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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首,为什么是韩愈?
www.creaders.net | 2022-05-29 19:42:05  国家人文历史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后人提起韩愈,多从其“古文运动”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百代文宗”的角度去谈。实际上,就“古文运动”而言,其滋生、发展、壮大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不对这一进程进行剖析,就不能理解韩愈对文学改良的意义何在,更不能理解他的努力对唐宋儒学复兴起到的重要作用。 

  古文运动的酝酿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两汉四百年的经学传统未能挽大厦于将倾,接踵而至的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更使得皇权威严扫地。嵇康壮烈成仁,以《广陵散》号召天下英雄效仿聂政刺侠累对抗司马昭,成为一曲绝响,这之后以酒逃避现实的二阮、刘伶,以黑色幽默姿态投身于污泥的王戎……都证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信仰已然崩塌、内心充满绝望。另一方面,崛起于两汉的士族豪强们,抓住机会攫取了巨大的权力,纷纷“由儒入玄”,以深奥难懂的玄学作为文化资本,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地位,这进一步加剧了儒学的衰落。

  同时,西晋末年北方陆沉,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外来僧人利用人们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以轮回之说吸引大量信众,至佛图澄的徒孙慧远创净土宗,声称只需赞叹供养弥陀一佛就可修行,极大地扩张了佛教的声势。到南北朝时期,就连社会高层也开始竞相学佛,其中最著名的梁武帝就精研佛典、广修佛寺,甚至极端到多次舍身出家。玄学、佛教的极大繁荣,客观表现出知识分子阶层自儒学信仰崩塌之后,思想世界走向消极化、内倾化的现象。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十八学士图》(局部),宋,(传)刘松年,绢本设色,纵44.5厘米,横182.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到了韩愈生活的唐代,学者们重道、释而轻儒术的思想格局彻底形成。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张果见明皇图》(局部),元,任仁发,绢本设色,纵41.5厘米,横107.3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天宝年间,伴随着张九龄罢相,玄宗先后选择薄于儒术、颇具吏能的李林甫、杨国忠等为相,《资治通鉴》中说李林甫“尤忌文学之士”,“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而势位逼己者,必百计去之”,这就导致天宝年间,文儒们集体陷入了困顿。天宝十四载(755),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逃窜四川,依附于玄宗的文儒阶层自然土崩瓦解,他们的古文思想一时间也陷入了低潮,时代等待着韩愈来接续他们的任务。 

  韩愈因何排佛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韩愈出生于一个多灾多难的士族家庭,此时距安史之乱结束才不到5年。回顾安史之乱的结束,处处都能体现出唐王朝的不得已。如其无法靠自身力量收复二都,只得“以纥治胡”,请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并纵容他们大肆剽掠;又如其无法彻底剿灭安史余部,只能姑息养奸,同意他们“分帅河北”,造成河朔三镇、昭义节度使等“各拥劲卒,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的割据局面。在长安内部,肃宗、代宗皇帝宠信宦官,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到德宗时,宦官掌管禁军神策军成为定制,专权之势不可逆转,穆宗以后9任皇帝,其中竟然有7人为宦官所立。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局面,使得皇帝有利用儒学重振皇权的需要,士大夫群体也有承担历史责任、中兴王朝的愿望,这客观上提供了儒学复兴的土壤。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字退之,768—824,河南河阳人

  在唐王朝走向衰朽的大背景下,韩愈的少年生活也颇为动荡。2岁时,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去世,只得由兄长韩会代为抚养,不料之后韩会又英年早逝,寡嫂郑氏带着年幼的他回乡奔丧,却不料又遇到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中原再次陷于战火,韩愈只好随郑氏避居江南宣州(今安徽宣城)。这段苦难生活给韩愈的精神世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得他对中兴大唐、重振家族有着强烈的愿望,这为他日后的崇儒倾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巧合的是,盛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萧颖士、李华等,当时也多因安史之乱的原因,避居在江淮一带,以文章名世的韩愈叔父韩云卿、兄长韩会与他们都有来往的记录,韩愈由此得到了进入这一文学圈的机会。

  历史选择了韩愈来接续萧、李未能完成的时代任务,以儒家道德和古文传统改良文学,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明皇幸蜀图》,明,(传)吴彬,纸本设色,纵112厘米,横65厘米,现藏天津博物馆

