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致命武器：隐形的，躲藏在内部的…

百年来，共产主义成功运用了“第五纵队”，统御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然而时至今日，民主台湾却也出现了应和中共对台文攻武吓的“第五纵队”。回首历史殷鉴不远，凡为共产党卖命者，终无善终。尤在当前民主自由与共产壁垒分明的世界潮流下，如何选择也不再有模糊空间……

要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就得看透共产党员变幻的身份。

共产党流氓起家，而在它的流氓本色之外，以谍报为暗器是它的另一特质。Espionage（特务）是它渗透发展的杀手锏，在各国大力施展，它把这种身份的幻术淬炼得炉火纯菁，其效果有时超过十万大军，甚或一场战役。

共产党致命的武器是它隐形的，躲藏在内部的敌人。

1919年，在列宁的推动下，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大力推动共产革命。共产国际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地下特务。翻开共产特务的名册，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效忠的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祖国的敌人。

列宁被普京定性为卖国。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2年在联邦委员会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因列宁的卖国行径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百年来，蒙着“神圣”光环的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竟然被普京定性为卖国！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者不是列宁

列宁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的伟大胜利”，其实真正的胜利者不是列宁，而是德王威廉二世，他“金钱万能”的俗招，玩弄列宁于股掌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列宁为了保住苏维埃政权，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列宁无疑是“俄奸”。《布列斯特和约》规定，苏俄必须放弃包括波兰、立陶宛在内的大片领土，并承认乌克兰、芬兰等地独立，以及给德国60亿马克作为战争赔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美、日等为一方（协约国），德、奥、土耳其、保加利亚为另一方（同盟国），双方激烈交战。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努力使本国败北”的口号。在一战期间，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负担沉重，牺牲惨重。所以德王威廉二世和德军总参谋部很想与东线的俄国谈判和平停战，以便把东线的兵力调到西线和英、法决战。但被俄王尼古拉二世拒绝；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俄国成立的临时政府，仍然拒绝与德方和谈停战。

德王威廉二世环顾在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革命党派，只有列宁和自己的目标最吻合。因此，德王通过各种途径，给予一直在俄罗斯境外活动的列宁大力资助，使苏共在俄罗斯国内外的影响和势力大增。1917年4月，德王威廉二世把居住在瑞士的列宁等苏共领袖们接到德国，具体安排和实施让他们回俄罗斯的计划。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篡夺了克伦斯基那个崇尚民主自由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权利。随之，在俄国就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篡政前，先后出国十多年，足迹遍及整个欧洲。苏共的其他“领袖们”也类似，他们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工资收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欧洲各地生活、开会、办党校、办刊物等经费是一笔巨大开支，这些钱从何而来呢？这一直是苏共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

美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全面证明：“列宁是奉德国的命令行事的。”根据这个文献，欧美政界和史学界曾提出：列宁秘密回国后极力鼓吹片面缔结和约的政策，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个德国的间谍？他在瑞士期间以及回国后，是否仍不断接受德国的金钱？

英国学者齐曼编写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记载，1915年3月，德国王室政府已拨出200万马克供俄国反政府的苏共作宣传经费，这笔钱的极大部分是由一个名叫海尔芬（他的化名叫巴伏斯Pamvus）博士的德王政府特务交给俄国“革命分子”的。海尔芬在给德王政府的报告中说：“俄国在组织大罢工，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激进派（苏共）已经投入行动……”他还具体提到列宁以及其他一些苏共领导人的名字。他主张邀请这批人到德国，参加拟议召开“俄国各反政府党派联合大会”，以便立即发动推翻沙王政府的行动。

德王政府的外交官们都知道苏共要员与海尔芬之间的金钱来往，列宁当然知道，但为了苏共党的利益，他允许这些勾搭继续下去。苏共夺取俄国政权后，德国驻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报告提出，反对任命海尔芬为德国驻苏联公使。他在报告中说：“任命一个曾以大量金钱供给苏联共产党的人为德国驻苏联公使，将会使俄国人士认为这个新政权是根据我们的命令行事的”。

