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收骨团”1975年赴滇收日军遗骨：拿轿车换

在研究写作滇西抗战历史的这些年里，笔者无数次地与“遗骨”与“亡灵”问题遭遇。在拙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序章中，笔者尽量以平静的心情写道：“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但当昔日在滇缅战场交战的日本、中国及其盟国美国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在眼前赫然对比，郁结于胸的痛楚与悲愤是难以抑制的。最让人难以面对的，是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做法。

节节败退之际，脖子上仍挂着骨灰盒 

1944年，日军在滇西战场上遭受惨重失败，战死的日军尸骨遍地。战后，日本方面曾绘制了滇西地区遗骨分布图，日军遗骨分布为：拉孟（松山）阵地1250人，红木树附近100人，龙陵周边2937人，腾冲城及周边1800人，瓦甸及大塘子附近200人，桥头街及冷水沟附近100人，芒市及上街附近878人，遮放及滇缅国境附近400人，保山附近约200人……合计约8265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资料只是日军在松山、高黎贡山、腾冲、龙陵等地阵亡后“弃尸”的情况，并非其阵亡的全部数字。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资料，在滇西战场上，侵华日军共战死14052人。但除了在松山、腾冲两地因“全员玉碎”而无法收尸，在其他各地的战斗都属被击溃后还是收敛带走了部分尸骨。 

据很多抗战老兵回忆，当年跟日军作战时，即便打了胜仗，也很难看到日军尸体，他们对收敛处理阵亡人员尸体极为重视。在日军传统中，战场上弃尸是对军人归属感的伤害，会严重影响部队士气；另外，日军非常好面子，即便从“护短不示弱”的角度考虑，也会及时处理阵亡者遗骨。 

据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李嘉祜1944年4月20日呈报《腾冲敌情报告书》载：“……（日军）凡有伤亡，必严密警戒不令人见，焚烧扫除后方才解除警戒”。在松山战役中，日军指挥官曾下令“处理”重伤员，要么用手榴弹自杀，要么吞下用来代替毒药的升汞片。实际上，这种办法已属“人本”之举，在过去流动性较强或仓促间失败的作战中，日军对重伤者甚至“活杀”。“……每有伤亡，必将死尸抢运后焚化，决不留一具尸首与人看见。轻伤者抬回医治，重伤者虽其人尚能言动，要求抬回医治，皆不听，每以大刀砍为两段，以马驮之而回”。从这些事实来看，至少在操作层面，日军处理遗骨的做法并非纯粹基于“人道”，或者对于牺牲精神的呵护，反而强烈地体现出将人作为战争工具和材料的色彩。这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最近在读军事科学院编译的内部图书《日本陆军统帅纲领与统帅参考》，这是1928年、1932年日军为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中将以上）颁布的战略战术法规及诠释文本，日本自卫队又于1962年重印，作为干部、军事研究家的必读书籍。在书中笔者发现，对于“靖国亡灵”的祭祀，曾被列为日本帝国核心的统治权，由天皇直接行使。具体表述如下：“日本帝国鉴于立宪政治的弊病，为了限制其危害，规定统帅、祭祀、奖励等统治权均不由国务大臣辅佐行使。这就是帝国宪法的精神。”文中所说的统帅权即为兵权，这正是日军被称为“皇军”的缘由；而祭祀权竟位列其次，可想这个问题在日本帝国政治构架中的地位。 

脖子上仍挂着骨灰盒   

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笔者认为军旗与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是解读日军这只凶猛怪兽的秘密所在。实际上，军旗对应着统帅权，靖国神社对应着祭祀权，如果再加上对应奖励权的荣誉勋赏制度，对于日本帝国“精神”的理解就大致全面了。 

在这一制度和文化理念指导下，日军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极为引人注目。 

通常情况下，日军对阵亡者的处理遵循着一套完整的制度。一般为，在战场上及时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装在骨灰盒里携行；待战事告一段落后，由各级指挥官亲自主持，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择机运回日本安葬，灵位入祀靖国神社。若遭遇惨败战事，难以及时处理完整的尸体，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以专用的“化学燃烧毯”或干脆架上柴火烧制成遗骨。到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战争时期日军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歌，即为《怀抱战友的遗骨》；除非遭到惨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绝不抛尸弃骨。 

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物。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全员玉碎”，日军是不会如此狼狈的。 

