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里最奇葩的“中将加上将”，是怎样一种军衔

老蒋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兵多将广”（就数量而言），不仅兵力众多达数百万之众（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时达到430万以上），就连将官数量也是极其庞大（解放战争时期光是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将官就超过1000人）。

因此当时就有“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的戏称，不仅军统（保密局）特务们一堆中将局长、少将站长之类的满天飞，就连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上海滩黑帮大亨，也能被老蒋封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耀武扬威。

而与中将、少将泛滥成灾相对应的，是国民党对于上将军衔的授予却是慎之又慎，有极为严格的人数限制，以致于像杜聿明、王耀武这样深受老蒋宠信的黄埔系嫡系将领，尽管后来都成为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阶指挥官，但在军衔上也只能在中将的位子上停滞不前。

但有意思的是，在上将和中将之间，老蒋却设置了一种名为“中将加上将军衔”的奇特军衔，放眼古今中外，恐怕是仅此一家而已，也算是老蒋的一大发明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图（1917-1918）

源起：国民政府对于上将军衔人数的严格限制与把关

北洋军阀时期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军衔制度极不正规，手上有个几千人就敢自称司令，自封上将者更是多如牛毛。后来，国民政府为了改革这一现象，于是决定重整军衔制度，规定所有军衔的授予、晋升均由军事委员会铨叙部（其实就是主管组织人事的部门，目前台湾地区依然沿用这一称呼）统一负责，严格晋衔制度。

其中又对上将军衔的人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把关。1935年，国民党军队在授衔时将上将划分三个等级，分别是特级、一级、二级。其中特级上将仅一个名额，不用说都是老蒋独有的。一级上将名额9人，二级上将名额12人，但在实际授予中，一级和二级上将的人数都略超过名额，分别为12人和23人，直到国民党政权1949年败退时，这个数字都变化不大。相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庞大规模以及诸多的中将少将来说，上将的数量其实不仅不多，还有所偏少。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军

因此，能被授予一级上将军衔的，全都是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中资历颇深的元老级首领人物，比如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二级上将也都是各方资深级的“大佬”，如顾祝同、刘峙、白崇禧等人，而且只有在职上将退役、逝世、免职等情况，才会替补“新人”。比如张学良因获罪于老蒋被免去一级上将后，白崇禧才替补从二级升到一级上将。

但这种情况毕竟要等上多年还要“碰运气”，这样就会使得大量的国军中将无法继续晋升。而“中将加上将衔”这个看起来奇葩又独特的军衔，就此应运而生。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字健生，回族

实质：可以视为“享受上将待遇的资深中将”

“中将领上将衔”其实就是介于上将与中将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军衔，授予此军衔者，可以享受部分二级上将的待遇，比如军服领章上可以有三颗将星，看起来和二级上将并无区别，可以被授予二级上将担任的职务，在二级上将出现空缺名额时，可以比普通中将有优先递补的权力。

但是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正式档案里还是中将，其工资待遇也只能拿中将的上限。因此，也可以认为此类将军是“准上将”或者“候补上将”。

国军将领合影

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军队军衔制度的弊端，且便于老蒋拉拢部将

“中将加上将衔”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军队制度方面的弊端。首先便于授予此衔的将领指挥作战。毕竟国民党军队对中将名额没有限制，集团军司令、军长甚至师长有中将头衔的大有人在，如果战区级别的高阶指挥官仅仅也只是个中将，那么指挥起来就没有那么名正言顺、得心应手。

因此像胡宗南（1945年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1946年被任命为京沪警备总司令）等战区级指挥官都一度被授予此衔，以便其能得心应手的指挥其麾下的众多中将们进行作战。

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字寿山

其次，也可以便于老蒋对于嫡系将领封官许愿。很多老蒋的嫡系将领，虽然深受宠信，身居要职，但苦于资历不够，因此暂时无法晋升上将。因此，将这些心腹将领授予此等军衔，大大提高其政治地位，也使得他们在同僚中脱颖而出。

同时，对于一些军事才能出众的非嫡系“杂牌”军将领，授予此衔也起到了一种拉拢作用，比如粤系名将薛岳，就在1936年被授予此军衔，而出身西北军，在抗战时期担任33集团军司令的张自忠，也被授予此衔，后来张自忠在1940年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殉国，被国民政府追授为二级上将，他也成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

弊端：授予人数还是太少，且绝大多数也无法真正实现上将军衔的跨越

尽管该军衔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弊端。首先自1936年至1949年，也只有45人被授予该军衔，数量还是偏少。这使得“中将的上级的上级还是中将”这一奇葩局面还是常态化存在。

比如淮南战役期间，国民党第74军（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被歼灭后重建）军长邱维达是中将，其上级第2兵团司令长官邱清泉是中将，而实际负责整个战役指挥的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还是中将。而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指挥作战，甚至出现军令不畅、指挥不动的现象。

杜聿明

其次也并非所有此军衔将领最后都能成为真正的上将。在这45人中，最终也只有区区10人如愿以偿晋升为上将。大部分人也就在这个“预备上将”的位子上原地不动了。

比如胡宗南虽然1945年就被授予此衔，但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1955年才被实授二级上将，而此时的他也早已失去了老蒋的宠信被“发配”到远离台湾的澎湖列岛做了个靠边站的守卫司令了，因此这个姗姗来迟的军衔也只能算是一种安慰。

而汤恩伯则是终其一生都没能“候补”成功，直到1954年病逝后才被老蒋追授“二级上将”。可见实现“从候补到实授”的跨越难度还是相当之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