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变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聚散是中共党史上一段语焉不详的插曲。毛泽东与贺子珍聚于1928年的井冈山，当时毛的发妻杨开慧还在湖南从事地下活动。毛此时抛弃冒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老婆与刚满十八岁、漂亮活泼的贺子珍结合，无论于革命原则还是个人道德，都属十恶不赦。三年后杨开慧被何键处死，毛即使知道，恐也无动于衷了。但数十年后，毛居然厚颜写下“我失骄杨”的诗句，作为其“深情”的见证，真是既做了婊子，又立了牌坊。

　　毛泽东与贺子珍散于1937年的延安。中共官方的说法是贺经过长征的磨难，特别是途中被迫将一个幼儿寄养他人，精神一度有些失常，后来自己要求去苏联治病，离开了延安。这么一来毛贺离异的帐就算在了国民党的头上。但经过长征“磨难”的女同志多矣，将孩子寄养掉也不在少数，为何独有年纪最轻、身体最好的贺子珍会精神不正常呢？这种精神失常难道与毛泽东没有关系吗？毛贺的离异的背景，实际上和当时在延安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另一个女性有关。以下是史沫特莱告诉斯诺、由斯诺后来转述的故事。虽然这两人都是中共官方所供奉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神龛中的大神，但这段故事在进香时是无论如何不会提及的。

　　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30年代中期就在上海和中共以及亲共的政界和文化界人士有来往，和鲁迅、宋庆龄等是朋友。原来她曾被中共列入邀请去延安、在国际上宣传中共的的美国记者人选，但后来考虑她的左派色彩过于浓厚，而改让当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的斯诺出了这个风头。史沫特莱失去了这个机会，自然有些不甘心。1936年冬她来到中共地下党十分活跃的西安（斯诺去延安时西安就是第一站），试探去延安的可能。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电厂将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大噪。

　　西安事变后，1937年一月，她应邀来到延安。中共对她不薄，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打算是采访，也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如果她像斯诺那样本分地采访和写作，那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部分原因就是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要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但从上海运来的有柠檬味的消毒水被很多村民当糖水喝掉了。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37年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但被中共拒绝了。她嚎淘大哭，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这个美国女人。

　　史沫特莱投身中国革命的热情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欣赏。他们虽然身处中国西北的黄土坡，但也景仰西方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而这是斯诺没有教他们的。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内战停止，但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延安有一段为时半年多的相对安定时期（即1937年上半年）。史沫特莱到延安后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亲自要史沫特莱教他们跳社交舞。他们告诉史沫特莱：在艰苦斗争之余，革命者需要休息和放松。为了开展工作，他们替她找来了一台旧留声机和一些西方音乐唱片。史沫特莱一开始不太相信这些穿着厚棉袄的农民革命家会合着维也纳小夜曲翩翩起舞，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三请诸葛亮，终于使她相信了他们的诚意。于是延安的窑洞里响起了30年后被批判为是靡靡之音的西方音乐，每天深夜史沫特莱都教舞教得筋疲力尽，觉得双脚好像被一个师的士兵踩过了。那年她已经四十四岁。

　　男女勾肩搭背在一起欢舞，固然让毛周朱等领导人和其他高级干部开颜，但却让他们的老婆怨恨起来。这些女性多半是经过长征的，到了延安后男多女少，奇货可居，加上丈夫的高位，日子本来过得称心如意。虽然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女性从北平和上海等大都市来到延安，吸引了一些老干部的目光，但这些学生丫头属于受教育的，一直被女红军大姐们压着一头。

　　而跳舞的风气一开，白天在“老大姐”们面前规规矩矩的女青年一个个在晚上和那些“姐夫”们跳得兴高采烈。女红军们开始还去光顾舞场，后来越看越窝心，便集体抵制起来。冤有头债有主，她们渐渐觉得是史沫特莱的存在给自己带来了威胁。毛泽东的老婆贺子珍就是她们当中对史沫特莱积怨最深的。

　　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教育、对婚姻和性关系态度开放的史沫特莱本来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既帮助男性革命家通过跳舞培养对妇女的绅士般的尊重，也给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妇女介绍进一种男女平等的娱乐形式，压根没想到会受到女革命家的反对。当她发现这些“大姐”们是害怕失去丈夫和地位时，便对她们回以轻蔑。不但如此，她还觉得这些女革命家是利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建立起了新的等级制度，压制刚参加革命的年轻女性，这使得崇奉平等并以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创造平等的她深恶痛绝。她认为贺子珍不但生活乏味，而且心胸狭窄，根本不配做革命领袖的妻子。她和贺子珍互不答理，彼此敌意极深。