1917年，德国副外长冯.柯尔曼发给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说，德国的大量款项使苏共得以在俄国的政治斗争中迅速接近胜利。他说：“布尔什维克运动如果没有我们的不断支援，永远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规模……”列宁在俄国执政后，冯.柯尔曼给德王威廉二世的电报中说：“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使用各种方式把大批经费供应苏共，使他们的基础大为发展。现在，苏共执掌了政权，已建立了自己的《真理报》，从而能进行有力的宣传，将他们的政党在原来很狭窄的基础上大为发展。”

俄国历史学家祖波夫等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俄国史（1894-2007）》一书也介绍了列宁、苏共接受德王政府大量资助的事实：“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九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德国总参谋部向德王威廉二世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

德国为了促使俄国停火，极力支持赞同俄国停火的苏共，使其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德苏片面“和约”签订之后，德国仍全力支持列宁继续执政，因为列宁领导的苏共为了保持政权，最缺乏的就是钱！因此列宁下决心不择手段，接受被他称为最反动、最封建、最专制的德王政府发给的“津贴”。

苏联奶水喂大的中国共产党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出俄罗斯人维经斯基（吴廷康）来华，联络中国马列分子，并指导成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于1920年7月5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

1920年8月，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中国各大城市和日本留学生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13名党员（共有57名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接受“境外势力”共产国际资助、喝着苏联奶水长大的，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党。许多资料和事实说明，中共无论是在诞生之前，还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都曾出现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顿或者瘫痪状态的现象。

1920年，维经斯基被派到中国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其活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提供，包括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和数万美元现金。他在上海成立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每月宣传费一千元，干部每月领取30元报酬，而后相继成立了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些活动都需要经费。12月，维经斯基返回俄国，因共产主义组织经费匮乏，工作就停滞了。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记载：1921年初，荷兰人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华通知，7月初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寄给每一位代表100元作为路费。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万2000金卢布，但实际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项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于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

共产国际资助珠宝和鸦片。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实，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

中共政变易处理 特务卧底难发现

1.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国民党开始执行联俄容共的策略。聘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为顾问，负责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类似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中共三大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阐明了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

苏共是中共的靠山，苏联顾问鲍罗廷是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合法政府的具体策画者和指挥者。苏共欲染指中国的野心，不仅公然窃夺国民党党权，而且公开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并将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煽变成“共产暴民运动”的中心。

蒋介石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进行革命，完全承认私有财产，而中共要共产，这是国共两党不同的最大区别。苏俄与中共决心要分裂国民党，就将此“任务”交给了汪精卫，他到武汉“俄国政府”当了“第一把手”。鲍罗廷公开说：“蒋介石同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cp（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蒋介石即义正辞严地指责他说：“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中共奉鲍罗廷的指示，制造各种流言蜚语说：蒋介石是军阀、独裁者，他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他已商人化，非打倒他不可。

2.“412反革命政变”的历史真相

中共在1927年4月5日决定，为夺取上海政权要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巴黎公社。决定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

在国民党中央一致决定“清党”后，4月12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这就是被中共恨之入骨的“4.12反革命政变”。4月13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集合持枪武装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九十多名中共叛乱武装人员当场被逮捕。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化名伍豪的中共领袖周恩来被捕后，因在两家大报发表“伍豪脱离共产党启示”而被开释。

3.中共特务渗透卧底无孔不入

中共公开政变夺权失败后，就利用特务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卧底。国共内战，国民党最后战败，中共特务提供的绝密情报起了关键作用。中华民国败退台湾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对中共特务渗透缺乏高度警惕及强有力的防范。中共从1921年7月到1949年10月1日“中共国”建立，中共派遣特务打入中华民国所有要害部门，这些特务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各个要害部门卧底，到处偷、骗、获取各种重要情报供给中共领导人。

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作战命令，他手下的司令长官还没有看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已经看到了。国府参谋本部高层同时潜伏3名共谍，彼此不知对方真实身份，却能不谋而合进行颠覆工作。

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曾痛心疾首地说：“没想到郭汝瑰竟是最大的共谍！”

郭汝瑰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1945年已升任国军中将，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国军的许多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郭了如指掌。1946年至1949年，郭与中共方面秘密会晤100多次，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战略情报。1949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指示，郭率万余人在四川宜宾投共。1997年郭汝瑰写下回忆录，提到蒋介石才是真正对日抗战，隐喻共产党并未真心抗战而是借机发展壮大，不久郭汝瑰就遭车祸在北京死亡。这本回忆录后来遭修改才出版。

