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如何用水雷抗日？

实力悬殊的中日海军

　　甲午战败之后，中日海军差距日渐悬殊。到了七七事变，日本海军有大小舰艇285艘，总吨位超过115万吨，有4艘航空母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9艘战列舰，12艘重型巡洋舰，21艘轻巡洋舰，102艘驱逐舰。

　　而中国海军总吨位只有5.76万吨，最大的一条巡洋舰海圻舰吨位4300吨，还是1896年时清政府购买的老古董。日本的一艘长门级战列舰就排水量有3.9万吨，是海圻舰的80倍，是中国海军总吨位的80%以上。

中国海军的御敌方针

　　面对相差悬殊的实力，中国海军根本无力和日本海军在海面交战，所以在1937年初制定的《国防军事建设计划草案·海军》中，中国海军放弃了与日本海军争夺制海权的方案，提出“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同陆空军之作战”的方针。

　　至于如何协同，计划指出“处今日情况，欲使敌舰不致深入腹地，随意登陆，除以陆军防御，空军轰炸外，殊有赖于水中防御，水中防御物计有水雷、强缆、浮筏、链锁、防网、沉船等”。也就是说，海军的抗日方针已经明确，就是通过阻塞江河航道的方法，阻碍日军沿着水路深入内陆。

　　1937年3月国民政府总参谋长程潜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中将草案的举措进一步进行了细化。“海军于开战初期，以全部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扫荡扑灭敌在我长江之舰队，尔后封锁长江各要口，并杭州湾、胶州湾、温州湾、阻止敌之登陆”。

　　抗战爆发后，海军的作战基本就是按上述计划施行的。

沉船塞舰，舰艇损失殆尽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日本军舰在长江口游弋，企图从长江顺流而上攻占上海南京。对此，海军决定按计划在沉长江航路咽喉要地江阴沉船进行阻塞封锁。8月11日，蒋介石亲自下达沉船命令。当天，海军将8艘舰艇、23艘商船和没收的8艘日本趸船全部凿沉，以阻塞水道。之后又将海圻舰等4艘巡洋舰沉于附近，形成第二道封锁线。累计沉军舰民船共43艘，吨位6.4万吨。另外由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领“平海”等舰，依托封锁线进行防御。

　　8月22日，日军为了打通江阴水道进行了猛烈进攻。中国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第一舰队打光了，第二舰队前来支援。最终还是寡不敌众，不得不于12月1日撤离。

　　中国军队虽然败走，但留下的江底沉船却给日军带来巨大的麻烦，直到1938年3月份，日本人才把江阴水道疏通。

　　沉船阻塞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海军侵华的步伐，让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图谋破灭。可这也使中国海军损失殆尽，海圻、海容、海琛等老舰自沉以塞港，宁海、平海、宁端等较新的舰被敌军击沉。中国基本上失去了水面作战力量。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只剩下14艘共计8600吨的浅水船艇，而且以国民政府孱弱的工业基础，也无力建造新的舰船。

“低成本、高收益”的水雷

　　能沉的船都沉完了，能打的都打光了。但抗战还要持久进行，海军又该如何防御日寇进攻呢？方法就是水雷战。

　　水雷是一种造价低廉的水战武器，不需要复杂的动力设备、控制系统，使用操作起来简单便捷。但是水雷的清除成本极高，零零散散的水雷，或沉底、或悬浮分布在大江大洋中，要将其排查干净，是一件无比费时费力的事，一般来说，清除水雷的成本是敷设水雷的10倍以上。

　　而且水雷装药量多，杀伤力极大，能够重伤甚至炸沉大型舰艇。1955年，一颗纳粹德国遗留的二战水雷，就在塞瓦斯托波尔港炸沉了苏联2.9万吨的战列舰新罗西斯克号。综上，水雷是不对称战争中弱势一方的克敌制胜法宝，十分适合抗战中的中国海军。

造雷布雷，大展神威

　　为了开展水雷战，中国海军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建立水雷工厂，研发生产各型水雷。

　　1936年，上海海军军械处开始研制水雷，并于1937年9月在上海南市祠庙中造出了第一批水雷。后来随战事迁移到武汉、长沙、岳阳、常德。1939年，在湖南辰溪成立海军水雷接卸制造所，并以此为水雷生产基地，大量生产水雷，所造水雷共有12种，分为定雷和漂雷两种类型。

中国布雷大队所配备的水雷

　　定雷即固定不动的水雷，按引爆方式分为触发型和视发型。

　　触发型的水雷，将雷身固定悬浮在水中一定深度，不用人工操作，敌舰驶近触碰即可爆炸。中国海军抗战时研制的定雷按大小装药量有海甲到海戊五种型号。

　　按照设计，定雷上装设有自动升降仪，可以根据潮水的涨落调节自身位置，使之保持在固定的水深。但是由于经费限制，实际制造出的水雷很多都没有配置自动升降仪，使得其在涨潮时沉于水底，不能使吃水较浅的敌舰触发引爆 ，或涨潮时浮出水面，被敌军发现清除，从而影响了水雷在战场上的威力发挥。