　　贺子珍夜闯莉莉的窑洞

　　史沫特莱多次采访毛泽东和朱德，她的翻译是一个叫吴光苇（WU GUANGWEI）的女人，她年轻漂亮，刚离过婚，和史沫特莱一起工作后起了个英文名字叫莉莉(LILY）。她是史沫特莱的得力助手和舞场上的伙伴，也是“大姐”们怨恨的对象。她就住在史沫特莱隔壁的窑洞，很多高级干部都瞒着他们的老婆到她的窑洞里去聊天，很多时候莉莉要史茉特莱也在场。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扮演着西方社交场合下陪伴初出道的少女的年长妇女的角色。

　　毛泽东对莉莉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利用一切时间要她做翻译，而且教她写诗，时间一长莉莉也会和着毛诗的韵脚凑出几首诗。每到黄昏日落时分，毛就带着一个警卫来到史茉特莱的窑洞，就着米酒或茶吟诗作赋或是谈天说地。毛和史年龄相当，他对西方人的爱情生活十分感兴趣，经常问她西方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些爱情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史沫特莱后来告诉斯诺说：“他那种孩童般的幼稚好奇真是让人吃惊。”

　　史茉特莱渐渐觉得在莉莉为毛泽东做翻译时，毛的很多有关男女感情的话其实是在向莉莉传达着一种信息。有一天晚上，史茉特莱刚刚上床要休息，听见窑洞外面有脚步声，接著有人敲隔壁莉莉的房门。从说话的声音中史茉特莱知道这是毛泽东。她听见门开了又关上的声音。很快，从窑洞外面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史茉特莱听到莉莉的房门被猛地撞开，一个女人高声地在叫骂。史茉特莱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上外套就冲了出去。莉莉的窑洞里，毛泽东坐在桌边，仍然戴着军帽，穿着制服。贺子珍狂怒地用手电筒筒筒敲他的头，一面哭一面继续叫骂。毛泽东没有制止她，警卫不知所措地立正着站在门口。莉莉则背靠墙站着，被暴怒的贺子珍吓坏了，就像母老虎面前的小猫。

　　毛泽东终于发话了：“子珍，安静点，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只是在谈话。你在败坏一个共产党员的声誉，赶快回到你的窑洞去罢。”贺子珍突然止住了对毛泽东的叫骂，她扑向莉莉，骂道：“小资产阶级！舞场上的母狗！你大概和每个男人都睡过觉罢？你胆敢愚弄起主席来了！”然后她开始抓莉莉的脸和头发。

　　莉莉逃到史沫特莱的背后，于是贺子珍开始对史沫特莱发威了。“帝国主义者！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滚回你自己的窑洞去！”她开始用手电筒痛打史沫特莱。从小在密苏里就干过农活的史沫特莱奋起反击，一拳把贺子珍打翻。贺子珍躺在地上对着毛泽东哭道：“你还算是丈夫吗？你还算个人吗？你是不是个党员？我在你面前被这个帝国主义者打成这样了，你连吭都不吭一声？”毛泽东教训她道：“难道不是你先动手打她的吗？她保护自己是不错的。是你让我们大家觉得难堪。你的行为像个美国电影里有钱的坏女人。”然后毛泽东命令卫兵进来将老婆扶起来带出去，但贺子珍拒不服从，赖在地上。一个警卫弄不动她，毛泽东无奈只好另外再叫来两个警卫把她弄走。

　　三个女人都离开了延安

　　贺子珍大闹莉莉窑洞的事第二天传了开去，全城议论纷纷，毛泽东被迫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决定党员干部不许再议论这件事。史茉特莱被通知说她会受到保护，但她也不要和任何人再谈这件事。但贺子珍不干。她逢人就告莉莉和史沫特莱的状，还召集一些女红军商议对付史沫特莱和莉莉的办法，要把他们赶出延安，还要禁止跳舞。一场男女自由交往和保护婚姻之间的斗争展开了。

　　很多人还有这样的疑问：要是毛泽东连自己的老婆都管束不了，怎么领导中国革命？不久毛泽东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郑重地说：“我们答应过不要再谈那件令人尴尬的事，但我的老婆破坏了这个决定。现在城里到处是流言和诽谤，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我相信现在有必要反击造谣者。这次我要和子珍完全决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知道真相和我离婚的原因。所以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你可以公开为自己辩护。”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婚姻问题，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要由组织作出决定的。毛泽东要中央政治局批准他离婚，并要在有关文件中写上离婚的原因和背景，这样才不至于给他的权威造成损害。恰在此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延安全力应付事变，中央已经顾不上在毛泽东的婚姻问题上耗费时间，于是匆忙作出批准离婚的决定。贺子珍受到严厉批评，说其行为完全与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要求不符，必须接受政治教育，并且离开延安，前往苏联。莉莉虽然没有受到批评，但也被责令离开延安，随同丁玲的战地剧团到前线去。莉莉无辜受牵连，得到通知后哭了一场，在窑洞里焚了毛泽东送给自己的诗稿。