战后的几十年，日本人在费尽心力地弥补着这个缺憾。 

“搜骨”经历漫长坎坷，但日本人执着如初 

在日军野炮56联队战记《炮烟》一书的附录中，有一份日本战后在缅甸收敛阵亡人员遗骨的资料，是自1975年首次向缅甸派出“收骨团”赴缅，直至1980年派出“慰灵团”来zhong 国云南活动的大事记。每次收骨回国后，日本国内的各部队战友会即组织慰灵祭，资料中还附有侵占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龙兵团）及其所辖野炮56联队的历次祭奠活动的详细记录。 

这一切的发端，是日本于1973年发起成立“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推动日本政府厚生省于1974年制定出“海外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并为即将派出的“全缅战联协”团员募集活动资金，在当年4月和10月两次共募得8500万日元。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缅甸战场的阵亡人员约为13.7万，因此留下大量未能及时处理的弃尸。

1975年，第一次“收骨团”踏上了赴缅旅程，成员由141人组成。其中，厚生省职员10名，老兵90名，阵亡者遗族25名，还有志愿者组成的“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成员15名。此次，共收集遗骨10717柱。 

1976年，第二次“收骨团”赴缅，此次由163人组成。其中厚生省职员12人，老兵100名，阵亡者遗族40名，“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成员10名。此次共收集遗骨12589柱。 

以上两次共搜集遗骨23306柱。 

日本方面如何在缅甸打开的局面，笔者未见详细的资料，然而“金钱铺路”这一点却是不会错的。 

战争时期，缅甸为英国殖民地。日本为实现侵缅意图，战前即派遣特务赴缅积极活动，以支持缅甸民族独立运动为诱饵，组织昂山、奈温等一批缅甸民族精英在日占区台湾、海南予以培训，又秘密遣返回国组建缅甸独立军，在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时积极配合；当时，中国派出远征军第一路赴缅与英军并肩抗日，很多缅甸人却对我怀有深深敌意。虽然昂山后来看清形势，于1944年倒戈加入了反法西斯战线，协助盟军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投降，但1947年英国又反悔当初允诺缅甸独立的协议，指使歹徒刺杀了昂山，使缅甸人深受伤害。此后，缅甸民族主义意识日趋浓烈，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昂山的继任者奈温以仇华反共为政治基点，铲平了缅甸境内的大量中国军人墓地和纪念碑，却对前来收骨、慰灵的日本人予以配合。 

从1975年开始，在政府、财团和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人在缅甸打通了种种关节，在各个战场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还是居民房，日本人皆重金买下做祭祀之所，甚至，为战死缅甸的军马也立了纪念碑。距曼德勒三十多英里、伊洛瓦底江边的自敢山，为缅甸著名佛教胜地，山上山下佛塔林立。风光最佳处，有一座由日本人出资修建的巨型鎏金佛塔，是其悼念战死者亡魂之所，白色佛塔基座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几千个日本军人的名字。以这座塔为中心，四面有日本人修建的各种慰灵塔、悼魂碑、镇魂牌。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量日本人在僧人带领下来这里进行祭祀活动。日本人为在缅甸和滇西战死的800匹军马所建立的纪念碑，在它旁边，还有一块由台湾人立的台湾籍日军战死者的纪念碑。 

几乎与在缅甸的活动同步，日本人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云南的活动。虽然期间经历漫长坎坷，但日本人却始终执着如初。 

1974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云南昆明。他们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阵亡日军的亡灵。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这是作家邓贤在《大国之魂》中提及日本最早为滇西遗骨问题与中国方面的交涉。 

1978年，原侵华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允许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后来这本书写成了，就是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异国的鬼》。 

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虽然大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人却个个愁眉不展，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临行前，他们面西肃立，而后长跪不起。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奠日军亡灵的。

