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挥之不去的皇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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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皇帝情结

　　评论家评价《水浒传》以其反贪官、不反皇帝为诟病。鲁迅就说，一部《水浒传》，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流氓的变迁》）

　　毛泽东也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这些意见都是把“想做皇帝”看做是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和高尚的政治品质，把“想做皇帝”看成一种了不起的进步思想。实际上，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各样人等争做皇帝的还少吗？梁启超说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书”，实际上，它也是一部各路“英雄好汉”争做皇帝史。许多人一造反起事，就奔着皇帝这个目标去了。甚至许多没有造反、不敢造反的人们在内心的隐蔽之处也有个做皇帝的梦。我们从历代嘲笑一些呆鸟痴汉幻想当皇帝的笑话之多就可以体会到想做皇帝在中国是个多么普通的事，这是与其他一些民族、国家不同的。

　　自秦始皇发明了“皇帝”这个词后，它在人们心目中就有着极崇高的地位，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中有各种各样的巧妙的称呼，以避免直接说到“皇帝”。皇帝的通称是“陛下”，皇帝自称为“朕”，专用的东西要加上“御”字，称之为“御用”，上阵打仗叫“御驾亲征”，如果打不过，逃跑了叫“蒙尘”、“巡狩”，死了叫“山陵崩”。无论官民，如果言语冒犯到皇帝，那也不能像今天一样说“海瑞骂皇帝”之类，在律条上还创造了一个词，称为“指斥乘舆”，也就是语言伤及皇帝的车子……都不敢明白地把这条“罪行'，说成是“指斥皇帝”。可是“皇帝”取得极尊崇的地位的同时，它也成为各个阶层的人们追逐的目标。秦末陈胜吴广起兵反秦，陈胜就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鼓励造反者，陈胜本人的目标就是做皇帝（这从他不尊奉楚国之后就可以得知）。项羽、刘邦看到秦始皇的威风和气派，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陈胜是贫雇农，项羽是没落贵族，刘邦是接近游民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想当皇帝，真是无师自通、不学而能。这种皇帝情结当然不只是他们三个人的，只要天下出现乱象，起兵争帝者便大有人在。东汉末，天下大乱，曹操以武力平定北方，他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即使天下无事之时，想做皇帝的野心家也不能说没有。

　　那些有可能逐鹿天下的人物有“帝王思想”，有“做皇帝”的野心，还是情有可原。可悲的是那些生活中的失落者，或是因为痴呆愚昧，或是由于狂妄无知，或是被他人利用也会生出“做皇帝”的幻想。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第八十回就写一个算命的骗子，为了从一个富翁那里骗钱，谎称他的女儿有正宫娘娘的命，将来要嫁给皇帝。为了要圆上这个谎，骗子找了一个樵夫，说他将来要当皇帝，这个樵夫也自然而然地称孤道寡起来，以为自己真的是皇帝了，直到被抓起来为止。最近出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也写了一个关在狱中的”皇帝”曾应龙。这个人想“做皇帝”，犯了颠覆罪、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只判他无期徒刑。虽然因他性格乐观、服从管理，警察、犯人对他印象都不错，但是他的“做皇帝”的思想意识没有什么改变，仍然自称“真龙天子”，张口“朕”，闭口“口谕”，说自己过去是“顺应天命，回乡登基”，建国“大有”，可笑又可悲。听从事公安工作的人们说，解放以来像这样的人物并非绝无仅有，年年都要出几起类似的事件。都到21世纪了，帝制被推翻100年了，做皇帝的梦想仍然没有从许多人的头脑中退去。只要看一下荧屏银幕就可以感觉到，大辫子满台跑，满清入关后的10位皇帝轮流上，从创作者对他们的美化和观众对这些剧目的欢迎可见人们对于帝王威势的崇拜和羡慕。

　　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皇帝情结，而且至今还不能完全消退？因为在平民百姓看来，皇帝可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无限占有。这一点对于没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们特别重要，因为它几乎包括了人在世俗中的一切追求。如果不是皇帝，人们即使在物质上和精神得到了满足，随时都可能失去。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只有皇帝才能牢牢地保有这一切，人们的追求就定位在这个位置上。名义上的封建制度已经消失90多年了，可是它在许多人心中的地位还不能被取代，它的神圣的一面还没有完全消解。

