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将领高敬亭：从肃反专家到自己含冤被杀

他在红军主力长征、与中央失去联系、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下, 重建红28军, 以不足千人的队伍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 组建起111个便衣队。三年游击战中, 与敌战斗数百次, 典型战例67个, 总计歼敌7.5万人, 牵制敌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 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 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惟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气得蒋介石撤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职务, 毛泽东称赞“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 很了不起。”

抗战爆发后, 他率部奔赴皖中和皖东, 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队, 在巢县打响新四军对日作战第一仗且首战告捷, 连蒋介石都致电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一年零四个月里, 他先后战斗90余次, 毙、伤敌2300余人, 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

他叫高敬亭, 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战略家、军事家, 我军高级将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曾制造冤案的高敬亭, 最终却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等罪名含冤被杀。

这到底是为什么?

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在土地革命时期, 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 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 致使红军内部出现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高敬亭于大别山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 在红28军中曾经主持过三次“肃反”运动。尽管那时张国焘已经离开鄂豫皖两年, 但“肃反”不仅一直没有停止, 反而更加剧烈, 甚至被高敬亭当作与作战同等重要的大事抓, 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如丢失一颗子弹、宣传标语写错了一个字、开会时没到会, 就可能被当成“反革命”, 致使一大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被错误杀害。

从长山冲突围出来、身负重伤的赤南第一路游击师政治委员高克文向高敬亭汇报战斗经过时说：“周世觉师长牺牲了！”高敬亭含泪听完, 突然喝道:“高克文, 你作战不力！”随即将高克文逮捕并“枪决”了。

246团政委徐成基曾在光山、罗山、新集交界一带破袭“九里十八寨”, 全歼守寨的地主武装, 解救几百名坐牢群众, 震动大别山。但当他到麻城三河口向高敬亭汇报请示工作时, 高敬亭竟从他的嘴中听出了“敌情”, 当即把他当作“肃反”对象, 撤销他的警卫员, 缴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枪, 责令他检查交代问题。徐成基知道高敬亭要杀害自己, 于是寻机逃出, 准备只身去另找革命队伍。结果在瓦夺庙被敌人围住, 他赤手空拳打死两个敌人后, 被敌人杀害。

82师师长林维先，是这支部队的一员骁将。高敬亭在皖西检查工作时, 根据自己的“肃反”“经验”, 向省委报告:“皖西工作一塌糊涂, 都是反革命在领导。”结果, 一批干部被错杀, 林维先也被打成“第三党骨干”, 在就要枪毙时, 82师全师官兵痛哭作保。高敬亭才免他一死, 罚他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

方永乐是82师师政委, 虽年仅19岁, 但在28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地位仅次于高敬亭。

1936年初, 高敬亭发现有人在他的饭碗里投毒, 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把炊事班战士全部处决。对方永乐的制止, 高敬亭不但不听, 还把方永乐打成“反革命”, 逼他写自供书。

此时, 一名叛徒领着敌103师忽然包围了红28军军部及主力。形势万分危急之际, 被关押的方永乐流泪对高敬亭说:“老高, 我是不是反革命, 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 你要枪毙我, 也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方永乐被放出牢房解开镣铐后, 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因敌军紧咬不放, 方永乐果断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政委冲出去!”自己带着少数战士掩护, 并站起身, 流着泪, 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 有意将自己暴露给敌兵, 结果身中数十弹牺牲。

听完方永乐赌气牺牲的经过, 高敬亭惊呆了, 他知道凭着方永乐机灵与枪法, 他肯定能逃脱敌军包围圈的。高敬亭亲自为方永乐换上新衣, 主持追悼会, 向天鸣枪志哀后, 内心的惭愧并没阻止他继续“肃反”。

陈毅在评价方永乐之死时曾经说过：“士可杀不可辱啊！”

由于高敬亭无休止的“肃反”, 而每次“肃反”又都是先“肃”干部和党员, 所以部队中长期流行一种“怕当官、怕入党”的心理, 高敬亭因而被暗地里讥讽为“肃反专家”。

祸起萧墙

高敬亭之死, 相对于日寇, 相对于国民党军来说, 简直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杀身之祸。

军事会议得罪王明。1937年12月, 高敬亭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时, 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的王明, 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 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 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 公然与中共中央“叫板”, 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当即抗辩：“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遭到王明严厉呵斥, 并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 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帽子。随后, 王明号召“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不仅让国民党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 还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其改造基层政权。虽然一年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身份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时,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得以纠正, 但高敬亭已经成为王明等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扩充部队开罪第五战区。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 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皖南, 国民党一面拖欠和克扣新四军4支队薪饷, 限制4支队发展；一面限令其向淮南铁路以东的狭小地带开拔, 妄图通过日寇“借刀杀人”。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明知国民党阴谋, 却委曲求全、一再迁就, 强令4支队无条件执行, 并提出“精兵主义”口号, 严格控制民众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则坚持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所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及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 在皖中创建根据地, 推行减租减息, 发动群众, 组织抗日, 自行恢复9团, 掀起“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参军热潮, 使4支队人数猛增到万余人。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列举“乱缴民枪、乱筹饷款”、“擅自招兵买马”、“在皖省横行骚扰”等7大罪状, 将之诬告至第五战区和新四军军部后, 项英斥责高敬亭“破坏兵役法”、“对党的扩大部队政策完全不执行”, 并向上报告:“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 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为3个团。”鉴于高敬亭坚持原则不以理睬, 第五战区对此耿耿于怀。

