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只是一场政治权谋

“王祥卧冰”是政治作秀

他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确实有孝顺之名，但绝对不是一个迂腐的人，会像鲁迅先生嘲讽的那样脱光了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

记载西晋、东晋史的《晋书》是这样记载的：

翻译过来就是，王祥后母想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河面结冰。王祥“解衣将剖冰求之”。

据此判断，他只是脱掉上衣，更好地发力剖冰。

但大冬天干活，是否有必要脱光上衣又值得怀疑。后面关于鲤鱼被王祥的孝心感动到破冰而出的记载就更加夸张。

整个故事中，唯一可以相信的大概就是王祥确实做出了孝顺的举动，即使在大冬天，也会想办法给经常虐待他的继母弄来活鱼尝鲜。

他因为这种孝顺而被乡里称赞，被州郡长官邀请当官。

但王祥拒绝了。当时乱世方起，进入仕途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带着继母和弟弟一起从山东出发，到安徽一带隐居避乱。直到60岁这一年，他才在弟弟的劝说下出任徐州别驾。

此时曹魏早已统一北方，曹丕代汉称帝。这时出山当官在理论上风险更小。王祥后面一系列的举动都将证明他不仅不是迂腐之辈，更有极强的务实精神，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并不断攫取更大的权力。

“别驾”这个职位很重要，出行时候不用挤在刺史的车上，可以拥有自己单独的车驾，所以称“别驾”。当时州是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刺史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别驾”是州府中总理众务之官。

为了理解王祥获得“别驾”这个职位的不易，我们补充一下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

曹魏建立之后，曹丕颁布九品官人法，在每个州、郡设立“中正”这样一个职位，根据门第、能力、德行三个指标，将该地士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按等级授予官职。

中正最看中的，也是最能进行量化评价的，就是门第，也就是士人祖辈的官爵、功勋。

曹魏篡汉自立，来路不正，为了笼络世家大族，颁布九品官人法，几乎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世家大族的当官特权。

这些家族多是书香门第，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知识垄断集团。而这正是他们垄断权力的核心途径之一。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知识被限定在竹简、布帛、手抄书等载体上，被官府垄断，难以大面积传播。比如春秋时期的老子以博学知名，很大一方面原因是他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图书馆管理员，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典籍。

西汉建国后，设太学，讲授儒家典籍，功臣后代、出身低微的人都有机会入学，被称为“博士”，考试通过后可入仕做官。但东汉后期，太学废弛，知识传授逐渐转移到大家族内部。

陈寅恪先生曾说：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大家族不仅藏有典籍，还有能力传道解惑。

而后者尤其重要。

秦朝焚书坑儒后，汉时的典籍大多来自民间私藏、后人转述等，版本混乱，错漏极多，需要进行勘校、考据、解读。往往几千字的原文，解读文字可能多至十万。

这是个专业门槛极高，又耗时耗力的工作，往往只有出身大族的知识分子能够担任。比如汝南袁氏擅长解读《易》，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擅长解读《尚书》。

大家族的后代凭借着这种读书特权，入仕为官。他们“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了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如此循环往复，往下传递两到三代，就能成世代高官厚禄的世家大族。

与世家大族对应的，则是寒门。

王祥就介于寒门和世家大族之间。

他的祖父王仁曾做到青州刺史的高位，但王祥父亲王融终身未仕。到了王祥这一代，家境困顿，连活鱼都买不起，以至于需要王祥在大冬天脱光了衣服刨冰抓鱼。可见祖父那一辈的权势没能顺利传递过来。

与此同时，从王祥孝顺的行动看来，他应该跟父亲学过儒家礼仪，算是知书识礼。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家在某部具体典籍上很有研究，很难通过学问被天下人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入仕，一条性价比较高的路径就是修德。魏晋时期，一个人可能因为德行出众而为乡里所知，进而被州、郡长官征辟入府。而“孝”是最被看重的“德行”，所谓百善孝为先。

王祥隐居三十年不问世事，但刚出山就获得了别驾高位。说明在这三十年中，他的孝名始终远扬。而且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

