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谈：要是连商鞅都是先贤，那秦桧是不是先贤？

昨天马基雅维利与商鞅对比一文，有朋友说这是不尊重先贤。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一个基础的语言文字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

“先贤”包括“先”和“贤”两个字，先就是先人、祖先、古人，贤就是贤人、志士，必须是古代的贤人才能叫先贤，而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古人都是“先贤”，要是商鞅都能说成先贤，那秦桧是不是先贤？

中国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当然是伟大的，但是伟大在哪里要搞清楚。在我看来，中国文明伟大在儒教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道教的体察自然和尘外玄思，佛教的慈悲为怀和体大思精，伟大一些名臣们为民请命、一些名将抗拒外侮，唯独不伟大在秦式皇帝。

我个人认为，古人能否被评价成“先贤”，就两个标准，一个是有没有改善民生民权，二个是有没有促进文化发展，前者对应社会基本需求，后者对应文明高阶需求，两个标准中达到一个即可，但不能达到一个却损害另一个。

下面简单说说。

第一个标准，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汉的儒生官员。

我们知道西汉继承的是秦法，秦制是“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老百姓动辄得咎，先罚款，破产了就罚成奴隶，干重体力活虐死。

汉武帝之后，逐渐任用儒生出任地方官，原先文法吏当地方官时，对秦法是不折不扣百分百实行，甚至超额实行，儒生接手之后，有意抵制、怠慢，虽然没能从根本上革除秦法，但儒生治理的州郡政府规模缩小，秦法危害降低，民间自由度上升，民生、文化都有明显改善。

这些儒生官员当然就是先贤，史书中凡是评价“为政镇之以静”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好官员，大概率是先贤。

第二个标准，古代大部分文人学士都符合。

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不必说了。像李白、杜甫虽然没有改善民生，但其诗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品质，当然也是先贤。

相比之下，杜甫的诗作激励了后人为民请命，在诗作提升文明品质之外间接地有利于改善民生，苏轼既是大诗人又是好官，诗作之外直接改善民生，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李杜苏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但作为先贤，杜甫、苏轼段位比李白要高。

再来谈谈两个标准的互斥。

符合第一个标准而损害第二个标准的，比如宋以后的某些理学家。这些人在改善民生民权方面有贡献，但是鄙视乃至打压文学艺术的发展，这样的人我个人视为有可贵之处，是好官，但不太认同为先贤。

符合第二个标准而损害第一个标准的，那就是那些有才艺的暴君了，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是其魁首。

很多人同情李煜、赵佶，认为他们只是不会做君王，误生在帝王家，其实这两个人并不是不会做君王，集权、虐民那一套他们全会，李煜为修奢侈的佛寺残忍刻剥江南人民，宋徽宗讲排场搞丰亨豫大搞得民间困苦不堪，还刻元祐党人碑迫害正直士大夫，这两个家伙都是实打实的暴君，只是武力不行被人灭了而已，完全不值得同情。当然，李后主的词作大大地拓宽了词的境域，极大地促进了词在宋代的发展；宋徽宗的瘦金体和画作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奇葩，在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时将他们视为典范，这都没有问题，可以说他们是大文学奖、大书法家，但不能称为先贤。

最后来说说武将。

武将是否先贤，要看这个人的事业是为了保卫民生还是危害民生，还有就是有没有屠城、杀降等劣迹，作为古代将领来说这些事情可能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否乐于这么做则是重要的评判标准。

像卫青、霍去病这种，把基本上承袭秦制、比较恶劣的西汉制度强加到匈奴头上，让西汉更稳固，老百姓持续受苦，还让更多人过得更差，你可以说卫青的步骑车协同战术、霍去病的骑兵奔袭很了不起，不愧一代名将，但这两个人不能视为先贤。

反过来，面对秦制暴君苻坚的入侵，谢玄挺身而出，率北府军奋起抗敌，以少胜多，让苻坚的秦制帝国土崩瓦解，保卫了比前秦文明得多的东晋，保卫了比汉朝健康得多的、正在自我改进的中华正朔，当然就是先贤。不然，东晋被前秦征服，江南就会像隋灭陈之后被强制劣化一样，被前秦劣化，就没有璀璨辉煌的南朝文化了。

同理，反抗比宋朝政治更残暴的女真人入侵的岳飞岳王爷，自然也是先贤。岳家军没有想象中“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那么简单，岳飞的军府统治下税收也很高，但仍然比金人的统治要强，所以没问题。

蒙古人虽然后来统治不差，但在侵宋前期尤其在四川屠杀很惨，那么挺身抗蒙保护百姓生命，且无其他明显劣迹的孟珙、杜杲、文天祥、李庭芝自然也应视为先贤。

最后说说商鞅。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根本不是让平民翻身的机会之地。商鞅变法的实质，是通过将贵族纳入官僚体制，给予大量特权来取消贵族的独立性，大贵族起家就从十五级爵大庶长，小贵族起家就是五级爵大夫。

平民则要从零做起，艰难地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获得军功，最多也只能得到第四级爵不更，再有功就只赏钱不升爵，除非家里有钱能够做吏，带队厮杀有功能够再升两级，但最多也就升到第六级五大夫，再立功也只赏钱不升爵了。

也就是说，商鞅变法之后，平民把脑袋提在裤腰带上奋斗一辈子，最大的可能性也不过是比小贵族一出仕就获取的爵位高一点点而已。有人说平民有可能达到小贵族的水平，那也是阶层流动啊。但是你们不知道商鞅在阶层歧视性的军功爵制度之外，还设计了一套罚款制度。

商鞅把秦法设计得极其细密，让你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触犯，触犯了就罚款，而且罚得很重，随便罚几次秦民就破产了，破产了就去做国家的债务奴隶，重体力活虐死，秦始皇陵里很多被重体力活虐死的债务奴隶都带有爵位。

你好不容易立功了得了爵位，甚至立更多的功在爵位之外还赏了钱，很快就被罚款罚破产去做奴隶，做重体力活被虐死，爵位只能稍微推迟你变成奴隶的时间而已。而在商鞅变法之前，秦民虽然经济上比较穷、文化上比较low，但还远没有坏到商君之法下变成会说话的牲口这么惨。

所以商鞅变法是实质是轻砍贵族，重砍平民，只有秦王一人获利。这样危害全社会利益的渣滓，怎么能奉为先贤呢？你要能把商鞅都说成先贤，那秦桧也是先贤了。

古人讲究重视“名器”，因为历史人物的身后之名，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监督，要是乱来，这种监督就没有了，所以不能乱来。

昨天还有一位老用户留言说“儒家软骨头，谁家当政只要自己利益不损，它管过别的吗”，以此来质疑我们批判商鞅不公允。咱们姑且不说历史上反抗暴君暴政和异族侵略的儒生车载斗量，就算我承认汉以后的儒生没有先秦儒生那样让人提气，那样英风义烈，就算被法家污染后的儒生里软骨头有点多，那完全作为君主奴仆的太监式的法家又是什么？无骨鸡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