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纽约时报》连续刊登了几篇李南央采访鲍彤的文章“鲍彤再看六四”。文中有不少新颖而有意思的观点，相信对如何看清“六四”很有助益。
邓小平和赵紫阳
鲍彤说，很多人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要镇压学生，是为了要保党、救党，但他认为，这是个误区，邓小平不是保党，而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他还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我赞同鲍彤的“六四”就是一场矛头对着赵紫阳的政变的说法，他的推理和证明颇具说服力。但是若说“六四”只是邓小平的个人谋划、个人决定和个人发动，我有异议。
无数“六四”文献证明，中共党内保守派元老陈云、李先念、宋任穷、余秋里、王震、姚依林、邓力群和李鹏等，对邓小平的镇压决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胡耀邦追悼会开始，一直到“六四”开枪，这些元老无一例外地怂恿、拥护和支持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对赵不满，跟邓小平有分歧，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这些元老站在保护一党专政的统一立场上，跟邓小平没有任何分歧。邓小平的政治底线就是他们的底线，他们对赵的各种指控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邓小平对赵的最大不满。
这些元老和邓小平在整个“六四”事件中配合默契。他们像邓小平一样，不喜欢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认为那是赵紫阳发动的。像邓小平一样，他们也怀疑赵紫阳是学生运动的黑手，他们指责学生“背后是有人在操纵”，直指赵紫阳“是个阴谋家”，目的是为了“打邓保赵”。
邓小平在赵紫阳下台的问题上，的确是经过精心算计的。这点我赞成鲍彤。这就像邓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耍了手腕一样（参见旧作：“八九学运期间，邓赵到底为何分道扬镳？”和“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辞职”）。邓小平的政治手腕在党内是有名的，有人统计：他的手腕使党内十多名高官下台。在中共权斗中，邓小平使用的政治手腕与文革中的毛泽东有得一拼。不同的是，毛砸碎了共产党的坛坛罐罐和共产党的制度和机构，跟随毛的只有几位亲信和近臣；而邓小平则动用了共产党内高层的保守派力量，及他们所代表的体制力量和国家机器，对赵紫阳进行全方位的围追堵截。
邓小平在搞掉赵的问题上，有相当的个人情绪在作祟。他疑心很重，胡耀邦赞成邓要早点退休的说法，邓就怀疑胡要取而代之。1988年社会上刮起一股“倒邓保赵”风，邓就怀疑赵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在他看来，赵反对“4･26”社论，向戈尔巴乔夫抛出邓的幕后作用及反对镇压，就是试图逼他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赵。邓对鲍彤的厌恶也是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猜测和怀疑。据张思之透露，导火索是电台广播了赵紫阳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一段谈话，据说，邓小平听播音时说，为什么赵紫阳这几句话的声音放得特别大，这一定是鲍彤给电台打的招呼，搞的小动作。
鉴于1988年的“倒邓保赵”风，邓小平早有搞下赵紫阳之心，这点我的看法不同于鲍彤。《李鹏日记》及杨继绳、吴伟等人的著作显示，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这也是邓和党内保守派元老的共识。邓小平之所以没有立即动手，只不过在寻找恰当的时机。胡耀邦追悼会给了邓小平天赐良机，邓小平下了最后的决心。这点很像1986年年底的学生反自由化运动给了邓小平搞掉胡耀邦的天赐良机一样。
我认为，邓小平搞掉赵紫阳既是为了保自己，也是为了保党，而当时的党内元老和邓沆瀣一气，共同发动了一场由邓主导的针对赵紫阳的政变。邓小平早有搞下赵紫阳之心，是“六四”给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假如没有“六四”，邓小平也会找机会把赵紫阳搞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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