为皖中冒犯项英。1938年3月8日, 鄂豫皖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新四军4支队司令、政委的高敬亭率部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 歼灭了葛传江、刘孟乙等汉奸土顽武装, 打响对日作战第一枪。5月22日, 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 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 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1939年1月, 对4支队发展壮大极度不安的蒋介石, 亲自电令4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置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 必须反击, 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于不顾, 派人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达成“第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南段活动, 限三个月开拔完毕, 只留一部与军部联络”的协议。4月初, 项英又要求“军事上控制津浦淮南两条铁路”, 对国民党“行政上采取多方赞助”, 民运工作应“避免单独活动形式”, “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 否则使同盟者害怕”。批评高敬亭“你们只知道农民……这样搞会得罪地主, 使自己孤立的。”并多次向中央反映高敬亭“抗命不遵”, 拒不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4月中旬, 项英派人在李家圩召开会议, 指示4支队不再扩大部队, 全部撤往淮南路东, 淮南路西由国民党一七六师接管。因遭到高敬亭的强烈反对, 会议出现僵局, 最后决定等军长叶挺定夺。4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指明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 绝不是单纯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 批评了项英的错误主张。但项英对高敬亭的成见并没有因此改变。

事实证明, 4支队离开皖中地区, 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 国民党一七六师占领皖中, 舒城、桐城、庐江、金寨、潜山、霍山等县数以千计共产党员惨遭杀害。留守皖中与军部联络的部队, 在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部反复进攻下, 根本无法立足, 被迫转移皖东。1941年1月4日, 蒋介石甚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使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在泾县茂林, 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 弹尽粮绝, 除约2000人突围外, 大部分被俘或牺牲, 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 项英、周子昆被杀害, 周恩来为此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的题词。

惨遭杀害

1939年5月13日, 廖磊颠倒是非、混洧黑白, 向叶挺诬告高敬亭一大堆罪状。就在此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由高敬亭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 在率部攻打汉奸武装后将所缴获的钱财据为己有, 并于5月20日叛逃投降。突如其来的变化, 引起了各方对高敬亭的猜疑和不满, 也加快了对高敬亭问题处理的步伐。

6月20日, 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等罪名, 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电报：“拟枪决高敬亭。”国民党当局大喜过望, 他们曾经动用17万大军打了3年都没消灭了的高敬亭, 现在竟白白送来了人头！蒋介石立即回电新四军军部：“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随后, 高敬亭被通知前往肥东青龙厂褚老圩。从舒城出发时, 有人劝高敬亭提高警惕, 最好不要去。高敬亭坦荡地说：“俺心里没鬼, 俺要去。”

高敬亭刚到, 便被缴械并被投入牢房。在随后召开的连以上干部斗争大会上, 高敬亭被宣布犯有反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 (指王明) ;不服从命令, 对抗军部领导 (项英) ;擅自招兵买马；破坏统一战线等七条主要罪状。高敬亭一下子被激怒, “霍”地站起来：“这七条罪状, 大多数是无中生有的!说我反对党的领导,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 我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五次派人寻找都没有结果。但是, 我时刻牢记着党的教导, 按照红军的建军方针建设红28军, 建设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使广大官兵保持着人民军队的本色。那时, 国民党的大军不仅对我红28军残酷‘围剿’, 而且收买特务, 土匪、流氓, 悬赏万元捉拿我。在我几度身陷险境的情况下, 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多次以高官、重金利诱我, 我都毫不动摇, 坚持与国民党大军作斗争, 保卫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在接见郑位三、肖望东等同志时说：‘红28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 很了不起。’如果有人不相信, 可让郑位三、肖望东同志作证。大家想一想红28军在艰难困苦中奋战了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 难道这就是我反对党的领导吗?”“有人反映我不抗日, 有个人野心, 想当‘土皇帝’, 搞‘独立王国’, 这完全是对我的诬蔑！‘七七事变’之后, 我按照党中央关于‘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指示, 主动给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写信、谈判, 成功地签订了联合抗日的停战协议。这怎么能说我不抗日呢?双方停战后, 我们成立了四支队, 然后东进皖中打击日军, 多次战斗都获全胜。如果我有野心, 想当‘土皇帝’, 搞‘独立王国’, 绝不会来到大别山下打仗！更不会服从命令将红28军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我的主要问题是对王明、项英不够尊重, 顶撞了他们。另外, 迁就个别领导的意见, 致使杨克志、曹玉福两人叛逃, 影响极坏！四支队没有搞好, 原因很多, 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6月23日晚, 高敬亭被宣布死刑。高敬亭大声吼叫：“你们要枪杀我, 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我对死无所畏惧。我没有错, 我没有罪!历史将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你们要杀就杀！要斩就斩吧！”接着, 高敬亭给妻子留下了一封遗书：“玉清同志：已决定我24日上午8时处以死刑。我死后, 孩子你要呢, 就留着, 不要呢, 就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敬亭亲笔1939年6月23日。”