中共特务韩练成是蒋介石身边隐藏时间最长的隐形将军，他在1930年救过蒋介石一命，所以得到蒋的格外信任和器重，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1947年1月，蒋介石正式制定“鲁南会战”和“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的作战方案，韩练成马上把整个作战计划密报中共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导致国军莱芜战役惨败。作为总统府参军处参军的韩练成建议蒋介石，以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为中心，吸住共军主力，再发动兵力围歼共军。这个情报送给了陈毅，结果张灵甫在孟良崮全军覆没。1949年，韩正式投共。

中共地下党员女特务沈安娜于1938年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蒋介石作报告时，她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上作速记。沈安娜经常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中央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国民政府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只要国民党政要召集重要会议，沈安娜就有可能在主席台的一侧就坐，埋头记下会上的全部发言，然后将速记底稿译成汉字，交给她的丈夫、中共地下党员华明之摘要、整编、密写，送交中共领导人。沈安娜在蒋介石身边潜伏10年。1949年4月，根据中共指示，沈安娜撤离南京。

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变成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曾偷偷跑进傅作义的卧室，用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机密拍摄下来，交给中共。傅作义的作战计划，还没向蒋介石汇报，就被阎又文泄露给毛泽东。《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的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甚至傅作义每天的思想动态，都被阎又文上报毛泽东。1949年1月，傅作义投共。

最重要的人生警示

兔死狗烹，中共地下党员下场都很惨！1949年前，中共为了夺取政权，有一个指导地下党斗争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想不到，1949年5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个处理地下党的16字秘密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16字方针的“降级安排”是先卡下来；“控制使用”是晾在一边或叫“靠边站”；“就地消化”是限制自由，从组织上断路，免得出省高就；“逐步淘汰”是慢慢来，时间较长。这16字方针是一套淘汰的策略手法，简言之就是“淘汰”，把地下党员当作敌人“窝里斗”，是用心狠毒的“卸磨杀驴”手段。

1949年前帮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中共特务，绝大多数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人被整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傅冬菊没有因为她曾说服父亲放弃抵抗，让中共没放一枪就“解放”了北平，立了特殊战功而能善终。相反的，2007年临终前的傅冬菊，已经卧床2年多，贫困交加，没有资格住公费的高干病房。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在中共里身居高位，却没人为她说句话改变一下处境，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曾经是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领导人潘汉年，是中共老一代的情报特工专家，曾担任中共中央特科及社会部等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情报生涯中，他曾先后与国民党、日本人及汪伪政权的情报特工部门进行过反复较量，里呼外应把触角伸向敌方高层，把重要战略情报源源发往延安总部，出生入死，为中共屡建奇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1955年内部肃反运动中，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亲自点名给潘汉年定性定罪，说他是“内奸”、“反革命”，因而被捕入狱。1963年1月他被判处15年徒刑。1970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直到1977年4月，病逝于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潘汉年被整整关押了二十多年。而因潘汉年“内奸”、“反革命”的罪名，还株连了一大批潘的密友和部下。

隐藏于台湾的“第五纵队”

民国时代，共产党渗透国民党各阶层，从国家元首蒋中正到著名将领身边都有中共特务的身影。这些特务深入各界，策反了国民党高官、将领，深度腐蚀国民政府，一直到中华民国沦陷。今天中共渗透台湾，同样是透过潜入台湾社会各阶层的五千名地下特务。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就职之后，中共官方不断释出“不统一就武统”的暗示，台湾部分政治人物、或媒体人不断唱和，助中共恐吓台湾人民。这种行为在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统称为地下党，或第五纵队。70年后，中共“卸磨杀驴”本性未改。无论是当初为党效力，默默潜伏多年的地下队伍，或是国共内战时向解放军投诚的国民军，或是在济州岛选择回大陆的韩战战俘，他们的下场时常叫人唏嘘。对今天潜伏在台湾和世界各地的中共特务来说，这些对“祖国”忠心耿耿，不惜以伪装生活工作十多年的人殷鉴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