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父亲：物理学史上失踪的第一个中国博士

　　李复几在波恩大学只学习了一年，便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时间是“光绪丙午季冬千九七年正月”（1907年1月）。经考证，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个物理学博士学位。

　　然而当他回到祖国，却很快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湮没无闻。

　　李正修决定寻找父亲。那一年，他82岁，距离父亲李复几病逝，已过了整整60年。 

　　2007年2月6日，82岁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离休干部李正修收到外甥姚辛从上海寄来的信，姚辛告诉舅舅，上海交大正在寻找“外公”的后人，并拟请家族老人们“讲故事”。这封信附了两页A4打印件，是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欧七斤助理研究员整理出来的《上海交大1901届校友李复几年谱资料》。 

　　从上海交大发来的两页资料和姚辛随后打来的电话中，李正修第一次得知，父亲在1907年成功挑战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勒纳关于光谱形成原因的火焰中心发射说，被授予波恩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来自上海交大和德国波恩大学的资料，完全超出了他对父亲的了解和记忆。 

　　在此之前，上海交大已经寻找李复几将近两年。而李复几的母校德国波恩大学寻找自己的学生已经二十多年。

李复几与叔叔李维格

01　波恩大学的“礼物”

　　1984年10月，德国总理科尔第一次访华，将关于李复几的几份文件作为礼物送给了北京大学：与他1907年博士论文同样小开本的单面复印本、他的照片、波恩大学签名纪念册。 

　　科尔10月10日在北大作的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学生留德早有良好的传统，早在19世纪末期，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有很多贵国年轻科学家到我国接受大学教育。波恩大学是首先颁授博士学位给一位中国公民的欧洲大学，他姓李名复几，博士论文题目为碱金属，该论文于1907年于波恩大学通过。我带来了该论文的复印本以及李先生的简历和离校证明书，请你们存档。” 

　　在科尔演讲的次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稿件中，都只刊出了前半段，后半段关于李复几的个案举例，中国报纸并未提及。因此，在1984年，中国读者依然不知道李复几这个名字。 

　　由于无人知道李复几的经历，这份档案在北大的档案馆静静地躺了23年。 

　　得知北大存有父亲的资料，李正修拿着介绍信，于2007年6月25日找到北大档案馆。 

　　北大收藏的这份档案中还有一张16开大小的中德文卡片，上书“德意志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于1984年10月7日至13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际赠与北京大学”。 

　　李正修把沉寂在北大的资料复印并寄给上海交大校史研究室的欧七斤，他附信说：“以上档案中没有北大外事人员的记载与说明，因此，不知北大校长接受这份复印件时说了什么，或对北大有关人员有何交代，档案馆的同志说，这样的材料事后就转到档案馆来了。” 

　　尽管寻找李复几是科尔为了中德文化交流的一时之需，但是波恩大学校史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汀·乔治多年来却一直在寻找李复几和他的后人。李正修致信克里斯汀，告诉他自己童年时对父亲的一点记忆。克里斯汀回复他：我很高兴读到了李复几儿子的来信，他是波恩大学最著名的外国校友之一。 

　　从1984至2007年的23年，成了李正修最大的遗憾，“要是早23年开始寻找，还会有一些认识我父亲的老人在世，还能保存下一些口述。现在，即便是在档案中找到点头绪，也无从追踪下去了”。“以前是想找也不敢找，虽然父母都不在了，我们也要和家庭划清界线。我们这种情况在解放后叫做‘社会关系复杂’，现在能找了，又晚了23年”。老人一说到这个问题，就习惯性地压低声音。        

1984年10月10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北大演讲时提及李复几

02　被埋没的上海交大校友

　　2005年5月10日，“中德世界物理年暨纪念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100周年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在会上放映了一部回顾中德学术交流的幻灯片，一位东方人的头像下，写着NanYang College（南洋公学）。核反应堆专业出身的校长谢绳武意识到这位留德学生与交大有关，立即起身，跑步赶到校史办公室。 

　　一会儿，谢绳武又跑回纪念会现场，他宣布了一个消息，纪录片中出现的那位东方青年，是南洋公学1901年的留学生李复几，他于1907年获得波恩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 