  具体而言,唐代儒学真正的复兴,始于对安史之乱原因的反思。于天宝年间的文儒阶层而言,其多出身于公卿豪门,在思想上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他们中的一批人,将肇乱之因系于科举制度导致的基层空虚,无疑是魏晋以来以礼学维护士族地位的老调重弹,意义不大。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在安史之乱中,士大夫们毫无儒家道德所要求的忠诚与气节,苟且自保,为贼所污的贰臣半于天下。甚至许多人在伪燕(安禄山建立的伪政权)附逆为官后,又声称自己是为贼人逼迫,混过朝廷审查,摇身一变重新在唐为官。乱平之后,萧颖士在《登故宜城赋》中宣告,文儒内部已经意识到当时深刻的道德危机。由此出发,他们开始对开元、天宝年间轰轰烈烈的“以礼为治”运动进行了全面反思,普遍转向汉儒“以德化民”的思路,开始格外强调儒学的道德属性。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如何拯救世风、重新找到中国人的精神归宿,成为韩愈最为关切的元问题。对他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儒学的缺位。

  自唐以来,道教、佛教之间,儒学、佛教之间,都有着漫长的论辩史,这表现出佛教作为外来思想,与本土的文化产生了不少冲突,并且逐渐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对中国本土思想的主体性造成了严重冲击。

  面对这一问题,韩愈创造性地实现了儒家的心性论转向,得以突破当时“内外之分”的思维定式,在“内典”层面与佛教相抗衡。宋人张舜民在《韩愈上下篇》中记载:“昔张籍尝讽愈排释、老不如著书,愈亦尝以书反复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籍激而作之也。”在张籍等人的鼓励之下,韩愈创作出其散文中最重要的五《原》,即《原道》 《原性》 《原毁》 《原人》 《原鬼》,其中最重要的《原道》 《原性》二篇,标志着儒家开始心性论转向的开始。

  在《原道》篇中,韩愈论述道:“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韩愈回顾了之前的思想史发展,认为发源于儒家的“道德仁义”,也已被杨、墨、老、佛所僭,儒家反而丧失了概念的定义权。由此,他在文中振聋发聩地提出: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这几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重大,其价值在于韩愈重新发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所谓“博爱之谓仁”,不是墨家式的“爱无差等”“兼相爱”,而要用“行而宜之”的“义”节制约束,沿着“仁”的方向行进就是“道”,最终达成“足乎己而无待于外”的至高境界 “德”。可以看出,在《原道》篇中,已经出现了后世程朱理学“仁包四德”思想的雏形,“仁”是统御一切的精神核心,“义”是它的分寸和界限,“道”是实践它的方法论,“德”则是沿着这条路达成的终极目标。在这个最终目标中,韩愈特地指出要“足乎己而无待于外”,强调以儒家的仁义之道是可以使人不假外求而安顿内心的。这么一来,儒学就可以打通内外,贯通表里,与佛教、道教相抗衡了。

  客观而言,韩愈的心性论、人性论思想,还较为粗疏、原始,到了宋儒那里,对他的批评就逐渐多了起来。如《朱子语类》中朱熹评价其“博爱谓之仁”:“说得却差”,认为以博爱解释仁过于浅薄,只是“大体规模极分明”,认为其不深入的原因是“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见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说他的理论是“无头学问”,但宋儒精深幽微的理学理论,正是沿着韩愈开辟的道路产生的,他的开创之功不容抹杀。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宋刻本《昌黎先生集》,现藏国家典籍博物馆

