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欧洲的法国，是如何把越南从清朝手中抢走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宗藩关系”中，朝鲜、越南和琉球曾经是与中原王朝关系最为紧密、忠诚度最高的三个藩属国。

　　日本对朝鲜和琉球的侵略，对近代史稍有了解的国人都不会陌生。但对于法国是如何抢走越南的，却少有人能讲得清楚。

　　那么，远在欧洲的法国，究竟是怎样远涉重洋而来、并一步步将越南据为己有的呢？

“急先锋”竟是传教士

　　越南古称安南，旧分为南、北两圻。平定以南十省为南圻，河靖以北十六省为北圻，北圻亦被当时西方称为“东京”。自嘉庆八年（1803年），清仁宗以“越南”赐为国号后，越南便一直与清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藩属关系。

　　清帝对越王拥有废立之权，每一位越王即位须由清帝册封，越南对大清两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清军还多次应邀入越，助越方平定国内变乱，但却从不干涉越南内政，也不索取报酬。中越宗藩关系与中朝宗藩关系一起，构成以大清为核心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

　　然而工业革命后，世界局势风云突变。西方各列强为争夺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开始了疯狂的殖民扩张。18世纪中叶，英法两大国在印度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后法国败北。但高卢人并不甘心，很快把目光瞄向了临近印度的越南。

清朝属国安南国（今越南）官员，服饰沿袭明朝汉服

　　早在17世纪晚期，就有法国传教士以布教为名进入越南。由于越南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传教士们通过宣扬“博爱”以及乐善好施、治病救人等手段，很快在越南的社会中打开了市场。

　　1761年，随着法国调整海外殖民政策、将越南作为下一个征服目标，一向作为法国殖民侵略“急先锋”的驻越传教士（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作为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借口的“马神甫事件”，其主人公马赖便是传教士，可见法国以传教士作为侵略探路者是有传统的）纷纷活跃起来。

　　他们或搜集情报，或发展间谍，或征集物资，并利用各种关系网打探越南上层消息，为法国全面介入越南寻找机会。

阮福映（又作阮福暎 ，1762－1820） 

机会终于来了

　　就在法国人一门心思为侵越做准备时，一个“天赐良机”摆在了他们面前。

　　1777年，越南发生内乱，国王被杀，王子阮福映逃至西贡（今胡志明市），被法国传教士百多禄藏匿。百多禄向阮福映建议到法国向法王求援，以图复国。对于法国来说，这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于1787年10月在巴黎签订《法越凡尔赛条约》，法王路易十六允诺助阮福映复国、恢复王位，作为回报，越南将岘港租借（亦有资料称割让）给法国，并允许法国在此兴建港口设施、驻泊军舰，并在当地发展工商业、自由传教，其余国家不得染指。

　　但是，不久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政府无暇他顾。百多禄情急之下只得自己掏钱组建了一支雇佣兵部队帮助阮福映复国。看到法国的援助是口惠而实不至，阮福映只得转而向大清求助，并在清军的帮助下于1803年收复越南全境，改元嘉隆，建立阮氏王朝。

　　虽然《法越凡尔赛条约》成为一纸空文，但这部废约却成为越南引狼入室的导火线。到了19世纪60年代，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元气大伤且陷入内战泥潭，俨然无暇顾及越南的死活。

　　于是法国卷土重来，以所谓修改《法越凡尔赛条约》的名义，于1862年6月强迫越南签订《西贡条约》（史称第一次西贡条约），取得了通商、航行、传教等诸多特权。

　　此时的阮朝因朝政黑暗、土地兼并严重，加之赋税、徭役沉重，百姓穷困不堪，又多次与柬埔寨发生战争，故而国内大小起义不断，这在客观上给了法国可乘之机。法军遂以保护传教士和法侨安全为由，逐步蚕食、占领了整个南圻，其势力开始渗透至北圻乃至中国云南。

西贡条约 

中法博弈

　　1869年，云南爆发农民起义，提督马如龙为镇压义军，授权法商堵布益从越南境内走私军火。1873年11月，堵布益因走私被越方查扣，法总督杜白蕾认为这是吞并整个越南的大好机会，于是以营救堵布益为名，大举起兵北犯。

　　面对法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装备、训练等方面全面落后的越军自是无力抵抗。但关键时刻，刘永福率黑旗军如救星般杀到，大败法军。因当时法国尚未从普法战争惨败的阴影中走出，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法国无力向远东派出援军，而阮朝也急于求和，于是双方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法国承认越南享受完全独立的主权并从北圻撤军，但越南的外交政策需与法国保持一致，并承认法对越有保护权。