　　接下来的午餐会气氛格外活跃，中德双方定下了两年的约期——2007年李复几获得博士学位100周年之际，双方在上海交大举办纪念活动。

　　从此，交大校史研究中心的欧七斤，开始了对李复几生平的探寻。 

　　欧七斤从交大现存的南洋公学档案中查到，1901年，南洋公学中院毕业了6名学生，其中4名被公费送往英国留学，李复几（曾用名李福基，字泽民）考取总分第一。校方规定，李复几攻机械，胡振平、曾宗鉴专习政治，赵兴昌学商务。

1901年10月4日，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就李复几等四生赴英留学事宜复南洋公学代总理沈曾植

　　李复几进入芬斯伯里学院（Finsbury College），就读机械工程专业，后入伦敦机械工程师研究所实习1年，之后再入伦敦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04年毕业后前往德国迪塞尔多夫的汉尼尔理机器厂实习。 

　　在4年留英期限将满之时，李复几致函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表明自己想到德国学习自然科学之愿望和理由，盛宣怀以李复几“才品甚优，有志向学，自应展长学期方能造就成材，以备回华效用”，同意延期至1907年6月，年供经费180英镑。 

　　于是，1906年5月18日波恩大学艺术系自然科学专业迎来了一位中国学生，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大气中“氦”的发现者凯瑟尔，从事光谱学研究。他没有给自己取德国名字，而是用罗马字母注册了“LiFoKi”这个简单的发音。 

1906年5月18日李复几入波恩大学学习注册表

03　“屠龙之技”

　　李复几在波恩大学只学习了一年，便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时间是“光绪丙午季冬千九七年正月”（1907年1月）。经考证，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个物理学博士学位。 

　　李复几的博士论文，推翻了勒纳在1903、1905年提出并完善的“关于光谱形成原因的火焰中心发射说”，并完成了自己的“推验光浪新论”，是当时光学界最为前沿的一项课题。勒纳何许人？他在1905年因对于阴极射线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年，提出狭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想给勒纳做助手，被拒。多年后，成为希特勒物理顾问的勒纳出于种族歧视的原因对爱因斯坦进行过迫害。 

　　1907年，年方26岁的中国学生李复几对光学权威勒纳的挑战成功，无疑是当时物理学界的一大传奇。波恩大学认为李复几的论文非常优秀，将之评为“Idoneum”等级，这是一个在数学和物理学科都难得一见的好成绩。 

　　波恩大学对李复几的纪念，不仅在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为勒纳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在反思纳粹的德国，当时敢于挑战这样一位学术权威，自然是被母校称道的。 

　　李复几是怎样进入南洋公学的？他填的表中，与李维格（近代钢铁专家，汉阳铁厂的主要开拓者）是同乡，又同姓李，他们又有何关系？他出国前后情况如何？为何中国物理学史上没有关于李复几的记录？ 

　　华东师大夏东元教授对李维格生平做过研究，听说交大在找李维格的资料，便给欧七斤提供了一本《李维格的理想与事业》。在书中，找到了年轻的李复几身着西装与李维格的合影。所以，欧七斤把寻找李复几的线索，锁定在他与李维格的关系上，毕竟，李维格的资料更多一些。 

　　具有改良思想的李维格是东吴大学校董，留英回国，曾主持上海《时务报》翻译工作、担任湖南时务学堂西学总教习、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实业，历任汉阳铁厂总办、 汉冶萍公司经理等，是中国近代钢铁专家、翻译家。书中的图说显示，年轻人是他的侄子。 

　　通过夏东元提供的线索，欧七斤找到李维格的孙子李正名。李正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机化学及农药化学专家，他确认了李维格与李复几的叔侄关系，并告诉欧七斤一个重要线索：堂叔李复几1947年已过世，他回国后曾在上海交大、汉冶萍公司、自贡等地工作过；他还有几位儿女健在，女儿张微、李贝在上海，李岱在安徽；儿子李正修在北京。 

　　李复几留在交大方面的资料只有梗概：1907年夏秋之间李复几先在上海高昌庙江南船坞担任副工程师；1908年8月，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大前身）成立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电机专业——电机科，唐文治校长请李复几回母校担任电机科教员。李复几主持建立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电机实验室，他有过一位英国同事，叫麦斗门。电机科虽然沾了物理的边，本质上却是工科，李复几与麦斗门二人开了中国电气工程高等教育的先河，两年后，李复几又和美国同事谢尔屯主持建成了电机实验室。然而实业救国的年代需要工科，李复几的理论物理仍是“屠龙之技”。物理学在1910年代的中国，除了师范以外，毫无用处。想搞理论物理和基础研究更是天方夜谭。 