　　另外，皇帝又有不神圣的一面。中国朝代的周期基本上是二三百年一变，在战乱之中，“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与日本天皇的“千年一系”不同，中国的皇帝像走马灯一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这一点上来说，皇帝又是平淡无奇、毫无神圣可言的。中国近两千年中，社会的垂直流动是很剧烈的，变动最大的就是最上层的皇室和最下层的游民。五代以来，确实有些游民做了皇帝，五代十国时期大多数的皇帝与国主是各色游民出身，以兵痞为多。在全社会看来，皇位不仅最被人们羡慕，而且只要自己荣膺“天命”，是有可能争取到的。所以大家才会有孙悟空所说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可能是不多见的。

　　《水浒传》——表达皇帝梦的障碍

　　宋代通俗文艺作品中，把描写强烈追求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直至“做皇帝”的作品称之为“发迹变泰”类。所谓“发迹变泰”类是指写下层社会人士（大多是游民）的皇帝梦的（或退而求其次，做达官贵人）作品。我们从中国人的“皇帝情结”的强烈来看，梦想“做皇帝”、武装起来“反皇帝”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品质，只要情势许可，或者主持者认为情势可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许多人都会这样干，但以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游民表现得最为积极。中国历史上最高权力实际传承方式只有两种，一是血缘，这从夏禹算起有四千年，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也有三千多年。另一个是打天下坐天下，这从陈涉、吴广、项羽、刘邦也有两千多年。特别是后一种是底层人物改变处境、觊觎皇位的唯一道路。既然粱山好汉是凭着朴刀杆棒闯天下，这本身就带有竟争皇帝宝座的意思，不在于主持者是否公开声明他想不想当皇帝。实际上《水浒传》中也有许多情节表达了江湖人对于皇权和大宋天子的挑战。当镇三山黄信押着囚车从清风山路过时，清风山寨主燕顺等人劫囚车，黄信亮出官方的招牌，燕顺等人道：“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便是赵官家驾过，也要三千贯买路钱。若是没有，且把公事人当在这里，待你取钱来赎。”这是直接点了当朝皇帝，宋江等人在酒店请酒保要与石勇换一换座位，当时两人尚不相识。石勇大怒，拍着卓子道：“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欺负老爷独自一个，要换座头！便是赵官家，老爷也鳖鸟不换。高则声，大脖子拳不认得你。”还高叫“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而且书中不止一次以不屑的口吻挑战当朝皇帝。戴宗带着宰相蔡京家信被梁山泊开的酒店用药药倒，醒了后他惊讶店主拆了蔡的信．店主朱贵笑道：“这封鸟书打什么不紧！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从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武装造反不管最终结局是什么，但只要走上了这一步就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挑战，就是“反皇帝”，几乎没有不反皇帝的自组织的武装，除非是在国难时期响应皇帝召唤的勤王之师。至于打不打到“东京去夺了鸟位”，那得看武装本身的力量和主持者的政策方针了。《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懂这个道理，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的“引言”一开始就说得清清楚楚，一百零八将降临人世，武装奋起，必然会“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因此这类直指国家社稷、皇帝的话头如“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搅扰得道君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是很多的。

　　当然梁山泊主持人没有公开说自己就要做皇帝，批评北宋皇帝荒淫无道就该取代的地方不多（但《水浒传》许多文学描写对徽宗是基本否定的），因为它自南宋时就已在社会上公开演出，南宋说北宋的故事，其忌讳一定很多，不可能正面大肆描写下层人士争相抢做北宋皇帝的故事，这是要触犯朝廷的律条的。因此书中虽然李逵说过让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晁盖去世后，李逵又鼓动宋江“做了大宋皇帝”（见第六十回，就是这两句话也不一定是宋代话本流传下来的，而是明代作者的笔墨）。作者对此还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李逵是个粗人，对现实问题没有合乎实际的考量，并不能代表水泊梁山的主流意见，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听众也能容忍，官方才不会计较。而宋江是梁山上的领导人，他要从梁山的全局和当时的情势考虑，没有想争皇帝做，但不等于他没有政治上的诉求。作者在故事安排上还让自宋代以来就被称作“铁天王”的晁盖早早归天，这在“石碣授天文”一节中说得清清楚楚“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以避免称孤道寡的嫌疑。