因为东汉以来，社会上就兴起一种崇隐的风气，《汉书》说“是故清节之士，于时为贵”，清节之士指的就是不沾染官场俗气的隐士。他们越是隐居深山，越被人看作德行高尚，到了最后，也越容易被举荐为官。

王祥的发迹路径正好暗合了这套逻辑。

至于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还是王祥有意为之，今天已经很难判断。

唯一能确定的是，被鲁迅嘲讽的孝行给王祥带来了切实的政治回报，而且这种回馈还将在司马氏掌权以后结出更大的果实。

地方豪族的站队学

当然，王祥并不是沽名钓誉的无能之辈。他出任徐州别驾不久，就带兵平定了州内叛乱。史书说王祥“率励兵士，整肃州界，政化大行”，赢得了极好的舆论效果。百姓称赞“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对于王祥和他的王氏家族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十年之后的254年，曹魏政权急遽衰弱，倒数第二个皇帝曹髦即位。王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关内侯。

“参与定策”一事非常值得分析。

曹髦之前的皇帝是曹芳。正是在曹芳时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氏宗亲曹爽，掌握曹魏大权。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管权柄。历史上对司马师的关注一直少于司马懿和司马昭，但实际上司马师长于军政，手段凌厉，是司马氏篡魏的核心力量。

皇帝曹芳准备趁司马师立足不稳，将其换掉，但司马师先发制人，以“沉迷女色，不理朝政”为由将曹芳贬为齐王，拥立13岁的曹髦为帝。

这个废黜的借口具有极强的黑色幽默精神，对于执掌军政大权的司马师来说，曹芳如果能够坚持“沉迷女色”，他或许会放皇帝一马。但现在皇帝想要亲理朝政，夺回天下，司马师不能接受。

但要废掉皇帝，他又必须使用“不理朝政”这个借口。

曹髦即位不久，就被迫授权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包括皇城内外的禁军，相当于主动把自己关到了司马家的后院之中。

王祥就是在这个废黜曹芳，拥立曹髦的过程中“参与定策”。此时的他已经从多年前的别驾升为掌管财政的大司农，为九卿之一，位高权重。司马师的废立必然要得到他的拥护或者至少默认。

这说明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权力博弈中，王祥已经悄然站到了司马氏阵营中。就在第二年，王祥还随同司马昭参与平定淮南叛乱，因功增加食邑四百户。

王祥生于汉末，本为汉人，但不应州郡征诏，直到曹魏代汉平定北方，才入魏为官，并且很快政绩斐然，一路高升直至九卿。

等到曹魏衰微，司马氏崛起，王祥则顺利跨入司马氏阵营，实现封侯，还曾一度担任司隶校尉。这是一个掌管1200人的军队，并负责监察京师和周边百官的实权位置。诸葛亮在刘备称帝后就曾兼任司隶校尉一职。

后世多讥讽王祥“不忠”，但这种评价有些问题，相当于默认了“忠君”是贯穿中国两千年帝国社会的绝对政治正确。

但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秦始皇早在公元前就统一了天下，他之后的汉武帝也通过“君权神授”的逻辑确认了君权的至高无上。但在帝国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君权不断受到藩王、外戚、后党、权臣等各种势力的挑战，忠君观念并不像后来的明清时代那么理所当然。

东汉末，这种情况因为世家大族的崛起变得更加明显。核心在于高踞九五之尊的帝王并没有完全掌握人事权。对于包括帝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而言，挑选人才，搭建管理系统才是权力的基本盘。

但在隋唐确立科举制，建立皇帝对人才的直接吸纳和任命之前，人事权大多掌握在地方州郡长官手中，而地方州郡实际上又被各地世家大族以及豪强控制。

东汉开创者刘秀发家，就是靠河南、河北的世家大族支持。魏、蜀、吴三国政权的核心支撑也是各自领地的大族子弟。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入仕凭借的是家族荫蔽而非天子洪恩。他们的第一负责对象是家族，而非国君，所谓“只知其家，不知其国”。