　　后来，李复几在复旦大学也有过教职，但时间都很短，李复几回国后的40年间，有37年忙碌在土木工程第一线。 

　　欧七斤一年多的工作、查实后的李复几简历——这两张纸成了李正修寻找父亲的起点。李正修的夫人王存俊说，以前我问他，你是怎么长大的，他都说“我是自己长大的”，现在82岁了，突然有了父亲的线索，他非得去找他爸爸。 

李复几博士论文原件封面

04　最早的寻访人

　　无论是上海交大寻找学生，还是李正修寻找父亲，都不例外地找到了中国物理学史权威戴念祖。他们找到戴念祖时得知，在中国，戴念祖才是第一个寻找李复几的人。 

　　戴念祖的寻找始于1990年代初，那时他在主编《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正从欧美各著名大学寻找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留下的有价值的论文。 

　　从波恩大学找到的一份论文显示，作者叫李复几，身份是物理学博士，年代是1907年——这一年，比中国物理学界此前公认的第一位博士李耀邦获得学位的时间，提早了7年。 

　　德国波鸿大学教授魏波渡也找过戴念祖，托他查询李复几回国后的情况，并寄赠了李复几的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上看，李复几在欧洲的7年间，在学术界内外都是一位活跃分子，担任过一连串职务。 

　　1993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出版时，已把李复几的论文收入其中。其中对李复几在物理学史上的评价如是：“勒纳于 1905 年因阴极射线的实验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的光谱理论在两年之后被李复几证伪。鉴于勒纳在本世纪初物理学界的影响，李复几的工作是有助于物理学发展的。物理学的发展是艰难曲折的，勒纳和李复几的光谱研究，表明在1913年玻尔提出原子能级之前光谱学理论曾经走过的探索之路。” 

　　然而，戴念祖也查不到李复几此后的踪影，1996年，戴念祖在《物理》杂志上撰文说：“也许他获博士学位回国了，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情与贫困落后，他未曾进入教育界，而真的起法号，入山为僧了；抑或没有回国，也未可知。” 

　　李正修问起自己父亲“出家”的出处时，戴念祖告诉他，在自己查到的李复几欧洲经历中，他是伦敦中国协会会员、伦敦中国联谊会会长、又曾任巴黎佛教俱乐部名誉主席、欧洲中国 Duc Tsch Tsih布道团志愿者，当时李复几不仅思想活跃，投身各种社会活动，对宗教如佛教、基督教都有研究。所以，他遍寻不到任何李复几回国的文字记载，便认为他有可能出家了。戴念祖曾投书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请他们帮助查找80多年前有没有一位叫李复几的方丈或住持，答复是，查无此人。 

　　戴念祖说：“物理这个词由日本传入中国那年，李复几正在准备出洋留学。此前，他只学过‘格物’。1900年以后，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才有了‘物理’课。等到他学成回国时，中国的物理学事业尚未起步。” 

　　1907年踏入中国海关，注定成为李复几人生的拐点，戴念祖找不到李复几，因为再无科学舞台供他起舞。即使是迟李复几7年的早期物理学博士李耀邦，回国后也改事宗教和商业。 

　　20世纪初实业救国的大潮淹没了对基础学科和理论科学的研究。 

　　但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仍然把他们当作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史的“起点”人物。吴大猷说：“这些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学术的发展总得有个起点。” 

　　“中国物理学真正起步，是在1925年叶企孙从哈佛回到清华之后。此时，李复几已在武汉当了多年的工程师。”戴念祖说：“叶企孙构架起来中国物理学未来框架时，李复几已无法回归物理学界了——1920年以后，人类迎来了第二次科学革命。在中国，吴有训带回了玻尔的量子力学、周培源带回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李复几的光学成就，也已被后人超越。”

中年李复几

05　寻找消失的父亲

　　离开物理学之后的工程师父亲，究竟还做了什么？2007年春季的几个月里，李正修不停地写信、誊清、寄挂号信，再把挂号信的存根粘贴在留底的信件上。最后留底信件按不同目的地，放入几只塑料袋存档，各袋中的信以邮寄时间先后为序排放。 