　　史沫特莱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但两个月后她也离开延安去了汉口。“大姐”们背后施加的压力显然起了作用。她知道朱德和周恩来对自己仍然是不错的，但毛泽东的态度却让她厌恶。尽管她和毛一度比较接近，但后来她这样概括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在延安，我在很多场合下见过毛泽东，有时在窑洞里，有时在其他地方。我起先觉得他的在场令人感觉很不舒服。要正视他的目光很困难，他常常用一种不着边际、毫无个性的话来回答问题。有时他甚至对问题不理不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他的权威和声望没有别人能与之相比，但他看上去对这一点并非很有自信。”史沫特莱的感觉还是敏锐的。虽然大权在握却反而感觉不安全，这是毛泽东成为领袖人物后日益恶化的心理病灶。

　　从毛贺婚变看中共党史，这是斯诺从史沫特莱那里听来后转述的故事。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她当时也是由史沫特莱介绍来到延安，写她的有关延安生活的短文集《红色尘埃》。但她和史沫特莱关系不佳。史沫特莱长她十岁，认为她政治幼稚，思想浮浅，对她的年轻漂亮怀有一点嫉妒。而海伦．斯诺则觉得她自负，虚荣，有点神经兮兮，属于典型的左派女知识份子性格。她在延安和那些男革命家的关系不如史沫特莱和他们那么密切，和康克清、邓颖超等倒常在一起。在有关跳舞和莉莉的问题上，她支持那些大姐们，反对自己的美国同行。但她们两人后来一起去汉口，在路上消释了前嫌，成了朋友。

　　从毛贺婚变的风波中，人们不难窥见被神圣化的所谓“延安作风”的另一面。在中共的“革命队伍”中，政治上的等级制、性别关系上的男性中心主义，都集中表现在领导人的特权上。那些号称要解放全中国妇女姐妹的“大姐”们自己被这个制度所压抑，反过来又建立了革命妇女内部的等级制，处处压着那些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女性，唯恐失去丈夫，从而失去地位。

　　这和她们口口声声要打翻的旧制度下妻妾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倒是有几分相似。一旦争风吃醋起来，这些“大姐”一样耍赖撒泼，只不过会给对手戴上“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类的政治帽子。由此可见这些政治概念在共产党那里本来也很难说有什么严格的内涵，只不过也是一种骂街和栽赃而已。

　　此外，毛泽东在这场风波中的处境也颇值得回味。作为一党领袖，夫妻失和要由政治局会议来干预，这对霸气十足的他来说决不会是一个愉快的记忆。贺子珍的放逐，莉莉的上前线，何尝不是对他的间接打击？可以想像，一向不信邪的毛氏自此憋了一口气，一旦日后和蓝苹生米煮成熟饭，他便不顾党内高层的反对，执意要和这个上海滩上的二流明星结合。这股蛮劲恐怕是其来有自的。而政治局却通过一个决议，不准蓝苹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亮相，更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只能“照顾”主席，充其量是个生活秘书。这就怪了：明明是老婆，却不准以老婆身份出现；明明参加了革命，却不准公开“革命”。

　　这种“革命队伍”奉行的是哪家封建伦理？这不和旧时代从良的风尘女子在大家庭里的地位差不多吗？难怪江青后来要口口声声说被压制了几十年。也难怪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整老同志时，先给江青解掉颈圈，把她放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苦大仇深。更难怪当初拍胸脯力保蓝苹的康生会在文革中被委以重任，因为他当初就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的婚姻战争中的战友。

　　而那些看不惯蓝苹的老同志，如彭德怀和贺龙，都被活活整死。从浅里说，最高领袖的家庭内部都有这么一笔孽债，这就注定了党内政治斗争会和个人恩怨难解难分，从而斗得死去活来。外人看得莫名其妙，当事人个个心中有数。往深里说，一个政党非要把家庭生活也政治化，让政治权力干预到人类生活最私密之处，甚至最高领袖也不例外，那人们还能指望这个政党当权后能把国事和家事分开，清明理智地治理好国家吗？

　　在此文完稿之时，看到陶铸造夫人曾志今年刚出版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这段话是曾志时隔半个世纪再写下来的，细节当然不能苛究其准确，但毛承认有史沫特莱的影响这应该是可信的。在此书发表前，中共正式文献（或回忆录）中从未如此披露过毛贺婚变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