　　《水浒传》中的皇帝梦

　　《水浒》中一些特别讲义气（通俗地说就是肯花银子）、滥交江湖豪杰的人物都是有“异志”的。柴进是后周世宗柴荣裔孙，虽然表面上说宋太祖赵匡胤受禅于柴氏，但后朝对于前朝子孙即使不赶尽杀绝，也是防之又防。赵匡胤曾内定三条，就有“不杀柴氏子孙”，宋仁宗时又“令有司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与京主簿，如为班行者，即比类换文资，仍封崇义公，与河南府，郑州合入差遣，给公田十顷，专管勾陵庙。应缘祭飨礼料所须，皆从官给。如至知州资序，即别与差遣，却取以次近亲，令袭爵授官，永为定式”（《宋史·礼·宾礼四》）。直到宋徽宗时还特别强调赵匡胤帝位来自于柴家禅让，并重申对柴氏后裔的优待政策。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府曾上言：“‘周柴氏之后，乞自今诸房子孙令具生年月日注籍。’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0）从这些规定来看，柴进既“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自陈桥让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就要伺奉周室陵庙香火的，有封爵，有官给，还有一定差遣，不允许在家里一味逍遥。像柴进这样在家里“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还扬言在家里接待流放犯人，又与占山为王的梁山好汉交厚，这本身就是犯忌的行为。柴进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冒着风险干这些违法的事情干什么？虽然，喜好交游，“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是贵族、有钱人的美好品德，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是时尚。但在别人则可，在柴进则不可，因为他是逊位皇帝之后，在新朝里就要处处小心。吴越国之后钱惟演位至宰相，因被言官弹劾为“与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宰相当不成了。去世之后，朝廷议其谥号时还说“晚节率职自新，有惶惧可怜之意，取《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宋史本传》）。可见宋朝最高统治者虽然较历代统治者宽仁一些，但在帝位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也是不容含糊的。柴进这种广交天下边缘分子或说危险分子的做法是不是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其中是否包含着对曾经有过的帝位的怀恋？这些只有柴进自己知道，但官府要整柴进则一定会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朝廷、官府严格关注柴氏家族，柴氏家族子孙都要在开封府注籍。幸亏柴进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如果现实中真有此人，那是没有好下场的。《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赞》中都有“小旋风柴进”，但其中都没有写到他是后周柴氏之后。但后来的水浒故事的柴进逐渐演变成“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也在暗示着作者的皇帝情结。

　　宋代水浒的故事中，晁盖曾自称“铁天王”，也是智取生辰纲的主使人。《水浒传》中晁盖是东溪村的“富户”，“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他要干什么不是很明显吗？可以看出这些特别注重“义气”，广交天下豪杰的人们，实际上都是在暗地制造一种组织的力量。在专制社会里，只有政府才是有组织的力量，而平民百姓都是单个的人，政府可以随意压迫整治。一些人用钱财把有反抗力的人们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与政府对抗，其内心深处必定藏着强烈的政治诉求的，这一点江湖上的人们都了解。所以梁中书一派人由大名向汴京运送生辰纲，江湖人知道了便到东溪村来找晁盖，请他出头带领大家牟取这注大财。这说明江湖人对晁盖的认同、拥护和他在江湖上的领袖地位。不过这个“铁天王”有些生不逢辰，在金人铁蹄驰骋中原之时，老百姓还是把“赵官家”视为国家民族的代表，不能接受另一个“铁天王”来“乱天纲”了。

　　柴进没有自己拉杆子干事，只是支持了江湖上的边缘人；晁盖早死，盖棺论定也只是个山大王。《水浒传》中喜爱交接天下豪杰的人物中只有宋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上的诉求。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而且，家里还有地窨子，以备不时之需。梁山的第一把手是宋江，从他向往“招安”的政治方案中可见他的诉求是做宋朝的官吏，“封妻荫子，福祚绵长”。有些论者鄙视这种没有“大志”的诉求，认为想做皇帝才好。其实天下皇帝只有一个，在这座王朝大厦没有倒塌的征兆之时，这种取向是会受到统治者的全力反击的，成功的概率很小。与此相反，如果退而求其次，当自己有一定力量的时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这样成功率就很大。它往往只是皇帝一句话而已。无论要做皇帝或要做官，只是起事者审时度势做出一种抉择，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其目的都是为了发迹变泰。南北宋之交，武装造反的人们，待自己羽毛丰满之时，再投降朝廷做官是很普遍的事（详说见本书谈“招安”部分〕，所以当时老百姓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说。这种政治诉求倒不是游民所独有的，被迫揭竿而起的人们大约都有这种心态。不过如果考虑到《水浒传》的故事，最早是由江湖艺人这个游民群体创造的，他们是从游民的“变泰发迹”理解梁山好汉的政治诉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