　　这些被留底的信件，分别写在一些稿纸上和老年心脑血管病药品说明书的背面。82岁的老年人，在离开父亲73年以后，开始寻觅父亲每次离家后的去向。 

　　父亲留给李正修的记忆全都是美好的。 

　　一位月薪500块大洋的总工程师，在繁华的苏州火车站附近安家，一幢花园别墅，花园里5个孩子各有一部机械玩具，可以骑行、可以相互推着跑。小儿子的推车是总工程师父亲亲手制作的。苏州生活美好而短暂，1935年父亲像往常一样结束休假，回到汉冶萍公司去工作，后来又转到自贡盐务局工作。这时9岁的李正修在上海上小学。

李复几的孩子们在花园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轰炸苏州火车站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李复几的家园。幸亏他带着大儿子到自己工作的盐都自贡去了，夫人带着另外几个孩子在上海。 

　　苏州的家在空袭中片瓦无存，李复几的藏书、书房门口堆积得小山似的精致雪茄盒子，孩子们骑着木制机械车飞跑的花园，都已不复存在，李复几从英国和德国带回来的两张学位证书，不知是不是也在这次轰炸中化为灰烬，总之，他的后人谁都没有见过。 

　　李正修决定写信给他记忆中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城市。 

　　2007年6月，武汉市档案局收到这样一封求助信：“辛亥革命后，一位工程师李福基受汉口海关税务监督丁士源的聘请，负责汉口城区的工程规划，李福基照以前的规划，又进行了实地勘测，写成一份《重建汉口商埠之计划》……”。李正修还向武汉档案局进一步提供线索，“辛亥革命后他曾任汉口工巡处总工程师、外交部（汉口）特派员工程秘书，以后在萍乡煤矿等处任职，1935年曾到汉口工巡处工作，其后去四川任盐务局工程师”。 

　　几乎与此同时，萍乡市档案局也收到与武汉市档案局内容相近的信，不同之处在于“我1926年出生在萍乡，我父亲上世纪20年代初就在萍乡矿工作，是萍乡矿总机器师，1924年是萍乡制造处处长”。一周后，来自萍乡档案局的公函，给李正修指出另一条寻找路径。 

　　“当时萍乡煤矿隶属于湖北的汉冶萍公司，像令尊这样的高层管理人员，其相关档案可能由公司直接管理。建议您可与保存了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湖北省档案馆联系”。 

　　与萍乡市的回复相似，武汉档案局也回复查不到他所需的档案。但是武汉市档案局又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李正修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查找。 

　　李正修开始了第二轮书信投递。 

　　与湖北省档案局的联系，使他意外地得到了父亲当年的手迹：《汉冶萍公司经理处卷：为李复几请资遣出洋考察事》。李复几用小楷写的这份报告，汇报了他新近为武汉建的几座桥梁完工——在萍乡煤矿担任制造处处长时，李复几承接了修建京汉铁路所需E40、E45桥梁共93座的庞大工程。为了这些桥梁，李复几与中外工程师争议十多次。 

　　完工之后，李复几提出要求“复几最不愿素餐，拟秉此无外工程之日作学问研究之行，盖欧美各国对于制造工程无不日新月异，大旨在乎缩短时间轻减成本，复几所学若不加切磋，焉免陈腐”。这份写于1923年1月20日的出国考察申请报告，并未获得批准。 

抗战时期的川康盐务管理局工厂

06　自贡的发现

2007年，李正修看到了孙明经的摄影集《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得知著名摄影家孙明经上世纪40年代曾拍遍自贡。李正修找到孙明经的儿子孙建三，在孙建三保存的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找了数天，无果而归。 

孙明经拍摄的自贡旧影

　　李复几从1936年至1947年一直在自贡，达11年之久，无论如何，李正修一定要在自贡找到答案。  

　　李正修发动兄妹几人向内寻找，谁还有与父亲相关的记载？2008年5月18日，妹妹李岱给他寄来了1978年部队外调她自己的材料。那年，海军某师肥东场站对申请入党的李岱进行外调，外调人员曾经到过她父亲李复几工作过的自贡。这些材料几十年来连李岱也没见过。 

曾在“伪川康盐务管理局场产科核价股”任股长的宋尚泽于1978年12月5日写下的证词中说：“李福基据我了解是在抗战伪盐务总局迁重庆时，任总局技术室工程师……常到铁工厂搞机器研究、制造工作，同一些技术室工程师研究和制造钢绳。李的政治面貌不清楚。平日不大与一般人接触，性格很孤僻。李死时生活很困难。” 

　　同一天，另一份来自戴钧的口述显示，李复几曾在自贡旭川中学（现自贡三中）教英语，性情古怪，学者模样。病逝时家里没钱，棺木是当地盐商余述怀等人捐的。这份口述中有一句对申请入党的李岱非常重要的话，“未听说过他参加反动组织”。 

