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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到达印度洋的中国人:“黄门译长”是谁?
www.creaders.net | 2022-03-05 13:49:22  澎湃私家历史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最早到达印度洋的中国人:“黄门译长”是谁?

无名无姓的黄门译长

  明初永乐宣德年间,三宝太监郑和率领中国宝船七下西洋(1405-1433)。所谓西洋,大致就是指现在的印度洋。郑和的宝船每次人数少则数千,多则达到27000多人。也就是说,600多年前就有数万中国人到达了印度洋。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不过,考校历史,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之前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到过印度洋,其中主要是求法僧人、官方使者、商人以及水手,人数堪以万计。可惜,到过印度洋的古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无名无姓,有名有姓者凤毛麟角。

  那么,究竟谁是第一个/批到达印度洋的中国人呢?

  最早到达印度洋的中国人是西汉的“黄门”“译长”,他们无名无姓。班固在其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下半期的《汉书》卷28《地理志下》 中记录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 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与朱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 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黄金什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 转送致之, 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未还。大珠之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 王莽辅政,愈耀德威,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学界基本认为,以上这段记录是中国和印度直接交往的最早文献,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凿空之举。其路线大致从北部湾的徐闻、合浦港出发,沿着海岸线前行经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抵达南印度。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此行的最后一站,也就是所谓的黄支。

黄支在何处?

  所谓“黄支国”,一般以为在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被称为“千寺之城(City of Thousand Temples)”。它位于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海岸,是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这座城市在横跨孟加拉湾的贸易路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昵称为“南印度之门”,它不仅是商人从香料群岛到西部旅程的休息点,也是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六世纪玄奘法师周游印度学佛时曾到过此地,记载此地为建志补罗(梵文Kāñcīpura)。

  玄奘到了南印度后,说:“南经大林,行千五六百里,至达罗毘荼国。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建志城即达磨波罗(菩萨本生之处)。”根据玄奘,达罗毘荼国地广物丰,而建志补罗为其都城,有佛寺百余所,僧徒万余人,佛教颇为流行。他说:“达罗毗荼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穑丰盛,多花果,出宝物。气序温暑,风俗勇烈。深笃信义,高尚博识,而语言文字,少异中印度。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皆遵学上座部法。”不过,南印度也有其它各种宗教,所以玄奘说:“天祠八十余所,多露形外道也”;并记录了如来佛祖如何到建志补罗说法度人的故事。他说:“如来在世,数游此国,说法度人,故无忧王于诸圣迹皆建窣堵波”;“城南不远有大伽蓝,国中聪睿同类萃止。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说法,摧伏外道,广度人天。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无论如何,建志补罗在玄奘的时代不但经济繁荣,而且也是南印度的佛教中心。

  玄奘提到的达罗毘荼国当时其实是南印度的帕拉瓦王朝(The Pallava dynasty,275-897年),《旧唐书》译作拔罗婆,首都是建志补罗。这个王朝在宗主国百乘王朝衰退之后逐渐崛起,统治泰卢固地区和北部泰米尔地区长达约600年,相当于中国的两晋到唐朝末年。帕拉瓦王朝长期与北部巴达米地区的遮娄其人和南部的泰米尔人王国注辇(也称朱罗, Chola)王朝、潘地亚王朝(The Pandyan Dynasty)作战,九世纪被注辇征服。

  以上便是汉代使者到达的黄支国六百年后的情况。

航行路线

  对于黄支国,学者们的意见相对一致;可是对于班固记录的其它诸国,学者们意见纷纭,讨论很多,因此对于汉使的航行路线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我们阅读班固的这段记录,发现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从谌离国到夫甘都卢国这段路程。这段路程之所以关键,因为它是通过步行而不是乘船完成的。因此,确定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这两个地点是勾勒此次航程的核心。当然,学者们也见智见仁,没有定论。以下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大略描述笔者以为的路线,虽然不一定确切。

最早到达印度洋的中国人:“黄门译长”是谁?

夫甘都卢国附近的卑谬

  笔者以为,从谌离国到夫甘都卢国这段路程,因为是步行完成的,故可以参照地形加一推测。考南中国到印度的地理,这段徒步行程最有可能是横跨马来半岛,比如说马来半岛北部的克拉地峡一带。克拉地峡(Khokhok Kra)位于泰国春蓬府和拉廊府境内的一段狭长地带,最窄处不到60公里,是马来半岛的最窄之处,因而理论上最适合徒步穿越。或有人问,既然如此之窄,为什么黄门花了十几天时间才穿过?这是因为黄门在当地也需要停留,一方面休息,一方面与当地社会交流,准备下一个航程。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谌离故地或在泰国的西岸,比如佛统(Nakhon Pathom),从那里步行到下缅甸的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到达黄支。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从中南半岛历经马来半岛抵达苏门答腊岛,然后经马六甲海峡到达泰国西岸的行程,在班固笔下实在太简略了。这段航程如此之长,如此复杂,《汉书》却几乎一句带过,实在不合情理。因此,笔者倾向于徒步的这段行程应该是横穿马来半岛。正因为如此,黄门并没有走马六甲海峡,所以行程相对简单。