  除了思想层面,就韩愈亲眼所见,当时佛、老之学对于国家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破坏。寺庙占据良田、藏匿人口、逃避赋税,逐渐成为中晚唐难以解决的痼疾,最终引发了晚唐时期武宗灭佛。据《旧唐书·武宗纪》载,会昌年间共计“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从这些数字可见当时佛教对经济的损害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关于韩愈排佛的功绩,除开创心性论之外,最有名的当然是其上《论佛骨表》被贬官一事。当时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的指骨一节,塔三十年一开。中兴大唐的唐宪宗十分青睐佛教,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恰逢开塔,宪宗皇帝就派遣使者前往法门寺迎佛骨。当时好佛的王公贵族“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狂信佛教的百姓们甚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这引发了韩愈的极度警惕,他不顾个人安危,写成雄文《论佛骨表》,上书劝谏。在表文中,他历数佛教未传入前,古之帝王长寿者多,东汉之后佛教传入,短寿者众,乃至于梁武帝虔诚事佛,最终“饿死台城,国亦寻灭”,言辞十分激烈。被触怒的宪宗皇帝一度想要处死韩愈,在裴度、崔群奔走营救之下,韩愈最终被远贬为潮州刺史。这表现出韩愈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凛然气概,满朝都迎合皇帝盲信佛教,只有他敢于清醒地表达反对。清人梁章钜《退庵随笔》赞韩愈云:“韩文公胆气最大,当时老子是皇帝祖宗,和尚是国师,韩公一无顾忌,唾骂无所不至,其气意压得他下。”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广东省潮州市韩文公祠。韩愈上《论佛骨表》后,被触怒的宪宗皇帝一度想要处死韩愈,在裴度、崔群奔走营救之下才被远贬潮州,后又移为袁州刺史

  就算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韩愈上《论佛骨表》也是最具戏剧性、话题性的事件之一,其个性之张扬、人格之伟岸,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在某种程度上不断提醒后人注意“事佛有害”,真正接近了“排佛”的目的。虽然韩愈的心性论思想不如后世宋儒精深,但就排佛的功绩而言,宋儒却无法望其项背。 

  “道统说”与“师道运动”

  对于儒学的复兴,韩愈另一项伟大的贡献,在于重新发明儒家道统。所谓“道统”,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在《孟子》末章中找到这种思想的起点。

  从尧舜至于孔子,孟子得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结论,试图为儒家构建出一套清晰、完整的传承谱系,从而构建其合法性和根源性。到了汉代,儒学依然体现出重师承、讲家法的特点,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许多经典的传承都有明显脉络。但到了唐代,士子却变得多有学而无承了,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儒家自汉末以来的衰落导致了传承的断裂,西晋永嘉之乱又导致大量文献的散佚,到东晋时居然要广征经籍恢复传承,如豫章内史梅赜献《尚书》,这其中就有伪古文二十五篇。经典散佚窜乱背后,也必然有师承谱系的断裂。

  儒家学术谱系断裂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释、道二家竞相通过构建新的传承谱系,将孔子随意指认为老子、佛陀的弟子,从而将儒家思想矮化为释、道二家的附庸,世风之下,儒生们也不自信起来,甚至开始自我矮化。

  与“道统说”相呼应的是安史之乱后的“师道运动”。经历变乱的儒家学者们,在严重的危机感驱使下,开始逐渐不满足于章句之学,希望能发挥儒学救世的作用,故而很多学者开始模仿汉儒,重新收徒授业,主动开始了重建师承关系的运动。在这种风气下,韩愈主动地发现、引荐人才,他与孟郊、张籍、李翱等人相友善,又曾为牛僧孺、李贺等士子鼓吹奔走。《唐摭言》记载,贞元十八年(802)的科举考试,权德舆、陆傪为主考官,韩愈向陆傪推荐李绅等10名士子,当年即有4人登第,剩余6人也在5年内先后取得功名,从中可见韩愈在提携后进上的不懈努力。由此,在韩愈周围逐渐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韩门弟子”群体,这对于扩大其思想的影响力助益颇多。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明万历刻本《昌黎先生文集·师说》

  在理论方面,明确地将“师”与“道”结合起来的,韩愈也是第一人,其名篇《师说》即表明了他心目中的新型师徒关系。

  首先,在韩愈笔下,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专门强调自己所言之师并非“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童子之师”,而是教授儒家之道、接续道统的精神导师,所培养的人也是具有现实关切、刚健进取的明道者;其次,他所勾勒出的师徒关系也迥异于汉儒,不以年齿、地位论师徒,收徒不为了培植门人增加权势,拜师也不是为了经营人脉获取地位,而是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纯粹地以是否明道作为标准;最后,这种新型师徒关系之下,士大夫获得了接续儒家传统的精神领袖地位,以“道”作为其独立于权势荣利的心灵归宿,这无疑也对知识分子养成刚健进取的独立人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西安市大雁塔广场的韩愈雕像

