至还向李少保“乞米”。

　　科举及第、踏入仕途应该是王禹偁改变命运的良机。但是，王禹偁无家族势力可依靠，家人需要靠其一人之薪俸度日，“公卿别后全无信，兄弟书来只说贫”（《岁暮感怀》）。

　　不要说王禹偁时期，就是处于加了几次薪的王安石时期，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王安石就曾经要求外放，去做地方官，说家里有一大群人要靠他抚养。苏轼当翰林学士，也只是住在“城乡接合部”，说京城开封的房价太贵；这与唐代“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一样，甚至更甚。

　　（三）长期贬谪，穷困无法改变

　　《宋史·王禹偁传》说：“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

　　淳化二年（991），“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宋史·王禹偁传》），这是王禹偁首次遭贬。

　　开宝皇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皇后，曾阻挠太宗继位，企图立其子德芳为帝。

　　太宗因忌恨而不按皇后丧仪为她治丧，群臣心照不宣，只有王禹偁直言议论。而这私下的一番言论随馋毁之风传入太宗耳中，导致禹偁二次被贬。真宗咸平元年（998），“刑部郎中、知制诰王禹偁预修太祖实录，或言禹偁以私意轻重期间，甲寅，落职知黄州”（“真宗咸平元年”条）。前两次被贬，与王禹偁与宋太宗的矛盾冲突有关；第三次被贬，与王禹偁与宰相的冲突有关。

　　三次被黜的惨痛经历，首次遭贬是为维护法律公正，二次左迁是为维护孝礼纯洁，三次被黜则是为维护史笔真实。王禹偁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辛酸与冤屈，只能诉诸诗文，“无田得归去，有俸是嗟来。直道虽已矣，壮心犹在哉”（《谪居》）。

喜以“俸钱”入诗的本质：是自我调侃和襟怀抒写

　　王禹偁经常写“薪”“俸”“钱”，并不是哭穷装穷，而是继承汉乐府以来“言饥”“言寒”的传统，这与他的整部《小畜集》的风格是一致的。王禹偁借薪俸发贬谪的牢骚，为他的诗作平添一份自嘲自适的韵味。看似对薪俸微薄的抱怨，实际上是对苦闷的另类宣泄与排解。即在自嘲自解中，寻求一种自我宽慰和心灵的自由。

　　但王禹偁毕竟是宋代的官员，不是汉代社会底层的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文人价值观，使他们在言“薪”“俸”“钱”的时候，会有一种超脱、一种调侃、一种反讽和一种幽默的书写。

　　宋代士大夫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遭受不公平的贬谪、被逐出政权核心圈时，没有呼天抢地的悲叹；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放浪形骸。他们会在逆境中，以牢骚反思，自我宽解。王禹偁就是宋初的典型和代表，并被宋代贬谪的文人继承发扬。

好以“钱”调侃，自我幽默的风气在宋代形成传统

　　“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书王元之画像侧》），欧阳修对王禹偁的才学品行推崇备至，并深受其影响，二人也因滁州结下了一段缘分。庆历四年（1044）八月，新旧党争趋于激烈，新政官员以“结党营私”之罪相继被黜，欧阳修直言上疏辩白，却被诬告与外甥女有染，后虽查明情况不实，仍无辜被贬，遣放滁州。

　　“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王元之画像赞并序》），苏轼与王禹偁因黄州结缘，同是黄州沦落人，苏轼继承了王禹偁的自嘲自解。“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苏轼在诗中将自己写成一个百无一用的“逐客”形象，并客观地审视自己的“逐客”身份，“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他笔下的自我形象，带着遭贬一生的辛酸，以自我嘲弄的口吻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苏轼一生，为官四十载，但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的。所谓的“平生功业”不过是反语。但在这自嘲式的“逐客”形象背后，是逆境中追求乐观旷达、努力活出自我的洒脱，是坦然承受苦难、回归平和淡泊的苏东坡。

馀言

　　唐代的科举制度并不公正，非考试的因素很大，开始考生的名字都是写在考卷上的，要中进士，往往看考生的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且考试难度极大，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平均每年只有二十五人及第。考中进士实在不易，有的人连考七八次，考了二三十年时间也考不取。宋代是文人的天堂，宋代的科举考试比较公平、公正，平均每年录取进士的人数，也比唐代多五倍以上。

　　为了安排这些进士，就必须多设置工作岗位。工作岗位多了，一是宋代有人浮于事的现象和办事效率比较低就很正常；二是待遇一开始也比较低。但是，宋代的中国，有“进士”证书的人空前的多，知识分子人数空前的多，这使知识分子精神空前高涨。

　　还有，知识分子多了，党争就激烈，宋代士大夫左迁贬谪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频繁；而宋代文人面对人生的苦难，往往能以机智、幽默和自我调侃来解脱自己；对抗多舛的命运；他们一边遭贬谪，一边歌吟，以特有的“理性”冲淡传统贬谪文学中悲哀的主题。从王禹偁，到“醉翁”欧阳修，“逐客”苏东坡，以及苏东坡的学生——黄庭坚皆如此。黄庭坚最容易让人记住的一首诗是《戏呈孔毅父》：“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校书著作频诏除，犹能上车问何如。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

　　能不能直面金钱，敢不敢谈钱，是一个人精神、人格力量是否强大的表现；以王禹偁为代表的一些宋代知识分子清醒、冷静、乐观、理性的人格魅力，为宋诗这杯清茶注入了一分平淡又真挚的香醇。以“薪”“俸”“钱”入诗的精神和传统，王禹偁是宋代的开创者，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