  假如笔者的推测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推测《汉书》提到的各国(或港口)的方位。都元国和邑卢没国都位于今天的中南半岛沿海,它们离开徐闻、合浦或者汉代的日南郡并不远。《汉书》记载到都元国“船行可五月”,看起来好像很远,实际上这五个月并非仅仅是航海的距离,而主要是上岸停留等待的过程。黄门需要拜访当地的社会,咨询下一步的航程,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的搭乘的船只并非汉朝自备的船只,而是“蛮夷贾船”,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待。“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描述的大致也是如此的场景。

  由于邑卢没国到谌离国船行不过二十余日,我们或可推测邑卢没国在古代中南半岛的南端,距离马来半岛不远。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南半岛,还没有形成今天的泰国湾,今天的泰国首都曼谷当时还在海水的浸泡之中。

  从谌离国到夫甘都卢国这段路程是徒步完成的,无论谌离国是在马来半岛的北部、中部还是南部,它都处于半岛的东边。同理,夫甘都卢国应位于马来半岛的西边。

  从夫甘都卢国乘船,“船行可二月余”,也就是穿过孟加拉湾,便到了印度南部的黄支国。班固记载黄支国“民俗与朱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 多异物”, 也就是认为南印度和中国的海南岛(朱崖)类似。读者或以为奇怪,南印度和海南岛相隔万里,怎么会“相类”?其实两者都处于炎热的海洋气候中,汉代的海南岛还是未开化地带,岛上的居民皮肤黝黑,或不知衣裳,不通文字,这与南印度的居民十分相像。

  需要指出的是,《汉书》的这段记载不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的地名如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等等亦不见后来的文献,这给中西方的学者增添了许多苦恼。过去的学者主要根据对音法(也即比较不同语言中某一地名的发音来确定是否可能指同一个地方)来确定这些地名。对音法是研究古代西域南海地名的一个基本方法,贡献很大。不过在考证《汉书》的这几个地名如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时,这个方法几乎无能为力,因为缺少后来的文献对照,相关的不过推测姑为一说而已。

  以上介绍的是汉使黄门去印度的路线,那么回来的路线又如何呢?  班固说:“自黄支船行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相比去程的记录,回程的记录实在太简单了,不过就是从黄支经皮宗到汉代的日南郡。那么,皮宗何在呢?有的说它指马来半岛西南岸外的皮散(Pisang,马来语意为香蕉)岛,有的说它泛指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带,有的则称其或指今泰国北大年一带。无论如何,从黄支到皮宗航海用不了八个月,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蛮夷贾船沿岸登陆停留而已。

  班固又说:“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已程不国,大致应该就是指斯里兰卡。当然也有其它说法,认为已程不国或在今印度东南部钦格耳普特(Chingleput), 或在印度西部,乃至非洲。

使者、时间、奇珍与风险

  那么, 究竟是谁去了印度呢?

  首先,需要对黄门这个词作一粗浅的解释。汉朝有小黄门、中黄门和黄门,“黄门”是秦代对禁门的称呼。杜佑哉《通典·职官三》说:“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引而申之,“黄门”以及黄门使者就是指代宫禁之中的宦官。不过,班固所记载的是“有译长,属黄门”,则是在黄门之下的“译长”,大概就是汉朝设立的为外来朝贡使者翻译的官员,也有可能不是宦官。

  黄门也不是一个人出海,而是招募了一些自愿出海者,也就是想去立功发财的冒险家。这和张骞出使西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汉武帝因为受到北方匈奴的骚扰,想派人去联系匈奴的世仇大月氏结成同盟;可是,大月氏位于匈奴的西面,从长安去大月氏必须经过匈奴控制的地区,非常危险,百官无人敢去。于是汉武帝“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可见,后来的博望侯张骞起初就是一个冒险家,而他成功的消息或许会激励那些和他一样想博取功名的“应募者”。

  其次,黄门及应募者去印度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班固记载的这段话时间比较模糊。他一方面说“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也就是上述这些国家包括黄支在汉武帝的时期都有前来“朝贡奉献”。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则或可推测黄门前去黄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也就是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前一世纪间。同时因为司马迁(前145年-前1世纪初)未曾记录这一事件,可知黄门出使最早在汉武帝晚年,即公元前一世纪初。这样的话,从中国角度来看,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也就是开辟陆上丝绸之路,与黄门到达黄支,也就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重大时间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另一方面,班固又说“平帝元始中”,也就是汉平帝刘衎在位的公元前1年—公元6年期间,王莽“厚遣黄支王”,这无疑增加了时间的模糊性,使人难以判断。不过,我们大致可以推定,黄门出使黄支国事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

  那么,黄门出使的目的如何?张骞出使西域是政治意图,黄门则不一样,似乎完全是为了海外奇珍异宝。班固说他们“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黄金、什缯而往”,带回来的“大珠之围二寸以下”,足见这是为了满足宫室之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性质可以管窥!