24日, 年仅32岁的高敬亭被押赴刑场。面对含冤被杀, 高敬亭大义凛然:“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 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是共产党员, 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说着立定, 端端正正地戴上军帽, 举手恭恭敬敬、庄重严肃地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一步一停地走向荒野……

高敬亭刚刚被执行完枪决, 中共中央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的电文也到了。电文称：“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 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调高敬亭去延安学习等“办法”实行“过渡”,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高敬亭罹难后, 项英等为“肃清高敬亭余毒”, 派出工作组进驻4支队, 使许多干部、战士受株连：有的被降职；有的被送皖南军部学习；有的被清洗；有百余人离队；主持西港冲后方工作的参谋王占元、连长沈查辉、号官郑, 警卫员常海等被处决。

毛泽东为此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 内战时期, 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 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 蒋岂有不准之理?”

在未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 借国民党之手杀自己高级将领, 在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怪事就这样出现了。

针对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中共中央提出了严厉批评。叶挺得知中央对高敬亭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 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其他主要当事人也作了严肃检讨, 主动承担责任, 真心悔恨。

中共中央对高敬亭之死一直难于忘怀。1943年, 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周骏鸣在延安党校看戏时, 毛泽东对他说：“周骏鸣, 高敬亭不枪毙, 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反映了毛泽东对高敬亭的怀念和反思。刘少奇也对周骏鸣说:“不让出大别山, 不是更好嘛, 有这块根据地, 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1975年12月14日, 毛泽东接到高敬亭的女儿高风英请求澄清父亲被害原因、作出结论的信后, 当即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经中央军委组织有关部门核查, 1977年4月27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肯定了高敬亭的功大于过的历史, 认为“将其处死是错误的”。1980年4月, 高敬亭陵墓被找到, 并在合肥市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10月, 国家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1985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见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儿高凤英时, 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 要向他学习。”1989年6月, 方毅副总理等主持召开了高敬亭遇害50周年纪念会。

附：安徽省公安厅刑侦处陈加胜文章《新四军将领高敬亭遭枪杀的史实过程》摘选：

1939年4月，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委员会上，叶挺军长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军长的意见，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见《新四军征途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5月9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赴舒城县高敬亭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到皖东地区。5月11日，叶挺军长主持召开第4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开了两天，主要是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4支队继续东进。经过动员，第4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可是，当部队开出几天后，高敬亭又出尔反尔，下令正在东进途中的第7团和第9团停止东进。第9团领导抵制了高的命令，并及时报告江北指挥部。然而，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投靠了国民党桂系部队。

“杨曹事件”的发生，对刚刚统一了思想、但还不够稳定的第4支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引起军心混乱。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觉得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们发动部队开展了“反杨、曹斗争”。杨克志和曹玉福曾是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就已犯了较严重的错误，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加上高敬亭在红军“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一些人，故在“反杨、曹斗争”中，部队对高敬亭逐渐有了不满情绪，也揭发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招见高敬亭，并采取了扣留审查的措施，同时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高敬亭第4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日决定改派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此后，对高敬亭由内部审查升级到公开批斗，在青龙厂褚家圩子连续召开批斗大会，高敬亭拒不认错。据原第4支队的林维先、戴季英、周骏呜、李世安、江岚、万海峰、汪少川、成均、李世焱、赵俊等一批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新四军回忆起草的《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记载：1939年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立煌（今金寨县），24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战区诬告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捏造了7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叶挺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后，即派第8团团长周骏呜去舒城县传达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导大队（即手枪团）开赴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高敬亭奉命率教导大队到合肥青龙厂时，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他说：“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军长，被叶军长的黄副官（黄序周，军部副官处处长）扣留关押，并将高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

接着，叶军长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说：“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此时赶到的戴季英又对李说：“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李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政委江岚和大队长李世安都分别讲了话，传达了叶军长的指示精神，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三天后，戴季英又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同志思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接着又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4支队的杜国平（原红四军第36团参谋长）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

6月21日至23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三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批斗高敬亭，邓子恢主持大会，并宣布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在会上一一否定，一条也不承认。高说：“红28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4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首长作了汇报。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

6月24日，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发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这年高敬亭仅32岁。处决后，叶军长还到立煌县向国民党第五战区作了汇报，逐上报到蒋介石。蒋介石很快复电：“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蒋介石这则电慰叶军长的消息，刊登在1939年9月29日《抗敌报》（江北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