  名为复古,实为创新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运动在文学实践上的具体体现,从盛唐文儒到韩愈,凡倡导写作古文者,实则都是在借古文的形式复兴儒家,从萧、李等人的刻板拟古到韩愈“辞必己出”,其背后逐渐显明的大趋势,是礼学的退场与心性论、道统观的提出。

  自汉魏六朝以来,伴随着文学的发展,各种诗体、文体的功用也逐渐确定。如就骈文、散文之分,人们在议论、抒情时多用讲究排偶、声韵优美的骈文,叙事时则多用句式不拘的散文,其功用早已稳定。如传统唐初修史,史传部分皆用散体,篇尾的论赞部分则多用骈体。在文学史上,专门化、精细化的代价往往是形式主义,若六朝骈文,写得声韵优美、极尽华丽,形式上无可指摘,但就其承载的思想内容而言,却往往极为贫瘠。在此背景下,唐代古文家们推崇写作古文,自然是受到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却是汉以前的古文才是真正承载了深刻内容思想的,能够“文以载道”;而到了魏晋以后,文体形式逐渐僭越了文本内容,不仅不能“明道”,反而沦为了浮华、无聊的文字游戏,使得人心越来越虚浮鄙薄。

  从这个准则来看,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但这实际上是不符合他们的创作规律的。如就韩愈而言,其传世318篇文章中,骈体居然就有62篇之多,占了总数19.5%左右,至于骈散夹杂的文本就更多了。由此可见,韩愈并不反对写骈文,反而对此道颇为精通,他所反对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割裂,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骈体能做到“文道合一”,他自然不会有所顾忌。

  但总体来说,还是散文更加适合表达思想感情,故而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打破之前形成的许多问题规则,因地制宜、破体写作,按照内容的需要灵活选择适当的文体。譬如之前习惯使用骈体的碑志、赠序、颂文、祭文等体裁,到了韩愈手中则变化横生、妙用无穷。如其作《伯夷颂》,纯用散体创作,短小精悍却激昂峻拔,若以骈体出之,必然显得累赘;又如《祭十二郎文》,不拘泥格式,情至而文生,一气自然流露,写得满纸血泪、无限凄切,若处处斟酌句式,恐怕就难以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了。如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论:“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能根据文本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行文策略,这才是韩愈的高明之处。

韩愈为什么能当“唐宋八大家”之首?

石鼓七贤雕塑,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明永乐年间,衡阳知府重建书舍,为韩愈、张栻建祠,其后又加入朱熹、周敦颐、李宽、李士真、黄干,合称石鼓七贤

  从另一方面看,骈文的写作倾向是精英化的,六朝至唐的各种辞赋,缺乏文学修养的普通人是很难读懂的。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就认为,佛教原典都是入韵可颂、朗朗上口的,鸠摩罗什入中国,翻译佛经之时要组织译场,对译文反复整理润色,但依旧不能尽如人意。到唐代禅宗兴起后,以日常白话写作的语录体、讲求韵律的偈颂日渐流行。如禅宗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达摩是老躁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粪汉”等名段,都是用日常语言表现复杂的宗教思想,就算不识字的百姓也能心有所感,自然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韩愈要排佛,自然也希望能从这个角度得到突破,这就导致他必然会选择更朗朗上口的形式进行写作,使得更多人能读懂他的思想。如《原道》的结尾,在谈到如何对待佛教时,韩愈说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即让和尚还俗,焚烧佛经、佛寺,从内容上讲,显得情绪激烈,从形式上讲,三字句的节奏也可让人过目成诵,这无疑是更便于传播的。到了宋代,学者们便更加有意地使用这些便于传播的形式了,如朱熹写《朱子语类》,都是日常的大白话,几乎可以当古代的微博、朋友圈来看了。

  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指的是韩愈勇于打破时文规范,重建了适合表达思想的文风,名为复古,实为创新;“道济天下之溺”则指他通过古文传达出的儒家思想能够医治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挽救天下之危亡。虽然韩愈并没能挽救大唐逐渐衰败的命运,但他的努力却启迪了之后的宋代学风,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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