　　一份由“自贡三中革命委员会”出示的1947年旭川中学图书管理员的钦天锡提供的证词说：“听说李福基是外省人，当过工程师，后来去职，生活无着，由校董介绍在旭川中学每周代英语课。”这是李正修第一次得知父亲曾在旭川中学代过英语课。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记忆中乐观开朗带着5个孩子到河中游泳的父亲、在留学时身影闪耀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父亲，到了晚年，却性格孤僻、生活无着。

　　把这些材料递给李岱的前领导朱站长还告诉李岱，在萍乡调查来的材料中说，李复几月薪500大洋，同情安源路矿工人，工人想发展为中共党员，他说我一大家子十几口人要养活，我要是出事了，他们怎么活？李复几没有加入中共，但是他给工人捐过款，工人给他起个外号叫“五百块”。另外，离开萍乡时，李复几被证明是“和我党两位同志一起走的”。

07　依旧模糊的踪迹

　　在往各地写信、收到一点线索或杳无回音中，李正修等到了2008年春天。此时，上海交大和波恩大学纪念李复几获得博士学位100年的纪念大会已经开过，李家捐献出李复几的博士论文和两枚私章，这是李家仅存的纪念。 

　　又过了一年，2009年4月14日，自贡市档案局吴志国致电李正修，档案馆查到李复几65卷档案，将用电邮把档案目录发给他。这是李正修寻找父亲两年来最大的一次收获。 

　　84岁的李正修在女儿李江和外甥女姚争平的陪伴下来到自贡档案馆，65卷泛黄的案卷堆在桌上，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与父亲相关的文字，从各种文白相间的繁体竖排公文中探寻父亲留在世上的印迹：抗战时期的自贡，物资难以运进来，很多盐井的钢缆锈蚀而没有新的缆绳更换。李复几设计发明了一种更加耐用的但最后是否被广泛使用，没有记载。 

　　所有档案都是关于李复几工作的，唯一一份有可能涉及生平的档案，很遗憾找不到附件，李复几被邀请去演讲，奇怪的是，另外三位的演讲题目都像是专业报告，只有李复几的题目是《本人历经》。 

　　附件丢失或只有存目的情况另有一件，时间为“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初三”的一份“自贡市政府三十四年1480号文件”显示，“转李工程师福基于美军将领参观盐场时陪同前往”，“密电”显示“自贡市政府准兵役部电美国高级将领最近将考察中国招兵情形，经指定该市为征兵示范区，请电该市市政府早为准备”。那么这次陪同美军考察的结果如何，考察了哪些地方？也没有附件。 

　　唯独一份文件的发现，使他心里很难受。那是一份1969年7月23日整理出来的“人物卡片”，同款两枚，上枚表明李福基是盐务局技术处土木工程师，下枚在性质上注明“反革命”，原属敌伪机关：财政部盐务总局技术处第二科；反动职务：科长。 

　　李正修认为这是一个“很、很”——他选择了“很不好”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迎头痛击，他专门询问了档案局这是怎么回事。被告知“文革”时都是这么写的，以后录入计算机时不会这么录。 

　　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的命运，在他的两所母校和子孙们多年奔走下，只隐隐地出现了一个轮廓。

　　他26岁时留在物理学史上的光焰，是波恩大学的骄傲，在这所学校里，李复几一直被当作“杰出外籍校友”来纪念。 

　　当他一脚踏进祖国，在这个尚不知光学为何物的地方，世界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一入海关即被抛之无形，并未能像盛宣怀所期望的那样“回华效用”。李复几靠他英国时期的工程学，在炮火相连的晚清、北洋、抗战时期，先后在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最大的盐业集团供职，置身中国工业近代化第一线。 

　　他的儿女们记得，父亲是总工程师，但在寥寥几份记载他的职称文件中，如果以时间为序，有总工程师、总机器师、工程师、技术员、英语教员。 

　　李复几病逝时66岁，为了多工作几年，在代课的中学里，他瞒报了5岁。 

　　一周十几节课，月薪220块，寄往孩子们上学的北京和上海。自己仅能糊口。 

　　65年前，听说父亲离世时，李正修正在燕京大学搞学生运动。不久后他被通缉，逃到解放区，带着“社会关系复杂”的家庭背景当了一辈子国家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