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党人、为何热衷于暗杀清廷宗室高官

清朝末年，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以及最后一锤定音的武昌起义等，但比这些起义更加频繁的，确是针对清廷皇族宗室、高官大员的暗杀行动，其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在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万福华（1865—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

清末暗杀风潮的盛行

据不完全统计，清末革命党人进行的有记载的暗杀行动就多达数十起，很多都曾轰动一时。

比如1904年，革命党人万福华在上海行刺原广西巡抚王之春，并高呼“卖国贼，吾代四万万同胞行诛”（其曾计划借助列强兵力镇压革命），可惜枪支哑火未果，其也被捕入狱（后来获得释放）；

1910年，吴樾在北京进行暗杀端方等“出洋五大臣”（奉慈禧太后之命出国考察的五位朝廷大员）的行动，致其中两人受伤，自己则当场牺牲；同年，作为孙中山重要助手的汪精卫则将暗杀对象锁定了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溥仪生父），失败被捕后还留下了“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时成为革命偶像（当然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当时的风云人物会在30年后成为头号大汉奸，真是世事难料）；

1911年，温生才在广州成功枪杀了广州将军（将军在清朝是从一品的武官官职）孚琦；

而1912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彭家珍则用炸弹炸死了主张坚决镇压的“宗社党”头目，禁卫军统领良弼，彭本人也当场牺牲。

暗杀行动此起彼伏，成为了清末历史中一道另类的风景线，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革命党人屡屡运用暗杀手段呢？

彭家珍（1888年4月9日—1912年1月26日），字席儒，四川金堂人

武装起义屡屡失败，使得革命党人需要另寻出路寻找“捷径”

武装起义，需要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周密长远的计划、相当规模的武装人员以及数量巨大的武器装备，这些对于当时的革命党人来说，确实存在不少困难。革命党人由于其阶级属性和认知等问题，严重脱离民众，缺乏群众基础，比如鲁迅就在其小说《药》里描述革命党人夏瑜（影射秋瑾）牺牲就义后，民众不仅对其冷嘲热讽，还用其鲜血做成的人血馒头来治疗肺结核，可谓是刻画的栩栩如生。

不去发动群众，仅仅依仗自身不多的兵力起事，结果面对清军的残酷镇压，牺牲惨重。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很多革命党人不免对前途悲观失望，于是谋求另寻出路，希望用一种“短平快”的方式，用超常规手段来迅速取得胜利。

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

于是，相对来说简单易行，成本很小的暗杀行动就被革命党人所看重，比如吴樾就表示“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革命党人普遍认为暗杀仅仅靠“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就可以，“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的确者，不可同日而语”，这可以说是其心理的准确写照。

就连曾经对暗杀手段不屑一顾，认为是“小儿之见”的汪精卫，后来也对暗杀行为大为赞赏，并转变态度表示”暗杀之事，独夫民贼之肉以惩不轨，岂不甚善”，并付之以行动。可见当时革命党内部普遍认为暗杀行为是一条胜利捷径，比武装起义要简单的多。

荆轲刺秦王

受到传统刺客游侠文化以及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中外双重影响

在封建社会虽然朝廷对于刺客游侠之类一直持镇压敌视态度，但其影响一直在民间渊源流传，往远的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堪称“刺客圈顶流”经久不衰，而就拿清朝本身来讲，女侠吕四娘夜闯紫禁城杀死雍正的传说流传甚广（当然只是野史传说），内务府大厨陈德在“下岗”后也曾刺杀嘉庆皇帝（失败后被凌迟处死），而张文祥杀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案件也不过才过去几十年。

因此，刺客游侠之类事迹也深刻的影响了革命党人，比如吴樾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孟侠”，而女革命家秋瑾干脆自称“鉴湖女侠”，可谓豪气十足，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更是撰文声称“霜矛雪戟，雄剑宝刀，折枝之枪，开花之弹，专诸聂政荆轲舞阳之伦”，鼓吹效仿荆轲等刺客进行暗杀。

秋瑾（1875年—1907年），女，字竞雄，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

除了传统文化以外，当时的俄国革命者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自1825年，沙俄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军官组织发动反对沙皇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沙俄革命组织开始盛行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针对沙俄高层的多次暗杀，甚至在1881年成功的炸死了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革命党人对此相当推崇，章太炎就称“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可见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颇深。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

可以对清廷高层起到震动恐吓的效果，扩大革命影响

历数革命党人暗杀的对象，不是皇族宗室，就是高官大员，都是清廷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革命党人认为对这些人搞“定点清除”，可以震慑统治阶级，带来较大影响，对高层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比如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后，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就颇为恐惧的说“自是而后，我辈将无安枕日矣”，可见对清廷大员的震动。

而良弼在遇刺断气之前，曾留下遗言称“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此话确实一语成谶，随着良弼身死，清廷的强硬派也失去了主心骨，结果十余天后溥仪就宣布了退位。可以说，这些暗杀活动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宣统帝，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暗杀也被革命党人视为一种对清廷的复仇行为

清末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相当数量的志士惨死于清廷的屠刀之下，因此，革命党人就将很多积极镇压革命的清廷大员视为刽子手，欲处之而后快。

比如曾多次镇压革命的清廷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就被革命党人进行了多次暗杀，并两次身负重伤（不过此人后来不仅倒向革命一方，还劝说其他清军将领投降）；而端方于1911年在四川大肆镇压“保路运动”，最终也被革命党人枪杀身亡，其首级还被游街示众，也可见对其的憎恨。

四川“保路运动”

清廷虽然在1912年正式寿终正寝，但暗杀风潮却不仅没有收敛相反愈演愈烈，从孙中山手中夺走了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就指示刺客暗杀了已经改组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宋教仁，而施剑翘则为父报仇成功了刺杀了曾经威震一方的大军阀孙传芳。

蒋介石上台后，更是指示戴笠为首的军统局，对政敌异己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暗杀；而老蒋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却也屡屡成为了上海“斧头帮”首领，号称“暗杀大王”王亚樵的目标对象。民国舞台不断上演的暗杀大剧，也算是当年革命党人不经意间留下的“遗产”。