谁掌握了人事任免权，谁就有话语权。

除此之外，汉末以来，战乱迭起，一个政权的兴衰只在旦夕之间。“朝为天子，暮为囚徒”的事实让大家意识到政权和天子皆不可靠，唯有家族才是最后的堡垒。只要家族势力不衰，即使仕途偶尔浮沉，早晚也必能崛起。

魏晋之际，类似王祥这样一人转仕多朝的情况屡见不鲜。所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

“卧冰求鲤”是司马家的形象工程

生于乱世的王祥虽然在60岁之前始终隐居，但对天下大势的分合拥有极为灵敏的嗅觉和判断。他总能通过在前一个政权中积累的权势，在下一个新政权中掌握高屋建瓴的巨大势能，攫取更大的权力。

这个技巧如同在巨浪中滑翔，凭借着一个浪头冲上另一个更高的浪头。

这是乱世中最危险的政治游戏，但王祥分寸掌握得如此精准，以至于既能顺利过渡又不至于过于狼狈。

公元260年，已经登基6年的曹髦不甘于成为司马氏傀儡。在喊出千古名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他带亲兵冲出皇宫想要杀掉司马昭，但还没走出宫门，就被司马昭部下成济用长戈刺死。

司马昭将弑君之罪推到下属成济头上，将其杀死，夷灭三族。

此时的王祥已经因为德高望重而成为曹髦老师，教以“君臣之道”。此时学生被杀，面对司马昭明显有违君臣之道的弑君之罪，王祥的反应是在朝堂大哭，说曹髦之死“都是老臣之过”。

这个说法非常微妙。

王祥觉得自己有什么罪过呢？

难道是没有保护好皇帝？

不是。

他是皇帝的老师，最大的罪过是教导无方。

因为教导无方，学生曹髦才会做出征讨司马昭的莽撞举动。

归根结底，是皇帝自己的错。

王祥精得不行

随后曹魏官方对曹髦的定性也是“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综合各方面史料，曹髦并非昏庸之主。他聪明好学，有复兴曹魏大志，但在君若臣强的的背景下，像他这样励精图治，准备重振乾坤的年轻君主注定走向悲剧。

冲冠一怒，旋即身死，年仅19岁。

曹髦死后不久，王祥升为司空。

又过了6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曹魏最后一个帝王曹奂退位，建立西晋。而王祥再度高升，位至太保，更在三公之上，达到了一生荣耀的巅峰。

王祥60岁入仕，短短25年就从一介布衣升为古代文臣秩序之巅的太保，不可不谓青云直上。

他之所以始终被司马氏重用，除了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选择了精准的站位外，另一个核心原因是很好地担任了司马氏的形象大使。

司马氏以阴谋篡权起家，自知权力来路不正，不好以“忠”治天下，于是高举“孝”旗，左右舆论。

而王祥自小以孝闻名，正好能被司马氏塑为楷模，装点门面。关于王祥的纯孝，除了卧冰求鲤外，还有“黄雀入幕”的传说。说的是王祥继母吃完鲤鱼后又想吃黄雀，于是黄雀争相飞到王祥屋中自投罗网。

这个故事除了能证明王祥继母是个吃货以外其余都不可信，但这些神乎其神的传说却在魏晋的朝堂和民间广为传播。

我们不得不怀疑司马氏有意助长了这些故事的创造与传播，他们需要王祥充当“孝感天地”这个主流叙事的主角，而王祥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愿意被司马氏利用，这是一次打着道德旗帜却无关道德的利益交换。

很多年后，东晋的第二个皇帝曾跟王导谈起先祖司马昭杀曹髦一事，并为此羞愧不已。他感叹说：“晋朝权力的源头如此肮脏，又怎么能够期待晋祚永久？”

这大概算是一次迟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忏悔和歉意。不过不知道这个时候，作为王祥后人的王导是否想起了叔祖当年在朝堂上的那一次大哭。

或许那一次大哭也有王祥的一丝无奈和悔恨掺杂其中？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能确定的是，在乱世中崛起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第一代的原始资本积累，必然充斥着处心积虑的算计，甚至是残酷血腥的阴谋。

王祥这个在后世被奉为道德楷模的人，很可能也难以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