　　对此，海军又研制出了视发雷。视发雷直接沉入水底。等到敌舰靠近水雷时，由人工遥控引爆。显然这种雷需要在附近配置观察哨监视，如果哨所被敌人端掉或者撤离，则这种水雷也失去威力。

　　又有漂雷，此雷雷身大部分隐于水下，露出的一部分用水草等物加以伪装。然后利用江河水势，顺流而下。此雷结构最为简单，造价最为便宜，敌人排除又比较困难，夜间突袭，往往让敌人防不胜防，可以收到奇效。但缺点是具有时间性，不能做长期封锁之用。

　　这三种水雷各有优缺点，所以要取长补短，配合使用才能将成效最大化。

　　其次，组建水雷部队，专门进行作战。

　　武汉会战后，海军专门组建了水雷作战部队。1939年初，组建长江中游布雷队，下属7个分队，另设游动漂雷队、湘鄂区挺近布雷队、浔鄂区挺近布雷队。1941年9月，由于水雷战战果卓著，水雷部队进行了扩充，在长江流域设置了4个布雷总队，分别部署在长沙、上饶、湖北藕池口和重庆，各总队下配属7个大队，大队下又设分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此外，在闽浙粤桂地区也成立水雷部队，执行布雷任务。

　　海军布雷队一直坚持抗到1945年。此时，抗战即将获取胜利，为了策应部队反攻，海军各布雷队改编成扫雷队，清除水雷、疏通航道。到日本投降后，扫雷工作基本完成，长江和各大水道的航运也基本恢复。

战功卓著，彪炳千秋

　　水雷战用自身极小的消耗给了日军极大的伤亡损耗，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抗战期间平均每十颗水雷即可炸沉一艘造价最低为100万元的敌舰，而十颗水雷的造价只需10万元。

　　1937年，水雷炸沉炸伤日军舰船（不含商船）2艘，2000吨，1938年14艘，2.04万吨，1939年29艘，1.25万吨，1940年109艘，11.84万吨，1941年8艘，1.84万吨。42年后的数据缺乏统计资料，但也应在万吨以上。而我军一年的水雷制造的成本，仅相于一艘百吨级的小艇，这种以一换十的战场交易，大量地消耗了日军的战争资源，促进了持久抗战的胜利。

　　水雷战封锁了水路交通，在战略上有力缓解了危局。在长沙、常德、桂柳、枣宜昌等大型会战中水雷战配合地面作战，或迟滞日军步伐、或粉碎日军攻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军打通了长江中下游水路。并利用长江航运，大量调配军队和物资，扩大侵略战争。对此中国海军布雷队在城陵矶到江阴设置了三个布雷区，广泛撒雷。仅1940年1年间，三个布雷区，就投放了950多颗水雷，炸沉日本军用民用船只共81艘，吨位8.8万吨，歼敌2000余人。迫使日军训令长江舰艇不得集结行驶，夜间不得在九江至芜湖段航行。

布在长江水面上的水雷

　　又如1939年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海军在湘江流域布置水雷2000颗，阻断湘江水道，有利地支援了陆地作战。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海军又在湘江、沅江加布水雷1000颗，切断了日军水路运输，使日军后勤困难，在短暂占领长沙后被迫后撤。

　　又如1943年11月日军发动常德会战，企图攻占常德，威胁重庆。海军1、3布雷总队在津市、牛鼻滩布雷600颗。使得日本海军无法沿江而上配合陆军进攻，粉碎了日军进攻的攻势。使得陪都转危为安。

　　水雷战给敌人重大的精神压力，给我方巨大的鼓舞。日军闻雷色变，日海军大佐森充满回忆说“海军在中国打战，如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刻就与战舰同归于尽”，连要立遗嘱的时间都没有。

　　1943年3月17日，汪伪政府海军前次长、广州要港中将司令萨福畴，乘坐军舰协力号出巡，在广东顺德县东西马宁河面处触碰水雷沉没。萨福畴泅水逃生，为中国军队俘虏，随后被押解到重庆进行公审，并于当年9月执行死刑。一时大快人心，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水雷作战重创敌舰，得到百姓的拥戴掩护，百姓为布雷队提供船只、情报，带路，抬雷，出力不小。新四军也和海军布雷队伍协同作战，新四军一支队曾掩护扫雷第二总队一大队突破日军封锁，到江边布雷，使布雷队员对我党忠勇救国、一心抗战的精神所感动。

　　布雷十分艰苦，执行布雷任务时，常没有船只，需要人员跳入江中，将雷推到中流。布雷常在月黑风高的夜间进行。黑夜泅渡，十分危险，常有人牺牲。而正是这种无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战胜了种种困难，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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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 苏小东 抗日战争研究 1996.01

〔2〕《评中国海军的抗日作战》 高晓星 军事历史研究 1990.01

〔3〕《抗日战争中的水雷战》 张百伟  航海 198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