　　这个条约的内容自相矛盾，既有独立主权，又何来“保护权”？显然，法国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逐渐将越南从中国的宗藩体系中剥离，从而取中国而代之。

奕訢坐像（1872年左右，北京）

　　1875年，法国将《第二次西贡条约》内容通报清总理衙门，并依条约要求清军不得进入越南，遭到清朝强烈反对。鉴于越南对于清朝西南国防的重要意义，恭亲王奕䜣照会法驻华公使罗淑亚，重申中国对越主权。因法国国力未复，法方不得不暂时收敛。

　　到1880年，随着法国摆脱经济危机且大清正与沙俄就伊犁问题争执不下，感觉底气已足的法国照会总理衙门，表示法国将按照《第二次西贡条约》依法履行对越南的保护义务。清廷此时不欲在与俄国对峙时再惹怒法国，只得承认法对越有保护权，但仍不放弃对越主权。

　　1881年9月，处理完对俄谈判事宜的曾纪泽来到巴黎，与法方交涉，声明越南为大清属国，任何对越条约如无大清允许皆无效。双方因争执不休，进展不大。

曾纪泽（1839年12月7日-1890年4月12日）

　　就在这时，越南局势遽变。法将李维业率军在进攻黑旗军时，突入中越边界。深感事态严重的清廷只能下令备战，命清军进入北圻，但又要求不能“衅自我出”。

　　1882年底，清廷命李鸿章全权负责与法交涉事宜。双方经多轮谈判，议定由中、法分别驻军北、南圻，共同保护越南，开放云南边境进行通商，将黑旗军调回国内，但对于究竟是大清继续对越行使宗主权，还是法国成为越保护国这一关键，双方却不置可否，这就为后来的中法战争埋下了祸根。

中法战争 

大清乘胜求和，法国独占越南

　　对于这样一纸协定，中、法双方均不满意。此时，法国内阁换届，强硬派茹费理上台，法军于1883年3月攻占红河入海口南定，使越南局势骤然紧张。清廷不得已，遂调湘淮军精锐入越参战，并公开支持黑旗军。

　　然而由于清廷被动应对、无所准备，清军一败再败，山西、北宁、太原、兴化接连失守。1884年4月，慈禧以清军失利为借口，对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面更换，是为“甲申易枢”。可是，此次政治变革并未对战局产生任何影响，清军依旧连战连败。清廷无奈，只得再令李鸿章与法方斡旋。

　　几番唇枪舌剑之后，清廷与法达成五条简约，法国允诺军队不越过中越边界，不索要战争赔款，清军从北圻撤军，开放云南边境通商，中方承认法越条约有效。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有人指责中法五条简约系李鸿章卖清求荣，说句实在的，仗打成这个样子，你让老李拿什么去和人家据理力争？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国认为自己已在战场上稳操胜券，大清必将彻底屈服，这则简约索要的利益太少，于是没有接受。

　　不久后北黎事件爆发，双方终止交涉。此后清军一路败退，丢失了在越全部阵地、撤入镇南关。感到大势已去的清廷只得请英国出面调停，并表示愿意在简约的基础上继续与法和谈。茹费理内阁本不欲恢复和谈，但在英国代表金登干的斡旋下，最后表示可以在清军全部撤出北圻并答应割地、赔款的情况下先停战，再商议和约具体内容。

　　谁也没想到的是，战局瞬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清军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取得镇南关大捷，收复多处失地，黑旗军也趁机出击，大败法军，法军溃不成军，茹费理内阁竟因此倒台。早就无心再战的清廷见此形势，决定“乘胜求和”，遂与法方最终签订《中法新约》。

　　尽管清廷利用战场取胜这一优势成功避免了割地赔款，却也使法国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独占越南、中越边境开关通商及享受贸易特权等权利。

　　由此，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宗藩外交体制宣告破产。

　　越南脱离大清宗藩体系，是中国边疆危机、外交危机的开始。从法国一步步入侵到最后独占越南的历程中不难看出，尽管早就认识到越南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但偌大的清廷却始终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应对方案。其所有举措，无不是在对手行动升级之后被迫采取的“临时抱佛脚”之法。而且，已经打开国门四十余年的大清，仍旧建立不了一个专业的近代化外交和国防机构。

　　总之，这个王朝已经腐朽透顶，它的覆灭已是为时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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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雷颐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2〕郭振铎、张笑梅 《越南通史》

〔3〕万永彬 《论法国传教士在阮福映统一越南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