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笔杆子范长江“投井自杀”之谜

1966年6月北京红卫兵挥舞着毛泽东的小红皮书游行。(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王友群评论文章：提起范长江的大名，中共新闻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现在，有一个“范长江新闻奖”，是中共记者协会主办的“全国中青年记者的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

回顾范长江从追随中共到“自绝于中共”的悲剧人生，或许，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认清中共“聚天下英才而毁之”有所助益。

范长江之死

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床之后，河南省确山县“五七干校”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连忙四处寻找。

范长江之死，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据目击者称，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

而死去的范长江，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至于范长江到底是怎么死的？至今无人知晓。

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范长江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1932年秋，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下半年起，开始为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天津《大公报》的注意。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亲自出马，请范长江专为《大公报》撰稿。因为《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当即欣然同意。

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这次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多里，沿途写下了69篇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不久，这些通讯被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

这本书被誉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各界争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特赶印再版数千部，出书未及，复又售罄，而来函订购者尚多，当赶印三版，出售未及登广告，又经售罄，此书行销之广，前所未有。”

《中国的西北角》在几个月内连出九版。西南联大为学生选定的20种课外读物中，范长江的这本书被列为首选。

当时，范长江的新闻通讯风行一时，享有极高声誉，拥有众多读者、崇拜者。1938年4月，他从前线采访绕道汉口时，曾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

范长江在《大公报》工作不到四年，这却是他一生最耀眼的“高光时刻”。

投入中共怀抱

1937年2月的延安之行，是范长江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当时，他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以及众多中共高官的接见。特别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跟他称兄道弟，彻夜长谈，让他非常感动。

后来，范长江称，“（毛泽东）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中国的出路，在我来说，是找到了”。

他当即表示想留在延安。但毛泽东建议他速回上海，说，在那里更能发挥他的作用。范长江回上海后，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通讯，还在《国闻周报》连载通讯《陕北之行》。

毛看到后亲笔回信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毛比范长江大16岁，却自称为“弟”，更是让范长江感动得不得了。

1938年秋，范长江因故离开《大公报》，从此，全身心投入中共的宣传运动。

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共。

1941年5月，范长江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华商报》。1942年后，进入苏北，先后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兼发言人。国共和谈破裂后，随周恩来飞回延安。

1947年任新华社四大队队长，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9年1月，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不久进入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3月随第三野战军南下，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11月，再进京，任新闻总署副署长。

1950年1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

范长江投奔中共后，官越当越大，好文章越来越少，以至于再也没能写出与《中国的西北角》相媲美的新闻作品。

范长江失势

范长江走马上任《人民日报》社长后，雷厉风行，以“大转变”相号如，准备大干一场。

但是，《人民日报》的一些干部、编辑、职工，对他的诸多过急、过高、过严要求，很不适应。因办《人民日报》，他常想到《大公报》。对一些人提出批评时，常常把《大公报》如何如何挂在嘴边，让一些老干部很不满。

1952年初春，范长江被临时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三反”、“五反”运动，范长江风风火火的言行，招致许多批评；同时《人民日报》社内部运动也达到高潮，一些干部对范长江提出很多尖锐批评，如“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大秘书胡乔木，得知消息后，派黎澎到《人民日报》社调查，后让范长江在编委会做了两次检查。因矛盾依然过于尖锐，难以调和，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

1952年6月，范长江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被迫离开他熟悉的新闻界。1954年，转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1956年，范长江被派到他完全陌生的科技部门工作，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58年，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文革遭难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范长江的各种陈年旧事被翻出来。他居然被称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被宣布：停止职务，接受批判。1967年，范长江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押起来。

起因是：范长江1928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这所学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机构，蒋介石兼任校长。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范长江秘密离开这所学校，同时宣布脱离国民党。尽管后来范长江成了忠心耿耿的中共党员，但是，到了文革时期，上过国民党办的学、加入过国民党，就成了“历史污点”，就是“反革命”。

1969年3月，范长江被专案组下放到河南“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晚上搞“斗私批修”。

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有一定自由，比如，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农民家中聊天等，但范长江不行。他一直有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脏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他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开批斗会。

1969年8月，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房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继续搬送砖头。

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20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范长江就被安排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又上了年纪，身体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

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晚上的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会上，范长江成了批斗的活靶子。他站在中间，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分子”范长江的仇恨、以及对毛泽东“最高指示”的忠诚。不少人对范长江吐唾液，或拳打脚踢。

1970年10月22日深夜，刚度过61岁生日，曾经的北大才子，一代名记者，加入中共31年的范长江，在他一口水井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之谜

关于范长江自杀的具体原因，笔者无从考证。但是，范长江的人生以悲剧终结，却有线索可寻。

当年，范长江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公报》的名记者，身震海内外，关键在于，当时《大公报》是一家民办的独立的报纸。其办报方针是：“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大公报》的上述定位，给了范长江较大“言论自由”空间，他的才华才得以尽情施展。

1941年，范长江已加入中共两年，思想中仍有《大公报》烙下的印记。他在《九一散记》中写道：“‘御用记者’在人民面前是被看作卑鄙无耻的奴才，因说真话的人，往往又被少数人看作‘洪水猛兽’。分别就在真话。一条路是：出卖人格，昧良心以博个人物质的尊荣。一条路是：严守正义，说真话，不顾个人生活的颠沛，甚至冒生命的危险。实在前一种只是升官发财之一道，不能算作记者的正途。要作记者，就不能违反人民的利益。”

但是，1949年中共当政后，中共的新闻，就是党的宣传工具。在中共统治下，只有中共一党的言论自由，而没有其他人的言论自由；只有中共“替民作主”，而没有人民当家作主；中共的笔杆子，只能做中共的“御用文人”，而不能独立思考、独立自主；谁坚持说真话，谁就挨整，谁就倒楣。

这一切的根子在于：中共是一个“党性高于一切”的党，当党性与人性发生冲突时，中共党员必须泯灭人性，服从党性。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成为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的集散地。

尽管范长江努力充当中共喉舌，但终究不能适应“党性泯灭人性”的险恶政治环境。这可能是他在中共建政仅三年就被调离《人民日报》、告别他最挚爱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中共当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与范长江曾经憧憬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截然相反，肯定令他精神格外苦闷。

到了文革时期，曾经心高气傲、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一代名记者，却沦为中国社会最底层被唾弃、被侮辱、被折磨的贱民。

“文章报国”的新闻理想，化为泡影。运动没完没了，前途暗淡无光，让他万念俱灰。或许，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使范长江走上了绝路。

结语

范长江曾经是中华民国时代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之一，但是，在中共当政仅三年后，范长江被迫告别新闻事业，最后在文革“投井自杀”。这是范长江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范长江的悲剧表明：他当年选择投奔以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为直接目标的中共，是走错了路。

中共当政73年，还有许许多多像范长江一样的英才，被中共的甜言蜜语诱惑，最后皆被中共毁灭。

逝者已矣，教训深刻，今人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