  前去黄支国万水千山,不但路途遥远,不免有风浪波涛之苦,还有海盗夷蛮之“剽杀人”。因此,汉使“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未还”,有丧失生命之险。需要指出的是,黄门之所以能够完成使命,依靠的是沿途各地各国的支持。他们为汉使提供了衣食住行,特别是交通信息,所以班固说:“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以,沿途各国的支持是黄门使者完成往返印度的关键。而所谓“剽杀人”的海盗,其实也是各地土著居民。他们平时是渔民、商人,战乱时就是海盗;面对常来常往的商人是好客的主人,面对初来乍到的商人便是霸凌者。这和后来沿海的海盗性质几乎一样。

异域风情:合浦的考古发现

  黄门使者开辟的海丝贸易还可以从合浦的考古中得以证实。如班固所述,合浦是汉使出海的第一站,也应当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目前合浦汉墓考古发现的文物,就充满了异域风情。

  合浦汉墓群位于合浦县廉州镇东南郊望牛岭、风门岭、宝塔山和东北郊堂排一带,分布面积约68平方千米,现存封土堆1056个,估算地下埋藏墓近万座,以汉墓居多。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主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和珠饰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大量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各类珠饰,极具异域风情。

  以出土文物分析,来自东南亚、印度洋乃至地中海的宝物包括玻璃、石榴子石、水晶、琥珀、绿柱石、玛瑙、肉红石髓、蚀刻石髓、绿松石、黄金珠饰以及香料等等。由于珍珠容易腐蚀,汉墓中未有实物发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以1971年发掘的合浦望牛岭M1为例,墓中出土金饼2枚,一枚重249克,直径6.3厘米,刻一“大”字,“大”字下方有“太史”二字,另一枚重247克,直径6.5厘米,刻一“阮”字,“阮”字上方还有一个“位”字。金饼方便远程携带,最受古代人民欢迎,前引《汉书》也明确提及。前几年海昏侯墓中发现的金饼亦可管窥。

  玻璃在汉墓中多有发现。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不擅长玻璃的生产制作,因而西亚来的玻璃被历代中原王朝视为奇珍。合浦汉墓中约有100座墓出土了玻璃器,包括装饰品和器皿两类。装饰品主要为串珠,有时单座墓葬出土数百乃至数千颗,其它还有棱柱形饰、耳珰、环、璧、剑扣等,玻璃器皿较少,只有杯、碗和盘三种。经考古分析,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器除了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和高铅玻璃外,还有三个域外体系,也即产自东南亚的低铝和中等钙铝钾玻璃、产自南亚的中等钙铝钾玻璃和产自地中海地区的钠钙玻璃。

  合浦汉墓还出土石榴子石珠饰,紫红色,有圆形、扁圆形、双锥形、多面榄形和系领形以及狮形饰件。我们知道,印度和斯里兰卡是石榴子石加工的一个重要地区。经检测,合浦出土的石榴子石珠属铁铝榴石系列,与印度等地相同。

  水晶和肉红石髓珠一向是古代中国和南亚、东南亚贸易往来的标志,在合浦汉墓中的出土数量较多。白水晶、烟晶、紫晶、黄晶,合浦汉墓均有发现,但以白水晶居多。白水晶纯净,透明度高形状有管形、圆形、扁圆形、六方形、系领形和多面体等。黄泥岗M1的徐闻县令“陈褒”墓,出土的紫水晶就达163颗之多,而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和加工中心。

  再者,合浦汉墓还出土了一件波斯陶壶,这类陶器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等有收藏,印度、泰国同时期的港口遗址也多有发现。合浦出土的这件波斯陶壶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的一件汉代波斯器物,弥足珍贵。此外,合浦汉墓出土的胡人俑、羽人座铜灯以及反映佛教海路传入的钵生莲花器等,也都反映了外来器物或者外来文化影响。

  综上所述,位于目前广西北部湾的合浦在汉代的确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中国和印度洋乃是地中海世界交流的基地,无怪乎黄门使者选择这个地点前往印度洋寻求奇珍异宝。

大秦从海上来

  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到了东汉中期,就有大秦国使节通过海路辗转到达东汉的故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延熹九年为公元166年,此时罗马皇帝为马可·奥勒留·安敦宁·奥古斯都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而奥勒留之养父及前任皇帝则名为安敦宁·毕尤(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安敦”这一译名可以与两位皇帝的拉丁文原名相对应。无论如何,汉代中国虽然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得知了海西的繁盛之国大秦国,但大秦国最早的使节却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原的洛阳,这也可以折射出海洋交通和海洋贸易在汉代的迅猛发展。

  简而言之,大约在公元前后,中国人就已经抵达了印度和印度洋世界,而且完成这项使命的是汉代黄门以及手下的应募者。1400年后永乐皇帝决定派人出使西洋的时候,他是否想到了汉代的黄门因而派遣他信任有加的郑和呢?而“王莽辅政,愈耀德威,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则是郑和下西洋获得孟加拉国王贡献的“麒麟”(其实是长颈鹿)的先声了。(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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