1980年1月，日本人终于在战后首次踏上滇西的土地。这次，由日本“全缅战联协”派遣的“云南地区慰灵团”来到中国。大概在外交接洽环节，日方已考虑到在中国收骨不会成功，这一次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了10个人来摸情况，成员由清一色老兵组成，以甲谷秀太郎为团长。这次品野实又积极争取，却仍未能被选中，大概因为他在战争时期仅参加了龙陵作战，不属最重要的亲历者。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10个日本老兵中，有从松山战场奉命逃出去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在腾冲战场活下来的卫生兵吉野孝公，还有在龙陵帮助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自杀的大尉副官土生甚吾，及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据品野实《异国的鬼》一书记述，“这次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这些日本人得到了滇西战场上的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的日本人终于可以以“旅游观光”的名义来到滇西。在松山旧战场上，他们一般不跟当地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上了山后，在这个再度枝繁叶茂的山峦里搂树抓土，哭天叫地，诉说祷告……当地人印象最深的一位日本老者，曾带着一群男女儿孙来到松山，坚辞导游，竟能在山上轻车熟路地走动。有当地的明白人问他：你是当年那位逃出去的日军炮兵中尉吧？此人正是木下昌巳。从1980年起他来滇西十多次，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为此他走访了所有死者的遗族，向他们讲述死者最后的“战迹”；他后半生全部的心愿就是满足死者的心愿。为此，他曾表现出一些诚意，比如捐资龙陵在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所驻地赵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学，当地人谓之“赎罪”学校。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认为他要为松山日军阵亡者立碑之事，却属非分之想。  

笔者在滇西采访期间，常常听到当地人说起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这些，自然是日本方面在通过外交努力无果，从而私下活动后播散出来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据载，“云南地区慰灵团”自1980年起至1990年代，至少4次来到云南，曾改换名义为“日中友好恳谈会”，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1988年7月，日本“全缅战联协”常务理事甲谷秀太郎一行4人沿滇缅公路到达滇西，在龙陵、腾冲、芒市、畹町等地战场遗址进行谢罪忏悔。参加活动的老兵们当时已六七十岁，他们也做了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真正目的。当时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供职的陈晓耘女士见证了这一事件。 

1990年，陈晓耘应邀参加了欢迎甲谷秀太郎的宴会。甲谷认为陈晓耘是日本公司雇员，似可信任，所以在昆明逗留期间曾多次到陈晓耘工作之处拜访。陈晓耘了解到，甲谷参加过侵缅战争。一次，甲谷将一份滇西各战场日军遗骨分布图给了陈晓耘，其中《拉孟（即松山）阵地要图》和《腾越（即腾冲，为旧地名）城附近守备要图》上清楚地记录了1944年6月至9月的战斗情况。甲谷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做了谢罪，同时希望收集遗骨的事能有所突破。在多次通过外交的、民间的交涉未果后，甲谷希望陈晓耘能帮他在此事上做些工作，回到日本后又多次来电。但陈晓耘认为，日本侵略云南的史实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罪恶，所以婉拒了他的请求，并请他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那么，当年日军丢弃在滇西的遗骨情况到底如何呢？ 

据资料，有少量是在战死后由日军自行处理的，活下来的日本老兵曾记录保存下来一些资料；大量的则因无法及时收尸，在战后由当地人收敛掩埋了，由于当事人纷纷离世，已很难找到准确的位置。但是，当地也保留下了日军丢弃的一些遗骨，并挖掘出了一部分，至今仍集中保存着。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是国内最早披露这一信息的人。2002年，方军在龙陵采访见证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时，曾看到了这些日军遗骨，并在《保山日报》首次报道。据当时龙陵县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1988年至1989年，县政府曾组织人力在松山一带收集了一些日军遗骨和遗物。当时组织挖掘的目的，一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二是史志办需要收集一些与战争相关的资料和物证。之后，这些遗骨和遗物被装在陶罐和木箱内，一直放置在龙陵县史志办的仓库内。据闻，2005年龙陵抗战纪念广场落成，这些东西又被搬迁到了新建的抗战纪念馆内。

方军曾对所看到的日军遗物做分类介绍： 

有五个陶罐装的骨灰，是日军第56师团将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兵烧成骨灰，带入中国滇西的。据说日军当时曾准备带着这些骨灰打到昆明、重庆去。装骨灰的陶罐口小、肚大，是缅甸萨尔温江流域妇女顶在头上使用的陶瓷器皿。 

当年战事结束后，当地群众担心污染空气和水源而收敛日军尸体，属于草草掩埋。1988年，仅在松山挖掘出了其中一部分骨骸，装在本地烧制的三十几个陶罐里。 

此外，和遗骨一起出土的还有日军的钢盔、皮鞋、饭盒和炮弹等物品，装在二十几个木箱里。 

据闻，日本方面看到后，曾与中国外交部交涉，希望就此遗骨的返还问题进行磋商。但此后的消息是，当地政府回应本地并无此物，媒体刊载的消息属作者个人行为，本地不予证实。 

（注：文章摘自《看历史》 作者：余戈 原题为《日本：在遗骨与亡灵背后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